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戴震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47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 佚名 参加讨论
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戴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我国18世纪中叶著名的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思想家，生处“康乾盛世”，学识淹博。当时的著名学者王昶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一文中这样评说：“东原之学，苞罗旁搜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端以东原为首。”① 诚如王昶所说，戴震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戴震一生著述甚多，达40余种，其中包括小学、测算、典章制度、地理、义理等领域，亦涉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诸方面。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大家、当时学界中心人物之一，其友朋、弟子及再传弟子甚多，知名者除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等人外，尚有金榜、洪榜、程瑶田、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诸人。受戴氏影响者亦不少见，尤其是扬州学者，如汪中、焦循、李惇、贾田祖、刘台拱、凌廷堪、阮元等人。他们或推崇戴氏考据学成就，传播其学；或循戴氏考据学方法，从事经史考证，成绩斐然。经过他们的努力，戴氏考据学逐渐发展为蔚为大观的一派之学，成为乾嘉时期与惠栋吴派并行的皖派。但是在戴震的心目中，考据之学固然十分重要，义理之学则为其最终目的，他临终自称：“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之名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② 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无论是在追随江永求学时，还是在与惠栋相见后，由考据进而上求义理都是其一生追求不懈的目标。故而对生平著作，自认是以考据求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③。其治学次第基本是由小学训诂到上求义理，或可说其所治之学大体为两类：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 作为考据学家的戴震与作为思想家的戴震，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以及建构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时，尽管侧重点、出发点不同，但其归宿、目的却是一样的：即都在于阐明和发掘隐含在“经言”背后的迥异于程朱之学的“价值系统”。因此，对戴震的两种研究途径不应绝然分离，而应是相辅相成。但是学术界对戴震的全面认识却是经历了很长的曲折之路，能够做到不为外界学术权威、风气和政治干扰，理性地按照其内在的逻辑理路进行探讨，其中经历了好几代学人的努力。在戴震生前与死后很长时间里，他的义理之学，却因知音寥寥，相对被冷落。章学诚是戴氏义理学的最早知音，④ 但他虽能赏识戴氏《原善》、《论性》诸篇，却不赞成他攻击朱子。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之类的义理著作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门人中仅洪榜认可并推崇，以为功不在禹下。为此洪榜还与乾隆朝倡导汉学风气最力、最维护考证的朱筠有过争论。⑤ 此后有焦循、凌廷堪私淑戴震，汪中、阮元、孙星衍等人亦对戴震义理思想有某种程度的继承。尽管如此，但比起考据之学的兴盛，戴震义理学清末之前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甚至可以说，戴学后续者大都只承继了一半的戴学，戴震的完整形象已不甚清晰了。戴氏考据学一直传人甚众，义理学却被人忽视。其地位是学术史上的，而非思想(哲学)史上的。 今日戴震在学术、思想上完整地位的确立，与清末学者对他的阐扬密不可分。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一文对此已经有论述，他认为在这方面，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民初梁启超等人借纪念戴震诞生200周年之机所掀起的研究高潮，促使戴学渐成显学。⑥ 但他仅从历史角度，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考述，很少从学术内在影响进行分析，有些略嫌空泛粗疏。本文试图详细分析戴震学近代以来发展脉络，重点说明刘师培在戴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以及他的研究所以如此的原因与特点。 所谓戴学其实就是关于戴震研究的研究，是关于戴震研究的知识系谱。这里就有一个不断添加的过程，戴学也就在不断地被解释过程中逐步完善。在清末之前的关于论述戴震的文章，有钱大昕的《戴东原传》、洪榜的《戴先生行状》、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年谱》、凌廷堪的《东原先生事略》等文章，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也颇为推崇。正如上文所说，这些论说都是片面的，戴学也是模糊的。今日戴震在学术、思想上完整地位的确立，钱穆、侯外庐都认为章太炎有首功。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戴东原”一章说：“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特取其排击程、朱，以清末治程、朱率恶言革命也。”⑦ 侯外庐也说章太炎“是近代首先评论戴学的人。”⑧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章太炎对戴震的论述不仅没有大的突破，反而有很大的成见掺入其中，不仅过于简略，而且带有政治意图，借题发挥，决不是科学研究的开始。从1900年的《学隐》到1902年的《清儒》，章太炎确是论及了戴震。《学隐》以魏源攻击戴震等乾嘉考据学者的话为由头，斥责魏源媚清，目的却是斥责康有为等媚清。他在《学隐》十三这样论述：“定宇殁，汉学数公，皆拥树东原为大师。其识度深浅，诫人人殊异。若东者原，观其遗书，规模宏达，执之故可知。当是时，知中夏睕黯不可为，为之先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乎？……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天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烣矞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如是足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圣武记》以为一书，才士悉然，东原方承其流奔命不给，何至槁项自絷，缚汉学之拙哉？”⑨《清儒》非专论戴震之文，只是在纵论清代学术时表彰了戴震及其后学，并对吴、皖两学之分际有精辟考论。1906年章太炎作《悲先戴》，高度评价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说它足以激发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为民请命，却为乾隆、纪昀歪曲利用，教训就是“不可同专制者说理”。⑩ 然而此文强调戴震义理学“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戴氏反对宋儒义理之说，实针对清廷帝王之暴虐而发，明显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所以并未能从学术上指出他的价值。章太炎最主要的论戴著作《释戴》作于1910年，进一步阐发戴氏义理学，仍主张戴氏之说有针对清廷帝王之意，且认为其学名虽托诸孟子，而其根源，则当上溯于荀子，其理欲之论与程朱之说相异者，在于二者之范畴不尽相同。(11) 在这些文章中，章氏始终存有先在的成见，那就是戴震的考据学是无奈而为，义理学是暗藏革命思想的。其实他从来没有认真考察戴学的内在发展理路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抬高汉学以抵抗今文学派的门户之见，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抬高了戴震的地位，但是显然有欠科学。这当然与当时的社会革命形式有关，章太炎作为革命型的学者，论学难免受到政治目的的影响。直到后来的《菿汉昌言》六卷(1933)中论述戴震之学时还有偏颇，说戴震“自谓理在事物，则失之甚远也。然要其归，则主乎忠恕”。又比附戴震为萧曹，阳明为子房，“其术相背，以用世则还相成也”。(12) 当然，章氏的学术地位使得他的戴学论也产生了很大作用。后来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还说：“排击程、朱之谈，太炎亦复不取。然其分辨欲当即理，乃棣政之言，非饬身之典，实旨言也。至东原著书初意，是否如太炎所云云，兹可勿论耳。”(13) 不过，钱穆在后来区分戴氏与颜李关系，是针对章氏而发。同时指出戴震与荀子相似处则不能不说是受章的启发。(14) 真正对戴震之学做出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与估价，从而推动了戴学复兴的，是继之而起的刘师培。1905至1907年间，刘师培通过《南北学派不同论》、《东原学案序》、《戴震传》、《近儒学术统系论》等一系列专论或通论性著述，系统地阐释了戴震之学，使戴学面貌一下子清晰起来，从而开始了戴震学真正的科学研究，为后人研究戴学开辟了道路。 1905年《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连载于《国粹学报》第二、六、七、九期，其中的《南北考据学不同论》章节中，首先依照戴震的观念，用考据一词涵盖义理、考据、辞章。(15)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氏对考据学广义理解深受戴震的影响。在对清代考据学前期大家的摭拾与校勘之学的论述中，刘氏都有不满意之处，或“富于引申，寡于裁断”，或“鲜下己意，义尚墨守”。直到论及江永时才对徽学的“实用”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戴震。文中要言不繁，不仅精要地论述了戴震的学术成就，而且重点评价了戴震治学的特点与方法。“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这就点出了戴震治学与他之前的学者不同特色，这也是戴震独特的历史地位所在。在方法上指出戴震“辨彰名物，以类相求，则近于归纳”。尤其可贵的是，刘氏将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学相提并论，指出戴氏能够“于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穷理”。而且戴震的“格物者格物类也，穷理者穷实理也。与宋明虚言格物穷物者不同”。(16)《孟子字义疏证》的作用是“凡俗学之误民者，必排击防闲，使卮言日绝”。(17) 在这里刘氏论述了戴氏的哲学成就，对于戴震的学术有一个具体而全面的论述。与章太炎简单的比附相比，刘氏则更重视从学术特点出发，从而真正彰显了戴震的学术地位。 戴震本以考据学为学界瞩目，而刘师培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五期发表的《东原学案序》却基本不谈其考据学，而以其超迈前儒的义理学为阐释对象，指出：“近代以来，鸿儒辈出，鄞县万氏、萧山毛氏渐知宋学之非，或立说著书以与宋儒相诘难，而集其成者实惟东原戴先生。东原之书，以《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为最著。”在清儒中，“惟东原解字，其界说最为精严”，同时指出戴震说“理”与宋儒的不同，东原解“理”为分，以理为同条共贯，欲在理中；归纳戴震的义理学特点是：“必衷训诂，则功在正名，讲学不蹈空虚，则学趋实用。”(18) 刘氏充分肯定了戴震的历史地位，“中儒之言理欲，未有及戴氏者”。(19) 1906年《国粹学报》第十三、十四期连载《戴震传》，刘氏对戴震有了一个全面的评述，观点与以前没有大的变化，对戴震的考据学和义理学各方面综合论述，其中阐明戴震治学特点是：“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非求之六经，孔孟不能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通其语言。”这里不仅仅是考据、义理并重，而是强调“是则先生之学，以小学为入门”。也就是说，以往清代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所看重的戴震的考据学在这里成了义理的基础，真正的目的在于求得义理：“则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谓特立成一家之言者与？”(20) 至此，戴震学术的价值才全面展示在人们面前。刘氏的论述在很长时间没有被人超越。甚至后来的胡适很多观念都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比如他说戴震“在清儒中最特异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他不甘心仅仅作个考据家；他要作个哲学家”。胡适归纳出戴学异于清儒的两个要点(“此学不仅在故训”；“空所依傍，而惟求其是”)也没有超出刘氏的论述。(21) 在刘师培之前，对戴震的论述，除了章太炎之外，还有王国维和梁启超。1904年王国维撰《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指出戴震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元的《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远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惟一可纪之事也。”(22) 他认为清人的义理学不如宋人，戴震的义理学也不过是区别于考据学的琐碎特点而稍具哲学特色罢了，也并没有对其思想深入论述。梁启超在1904年(23) 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谈及吴、皖考据学时，基本依据章太炎《清儒》一文以立论。他虽对戴的治学方法有所赞扬，认为“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诬也”。但是“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24) 王、梁对戴震的这些论述，都是浮光掠影的，戴震的学术在他们文中是半个身子，残缺不全。1924年1月19日，是戴震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以此为契机，由梁启超、胡适等著名学者发起，北平学界在安徽会馆隆重举行了各种活动，使对戴震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戴学由此渐成显学。 刘师培之所以能够正确而全面地把握戴震，这与他的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刘师培作为扬州学术(25) 的殿军人物，推寻扬州学术源流时常常借重戴震与皖派。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一文中一则说“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再则说“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有时徽扬并称：“徽扬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核，以穷理为归”(26) 而且刘的家学渊源推算起来也是戴学的流衍，他的曾祖父刘孟瞻(文淇)先生“是江氏之三传”。这些都能激发刘氏的学术责任和自豪感，常常以振兴戴学自任，“故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则发挥光大，固吾乡学者之责也”。(27) 在这样的大的学术背景下，加上他自“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诂”，(28) 认为戴震之学“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29) 除对戴震和皖派考据学的强烈认同与称誉外，刘氏还是戴震义理之学百年后的知音。他不仅对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义理学成果给以充分肯定和多方阐释(30)，而且用学术实践发扬其义理学，他的《理学字义通释》实为仿《孟子字义疏证》之作。他曾数次征引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中的话：“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表示认同和遵循，并在学术实践中作为基本方法加以运用。可以说，他之推崇戴震，是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当然，他的这些作法最近的影响可以追溯到阮元。阮元也是主张“推明诂训，实事求是”，并且在《揅经室集自序》中说：“圣人之道，辟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31) 刘师培对戴震的研究，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了戴学的“实用”原则。戴震认为理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能力，通过学习和践履，即可把握事物之则(理)。他说：“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32) 因此他认为“凡事履而后知，历而后难”。(33) 在道德修养上，戴震对理学闭门静坐，“冥心求理”的所谓复人性之初的做法深恶痛绝，认为道德修养离开践履，不见诸行动，不外缘木求鱼。他说《大学》谓“明明德”，是说行事有德行，“人咸仰见，如日月之悬象著明，故称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则有一事之掩亏”。(34) 又说：“人伦日用之事，实责诸身，观其行事，身之修不修乃见”。(35)“征之践行，身之修不修乃见”。(36) 戴震“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讲学不蹈空虚，则学趋实用。当然这里不仅仅是现实用处，更多的指实学，偶尔也指学问与国计民生的好处。“实学”重实证，就其取证特重汉儒经注，又称“汉学”。刘氏四世传《左氏春秋》之学，所以看重汉学亦为家学传统。不过刘氏的“实用”有时确指真正的用处，比如在不满清代校勘与辑佚学而对徽学赞扬的标准就是因为徽学所作比较有利于民生。评价戴震的地理学是“地理家致用之学也”。(37) 而且刘师培早年曾经写过《农民疾苦调查会之章程》、《中国民生问题论》，(38) 还作过民生问题以及经济问题的演讲。(39) 刘氏一生对实学很是重视，所以能够发掘戴氏的实学特色。 另外，刘师培还保持了扬州学者所具有的“会通”的特点，所以对戴震能够全面认识。刘氏虽家传古文经学，但是在四川国学院时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相交甚欢。(40) 就其治学范围而言，也继承了戴学，《遗书》包括群经及小学、学术及文辞、群书校释、文集，对于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等考据学都有研究，而且也撰有义理学著作《理学字义通释》。戴震多次提出和论述了自己的经典解释方法论，如：“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相接以心。”“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41) 这样一些方法为刘氏所接受并予以肯定：“惟东原解字其界说最为精严。”(42)“会通古说，匡违补缺”。(43) 再次，刘师培还能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最明显就是从徽州的地理环境出发。他说：“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44) 刘氏论戴学没有孤立地看戴震，而是把他放在整个学术史来论证“南北学派不同”，这样就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不至于像章太炎那样为政治目的所拘束，从而能够得出比较正确的观点。 综上所述，刘师培因为独特的学术背景以及自己的学术兴趣，较早对戴学作出了全面而正确地评述，是戴学的得力功臣。 注释： ①《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2—33页。 ②《与段若膺书》，《孟子字义疏证》第18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东原集》卷首，宣统二年(1910)渭南严氏成都刻本。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④章学诚指出：“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答邵二云书》，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第553页。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⑤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⑥《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 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6页。 ⑧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384页。 ⑨录自《检论》卷四，《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 ⑩吾悲夫戴君之术，以理夺势，而曰：“今之治人者，视古之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呜呼！戴君生雍正末，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闽洛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以泯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不故耶？(《悲先戴》，1906年11月《民报》第九号，《说林》，署名太炎。) (11)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故摭取闽、洛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述，为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又谓衽席之间，米盐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节而民无瘅。……究极其义，及于性命之本，情欲之流，为数万言。夫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棣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明之君臣，负洛、闽之法度。纪昀以来，负戴震之法度。……问者曰：戴震资名于孟子，其法不去欲，诚孟子意耶？……寄于儒名，更宾老聃，以孟轲为冢子，斯所谓寓言哉！(原载《学林》第二册1910年，选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6—537页。) (12)《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 (1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6页。 (14)“今考东原思想最要者，一曰自然与必然之辩，一曰理欲之辩，此二者，虽足与颜李之说相通，而未必为承袭。至从古训明义理，明与习斋精神大背。若徒以两家均斥程、朱，谓其渊源所自，则诬也。”又“是东原之所指为性者，实与荀卿为近，惟东原以《孟子》性善之意移而为说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2—396页。 (15)“近代之儒，所长者固不仅考据之学，然戴东原有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考据之学，则训诂典章之学皆可以考证一字该之。’”语见《刘申叔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554页。 (16)《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17)《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18)《左庵外集》卷十七，《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3页。 (19)《左庵外集》卷十七，《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0页。 (20)《左庵外集》卷十八，《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1823页。 (21)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页。1925年刊于《国学季刊》，其中往往强行将考据学作为科学方法与作为思想的民主划上等号并没有将戴震学术放在科学研究的基点。 (22)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王国维遗书》第三册第4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 (23)夏晓虹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导读》认为，1902年3月起《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横滨的《新民丛报》“学术”栏发表，署名“中国之新民”。对固有文化的批判意识，即是肯定优胜之处的分量往往不及揭发短缺来得重。西哲的启示在梁启超摆脱崇古尊圣的旧学体系上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25)此处不称扬州学派而称扬州学术，是依据孙钦善先生《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一文的观点，参见《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26)《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 (27)《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3页。 (28)《左庵外集》卷十七，《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3页。 (29)《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3页。 (30)《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9页。 (31)阮元：《揅经室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32)《孟子字义疏证·理》，第7页。 (33)《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34)《孟子字义疏证》附录《答彭进士元初书》，第164页。 (35)《孟子字义疏证》附录《孟子私淑录》卷上，第133页。 (36)《孟子字义疏证》附录《中庸补注》，第205页。 (37)《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2页。 (38)原载《天义报》第八至十合册署名申叔。 (39)参阅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版，2003年。 (40)龚谨叔：《蒙文通先生传略》第185页，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第59页，蒙默《蒙文通学记》。 (41)分别见于《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页、第168页、第177页。 (42)《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9页。 (43)《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44)《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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