传统儒学的思维方式及其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11 《现代哲学》1998年03期 佚名 参加讨论
王成儒 传统儒学的思维方式，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就其宇宙观、认识论及道德践履中一些主要的思维方式，进行理论，并突出其现代转型的意义。 一 （一）本根终极思维 中国古人先民关于“天”的观念，当是早期由自然泛神的多元崇拜向一元崇拜过渡的结果。可以想象，在早期文明之时，不管自然现象的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还是社会政治的治乱兴衰、朝代更替，亦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纵横交错、上尊下卑……，对这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一切的一切，做本根终极式的思考，追究其最后的原因，势必寻觅于苍天的颐指气使，“天”便成为宇宙间的“第一原理”。这种本根终极式的思想方法，逐渐为儒学认同并改造成分析自然现象、论证社会政治以及理解人间伦理的致思趋向。 殷商时期，各种古代文献集中地反映出“天者，诸神之君”的命题，“天”成为存在的终极本原。周代初期，尽管有“天”、“帝”相通的观念，可“天”依然是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理。春秋战国之时，孔孟思想中，孔子的终极思维周旋于“天”观念的左右，但始终没有冲破天神至上的藩篱；而孟子论天，则明显地是把天看成有意志、主宰世界的人格神。汉代大儒董仲舒，极其精细地论证了“天者，群物之祖”的命题，“天”成为其思想体系的第一概念，把本根终极思维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元明清时期，“天者，理也”遂成为大多数哲学家通过本根终极式思维所共同承认的核心命题。 传统儒学的本根终极思维，以天为极限目标，经历代哲人的反复思想，“天”内含了自然、政治、伦理等极为丰富的内容。从自然之天的至高无上、覆露一切，到天神、天帝的至尊威严、君临诸神，再到人们头脑中的天命统涉一切，注定一切。有天神的绝对权威，就有经典的天经地仪；有天理的绝对至上，就有纲常的不灭万年……呜呼“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儒学的本根终极思维，其结果论证了封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至上性与永恒性，成为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与存在的重要理论依据。 儒学通过本根终极思维，形成的以天为核心的哲学诸命题，是中国古代哲人通过自己的思想方法，聚集到以天为焦点反映出的宇宙本根问题，是中国古代哲人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形式表达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有着强烈的东方哲学意味。 （二）统合一体思维 就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而言，思维的样法决不会是毫无联系的异想天开，而是竭尽能事地寻觅最大限度的联系。而这种最具广泛联系的思维倾向，最早引出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性思想。古代典籍中称之为“一体”、“统体”、“大全”之类，姑且把这种整体性思想归结为“统合一体思维”。 传统儒学的统合一体思维，由殷商之际的《周易》之天、地、人“三才”合一思维为代表，发其端绪。《周易》不时表明了一种最为古老、最为久长的思维方式，即自天而地而人，一个“天道——地道——人道”的连成一体的思维结构。在西周、春秋时期，以“天人合一”为中心的一体思维业已奠定，孔子以为“知天命”是认识的崇高境界，指出“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信仰天命决定世道，上天意志（天命）与人间统治（圣人）直接联系起来，统治者知天命，按天命行事，即实现了天人合一。孟子沿着这一思想继续推进，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内在修养达到与天沟通，企图通过主体的力量实现天人合一。倘若说孔子将“天”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那么孟子则赋予“天”以更多的道德属性。而至《中庸》时，则将命、性、道、教视为一体，认为人的本性由天命决定，顺着本性就是道，循其大道才是教，主张在“诚”的精神上，实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以“天人一也”为核心原则，构建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其形式上看是由天至人的天人同类，可实质上却是由人至天的天人合一。宋明时期，天人统合一体思维，已成为较为广泛的一种思维方式，又表现为多重含义。理学家认为，从性与道上说，天人一体，天人一道；从心与性上说，天地之心，一人之心；而从体与用上说，物我一体，天人一体。可见，在理学家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天人一体，原本为一，原初即是统合一体的，而不需要合二而一。 传统儒学的统合一体思维，历经百代，早已根深蒂固，终成一种定势，传统不断。这种统合一体思维，是建立在自身道德省察及直觉体悟基础之上，在思维整个宇宙、社会、人生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其实质是在人道的基础上去认识天道，进而使两者达到统一，形成“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三）直觉体悟思维 从思维过程来看，通过经验的综合，运用思维的概括、飞跃，可以进入统合一体。但当综合经验力所不及，甚至有些根本无法通过经验把握的地方，尚且连分析概念都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又想进入一个统合一切的完全境界，惟独靠直觉与体悟。因此，统合一体思维便与直觉体悟思维相伴而生。在古代哲人那里，直觉体悟思维即“体道”、“体认”、“置心物中”。其实质是通过理性的智慧神志的悟性，与认知对象认识客体的一种融汇贯通，以悟性去把握对象之整体。 孔子曾教诲弟子用“一以贯之”把握儒家学说的整体、大全，用“一言以避之”概况其学说的全貌、大体，并以这种悟性去追求、去体认“性与天道”的合谐一体；用“下学而上达”去启悟对学说的贯通理解，而“上达”的实现，有赖于“下学”基础，于是产生飞跃、超越，由“下学”而进入“上达”，悟入统一。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提倡“良知良能”，肯定“万物皆备于我”，强调“本心”的内省智慧，反身而诚，直觉体悟。这为后来理学的直觉思维，特别是陆王心学提供了思维方式的源泉。至宋明时期，张载提出“大心体物”，二程主张“以心知天”，朱熹倡导“置心物中”，直至陆九渊的“自存本心”，王守仁的“致吾心之良知”，终把儒学中以“心”为思维中枢的悟性思维发展得淋漓尽致。“心”是认知的主体，同时也是认知的对象，既是思维的主体，又是思维的对象。 传统儒学的直觉体悟思维，对儒家学说及思想的广泛普及、深入人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直觉的方法，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践覆、道德自律、内心反省，甚至安贫乐道等方面的实践过程，充满着个人理智上的经验。 （四）内因主体思维 儒学特别注重从因内主体出发，对一切外在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阐释及追究原由，从而形成为一种内因主体思维方式。它旨在以主体为基点，以内因为中心，或由内向外逐级扩充，“以身作则”；或由外向内寻找原因，“反求诸己”。一则通过自身的榜样力量，感化对象，影响对象，促使对象向楷模看齐、认同，用以实现主体的要求与目的；一则通过自身的反省过程，自责自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儒学的内因主体思维，在先秦时期的孔、孟、荀三子思想中依次得以逐渐发展并走向高潮，无论是孔子的“正己以正人”，还是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抑或是荀子的“自存”、“自好”、“自省”、“自恶”，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内因主体思维的方式。通过这种思想，传统儒学长期提倡内因主体的积极精神，围绕着内因主体，儒学尤为重视自我修养，推崇“从我做起”，从内心做起。宋明时期，理学家则议论“心”、“性”学说，在楷模的身后，挖掘更深层的内在本质，着力于内省意向，解决道德主体的内在动因问题。 内因主体思维，追求“以身作则”精神凸现了主体的积极作用；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精神，则涵育着一种自我批评的思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世法则，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儒学的内因主体思维，构成了东方文明突现个体谦逊、礼让、自尊、自责等美德的理性基础。 （五）外因客体思维 儒学以注重道德的培育与修养著称于世，其基础理论即承认道德主体被认定发挥主导作用之外，那么客观环境对道德的形成与改变，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学倡导通过选择环境，改良环境，甚至营造一种好的氛围，来塑造人们的道德形象，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强调外因客体在道德形成中的观点，其思想方法属于外因客观思维。旨在对环境、氛围一类的外因客体提出必要的要求、营造。 在先秦儒学中，孔子提出“里仁为美”、“毋友不如己者”；孟子倡导“取友之道”、“端者取友必端”；荀子则强调“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以及“待师法然后正”。孔、孟、荀分别从“乡”、“友”、“师”三大方面，全面阐说其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取决于外因客体的诸种状况。 传统儒学的外因客体思维，为中国历史素来一直重视道德的熏陶与情操的陶冶，提供了理论的前期论说。而这种外因客体的积极思想，为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甚至创建一个高尚的文明环境，均有重要的意义。 （六）中庸适度思维 传统儒学一向推崇中庸之道，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亦或政事、处事领域，贯穿着中庸适度的思维。特别是“和为贵”的原则，既已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准则，又已成为思维追求的目标。这种中庸适度思维，旨在通过对事物作两端的剖析后，寻求一种两极的折中，偏倚的公允，从而达到完善的同一，矛盾的融洽、协调，不失为解决对立与冲突的一种方法。 儒学的中庸适度思维，通过孔子首倡“中庸至德”，尤其是道德践履上的适中交往原则，给儒学的长期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先秦儒学之中庸适度思想，基本上是以“执两用中”为指导思想，无论在道德行为上，还是政事施行上，始终贯彻着“比中而行”的宗旨，而这一宗旨一直延续到程朱理学的政事、处事方面。孔子推崇“中庸至德”，倡导“适中交往”；孟子强调“执中”与“知权”原则；荀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比中而行”。至宋明理学时期，二程提出处事以“中”，朱熹则重在政事以“中”，且在对“中”的理解上进行客观事理的规律上思维。因此，二程重于“义理”，旨在处事以“中”的探讨，朱熹则侧重于“改制”，意在政事以“中”的研究。至叶适之时，提出“中庸无对”的命题，把中庸适度思想推向了理性的深层，充满着对事物本身具有辩证属性的理解。 如果说先秦的中庸适度思维，是在认知事物本质的初级层面上进行思维的话，那么，宋明理学的中庸适度思维，则是发生在事物本质的高级层面上进行思维的产物。因此，“执两用中”，意味着思维过程总是伴随着从两极的对立驶向平衡，而“中庸无对”，则意味着思维过程的直指“中正”，超越两端。前者总不免伴有折中思想的嫌疑，而后者却大有辩证思维的意味。 二 把传统儒学的思维方式置入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显示出有它的独到之处，同时在向现代思维转型过程中又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宇宙观上，传统儒学持本根终极、统合一体的思维方式，具有思维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显著特征。这种思维方式，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纳入一个总体过程进行思考，“穷究一切”，“观其会通”，寻找它们之间的终极原则和统合联系，追求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天人合一”。人依靠自然而存在，自然又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突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存在及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可见其统合思维虽然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分析思维，但却朴素地表现出类于当代系统论思想的整体思维原则。因此，传统儒学的统合一体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它不仅在人体科学如中医学领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趋势，以及科学的日益整体化倾向，在思维方式上有重要的启迪。传统儒学的统合一体思维，由于是建立在朴素、直观，以及经验基础上，也暴露出思维具有很大的浑沌性、模糊性。历史证明统合一体思维如果一直远离精确分析，而固守整体的话，那么注定其历史命运只能是“过去的好时光”。因此，儒学统合一体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首先要融进精密分析的思维方式，使统合一体思维能够真正地既在整体上做到宏观把握，又能向内的微观层面做精确分析，进而走进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在认识论上，传统儒学直觉思维方式，具有注重向内发掘的特征。这种思维旨在通过主体自悟、意向，直接使内心的思维与外在整体大全对接起来，达到由内向外的完全把握，使认识论上的直觉体悟、内省意向与宇宙观上的统合一体相结合。实际上，它是统合一体思维的宇宙观在认识上的必然反映。从中国历史上看，直觉体悟思维曾在伦理道德、美学艺术等领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巨大的影响，始终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说，时至当代，在科学思维中也不可能没有直觉，它依然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毕竟直觉思维需要同逻辑思维紧密结合起来，应当以逻辑思维为基础，才能真正发挥其认识与创造的作用。但传统儒学偏偏是少于概念的分析与精密的逻辑，如此使得直觉体悟思维往往带有神秘的色彩，最终形成了传统的内向型思维。在认识论上的现代思维，直觉式、跳跃性的思维方式显然更具有当代色彩，但它毕竟不可能归结为直觉；因此内向型思维方式更应走出自己印证自己主体自悟的狭隘范围，逐步向外向型思维发展，放眼世界、极目远望，这对传统的内向型思维方式向现代转型来说，又显得是何等的重要！ 在道德践履方面，传统儒学持内因主体、外因客体及中庸适度思维方式，具有注重内外因结合、行为上的“比中而行”特征。从内因主体与外因客体两种思维方式来看，这种思维既强调了内因主体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榜样的无穷力量；同时又注重外因客体的环境氛围之重要作用，追求主体之外各种条件的感化教育功能。这些在道德修养方面不失为是一种较为全面的思维方法。而中庸适度思想，则在道德践履上倡导“适中交往”、“比中而行”，直到从“处事以中”上升到“政事以中”，表现出中正、适宜原则的广泛运用与实践，对避免处事及政事的走极端现象提供了思维方法上的保障，可以说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中庸适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最为关键的问题，无非是一个“中”字而已。从传统儒学的思维过程来看，“中”字大多权限在道德行为的范围以内，要求不偏不倚，适中而行，其正确性应是确定无疑的。至于从“处事以中”过渡到“政事以中”，其“中”的客观性标准，即将“中”字把握在事物的本质及本质间的联系上，放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中考察，不依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这样的话，中庸适度思维就可以粉碎那些折中主义的讽刺与一切诬蔑不实之辞，从而走向现代思维，完成转型。 研究传统儒学的思维方式，并对其历史进行深刻地反思，目的是把思维方式由以往的不自觉现象转变成意识到的自觉行为，在思想深处建构起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因此，现代化的深刻理性基础，在于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对传统儒学思维方式的探索、研究与反思，希冀能引起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更为广泛地关注，以促进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进而开辟新的思维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