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21 龚鹏程 佚名 参加讨论
自台湾飞北京後，又去了趟新疆。新疆的茫茫雪原，极其壮美，惜不能久留。在八卦城商量了一下城市展览馆的事，便匆匆赶回来上课。 本学期仍开《文心雕龙》研究。周四上午十点在北大理教413。这课在台湾讲过多次，但根本没有讲义或大纲；在北大也讲过两番，可叹旧稿也丢失了，现重新整理起。 我受四川成都都江堰政府委托办理的国学公园亦要开园啦！ 这个公园，网上有介绍说：「在都江堰玉垒山脚一个风景优美的马蹄形山湾中，毗邻离堆公园，有一座始建於五代的古老文庙。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一个秘密，但是外地人却难以见到，因为这座文庙隐蔽在原都江堰中学校园内。文庙始建於五代时期（约907年），为祭祀孔子之专祠，由邑绅捐资修建。明洪武初（约1368年）迁至城东杨柳河东岸。明末毁於战火。後多次修建，至光绪七年（1881年）完成所有建筑群。1929年，改建为县立初级中学校；1952年，改灌县中学。"5.12"大地震中，颇有损坏。2010年，都江堰市政府按清代形制和布局恢复重建。不久将在这里建成围绕文庙为主题的公园，也将成为市民与游客休闲的好去处。」 公园的核心是文庙。天下文庙多矣，但几乎都没什麽功能，我则要恢复它的文化、教育、礼乐作用，并在其中设国学院，宏阐正学。办学的大体情况，《教育家杂志》恰好有一专访，附於後，以见大略。三月就会开班，四月清明节则会举办内地较少见到的春祭祭孔。 左庙右学，文事武备——龚鹏程谈当代书院 根据"旧酒"，改造"新瓶" 记者：龚教授您好，我们是《教育家》杂志记者，我们刊物本期的封面选题是"向书院学什麽"，希望听听您对书院的理解。 龚鹏程（以下简称"龚"）：现今的书院乏善可陈。国内现存的书院多不成气候，或则是挂羊头卖狗肉。究其原因，第一，规模较小；第二，对何为"书院"缺乏认识，错将私塾称为书院。私塾是蒙学，如何能称为书院？ 又譬如"白鹿洞书院"，虽有大旗号，却只发挥着旅游点的作用，并不是教育机构。它隶属於庐山风景管理处。在旅游淡季，冷冷清清，仅有少数游客。旅游功能不彰，因为普通游客对於这样的旅游点也没有兴趣，偏僻且规模小。而在旅游旺季，游客增多，又无力接待。长此以往，连一两个小卖铺都无力经营维持。除了倚靠门票收入，基本上也没有其他功能。 记者：我们称向书院学什麽，其实就是说向古代的书院学什麽。听说龚先生在都江堰兴办文庙，有恢复"左庙右学"传统的打算，不知您的书院打算如何展开？ 龚：历史上，孔庙一定是"左庙右学"，两个功能合在一起：一个是礼仪功能，通贯古今历史；另一个是教育功能。同理，古代的书院也一样，既有教育功能，也有祭祀空间，还是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孔庙也可以称为：在书院没有兴起之前的书院（书院是唐朝时期兴起的）。而後来的书院在各地办学，其实也维持了与孔庙相同的作用。 现在我们在都江堰兴办文庙，也是一样。第一，彰显孔庙本身的礼仪功能。让孔庙重新成为令所到者产生带有宗教性的仪式感的空间，让人能在此能有所体悟。西方世界有宗教的教堂，而在中国，孔庙是文化的教堂，也只有孔庙才能担负这样的功能。当然，光有仪式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给人提供心灵上的寄托和情感上的皈依。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实施具体的教育课程。而这也正是为了解决大陆读经教育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国内现在有许多教育机构开展读经运动，有这麽多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国学经典，但是，他们最多读到中学，进入高中之後，怎麽办？还是不得不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回到国内的高校体制，由此，原来在经典上所耗费的精力、所学的东西就被硬生生地切成了两段。有没有方法，让国学经典的学习继续延伸？ 所以，我准备兴办"国学专修学校"，正式开办各种层次的课程，承接现有的小学、初中的国学教育，从高中、专科、大学、研究生，一直办上去。小学可能也要开办，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重心所在，各地已经有许多读经的尝试，我们要做的是，补充现有教育框架中缺少的东西。在课程的设计上，我们会增加诗教、作文等内容。国内以前的经典教育只有诵读，究其根本，是没有师资，因为诵读不需要师资，老师只要普通话过关，就可以带领小孩朗诵。而我们会在这一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形式。 复兴"六艺"，打造有生命的学府 记者：这些新的形式，是解经，解读经典吗？ 龚：并不是。小孩子并不以理解力见长，但感受能力很强，小孩子喜欢玩。我们希望小孩子在活动中感受经典，因此我们更强调传统的"六艺"。比如诗歌的吟唱、诵读、对联、诗钟、猜谜……传统教育形式里有很多小孩子可以边玩边学的游戏，用这些来弥补国学教育只偏重诵读的不足，并继而完成二十年国学恢复过程中的未竟之事。 过去我在台湾办过两所大学，我的旗号，或者说广告词是："以传统书院的精神来办现代大学"。当时我说：我们为什麽要花这麽大力气，每一分钱都从社会上募集，集合一批人力，来办一所新的学校？正是因为我们不满於台湾当时的教育状况。那麽我们要以一种什麽方式来办学呢？当然是以传统书院的精神，但却是符合台湾"教育部"的体制，而恢复传统书院精神的大学。当时的思路，是将传统书院的内涵体现在现代大学的制度里面。这是我办两所大学的路数。如今我仍然认为是成功的。 两所大学在我负责的十年之间，每一年接受台湾"教育部"的评估，在新办院校中都是最好的。我们的通识教育，在全台湾也是最好的。我们为每个学生开列了二十本经典必读数目，除了国学经典，也包括西方经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古希腊悲剧、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生们自主选择，在四年之间精读八本经典。 考试方式和教学方法都无一定之规。学习的方式非常特殊，并不单纯的诵读，而是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只进行必要的引导。考试的形式也非常灵活，比如我们教《六祖坛经》，最後的考试就是让学生写"偈语"；读莎士比亚，考试就是排演一出剧码；礼乐教育则为学生准备了成年礼、射礼……我们还有"雅乐团"，要求所有科系的学生都学习古琴，而古琴成为台湾地区大学的正式课程也正是从我们学校开始的。 过去的实践，就是尝试将传统书院和现代教育体系进行糅合，并做新的展现。通过大量的尝试，我认为，最大的成功，不在於用"新瓶"装"旧酒"，而是我们改造了"新瓶"，顺着这样的思路，反而拓展了现代教育的很多空间。 我自己开创了十几个新学科，比如说"生死学"、"非营利事业管理"……等等。 （以"非营利事业管理"为例，）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学只包括两方面：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我开办了华人世界第一所"非营利事业管理所"。这个学科的名称是我确定的，当时连美国教育界对此新学科都莫衷一是。 而所谓的"生死学"，则是借鉴了美国的"死亡学"研究。在美国，"死亡学"主要在医院和护理学院开展培训课程，因为医院护理人员最直接面对人的死亡。譬如，罹患癌症的病患，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个人极其痛苦，家属也非常痛苦。因而，美国发展出相关的课程，如"临终关怀"、"安宁照护"……能够帮助将死之人安静地离世；而跨越死亡这个阶段後，亡者的亲属们处在长时间的回忆和哀伤之中，这就要进行"悲伤处理"，这在美国已经是非常完整的课程了。我将"死亡学"移植到了台湾，但并不只谈死亡，我们还谈"生"，谈生命的价值。面对死亡，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如果不知生之价值，那麽一辈子就白活了。"生死学"除了包含哲学与宗教思想，最重要的是还涵盖了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比如埃及的艺术、历史，基本上全部与"死亡"主题相关。当然，也同样包括实用的课程，比如针对医护人员和社工人员的"医疗护理"。我们更加关注，中西哲学如何在现实案例中融合，在现实案例中如何具体操作。 後来，由此衍生出了针对中学生的"生命教育"课程，而这一课程又在香港地区推广开来，因为香港地区的青少年暴力事件颇多，自杀率、死亡率都非常高。大陆这几年也在推广这一课程。 我们由"生死学"又延伸至殡葬、丧葬管理的培训。如今，台湾地区所有的葬仪师几乎都经由我们的机构进行培训，我们将中国古代的丧仪教给他们。 记者：但现在中国人不可能像古时一样，为父亲守孝三年。 龚：当然不需要守孝三年（笑）。以前，总有人以此为题，开儒家的玩笑。其实《礼记》中讲"礼，时为大"，社会情势的改变会导致礼数的变化。所以，到了南宋朱熹，已经将《礼记》中记载的礼仪进行了改造，形成了《朱子家礼》。台湾地区在清朝时期又将"朱子家礼"进行改造，更加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我曾经帮台北"市政府"编写过《市民丧葬通用手册》，进行了现代丧礼的规范。前面我提到，虽然看起来我们是用"新瓶装旧酒"，但实际上，我们是改造了"新瓶"。当代社会中的礼仪都需要进行改造才能推广。 除此之外，我还创立了"生命学"，在科学之外，还包括宗教、身心灵整合、气功、精神疗法等。此外还有"未来学""艺术管理""欧洲区域研究""出版学"等等，不多介绍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寻传统延伸至现在的精髓，打破现代教育体制上原有的框架，并改造它。 如今在都江堰，我准备延续这个思路，继续做。在外界看来，"国学专修学校"是纯粹复古的，其实不然。我们希望延续儿童读经教育，延伸而成为"国学专修"，不会与儿时的国学教育切断。从我过去办学的思路和经验来看，（这种方式）不仅能结合古代，而且对当代的社会的与教育体系能够起到催化作用，注入新的活力，开拓现有的教育格局。 记者：您前面提到的"六艺的设计"，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小孩子理解力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给予他们更多身体和生命上的体验？ 龚：你理解的很正确。理解力是一辈子的事情，会随年龄、阅历、经验的增加不断深化。小孩子的"群"很重要，在人群互动之中能够得到更多。读经当然很重要，符合孩子记忆力好的特徵。但倘若只有读经，是不完全符合小孩子天性的，会令孩子的生命力乾枯。 人不应该仅仅活在那些古老的语言、语句之中，而是应该让其成为一种鲜活的生命体会，推广音乐、诗歌、弓箭的目的都在於此。 过去我曾恢复古代雅乐，现在也要恢复射。在中国，"射礼"几乎已经失传。而在亚洲其他国家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如日本女子的成年礼就是射礼，射箭对女子的体型、心性都有好处。在珠海，我们正在参考日本、韩国的射道来恢复"中华射道"，包括中国的弓、箭、射礼、投壶等。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诗、礼、乐综合的环境中，创造学习的状态。各种知识要综合到人的内在中去。一般人说的文、史、哲融合只是知识性的，与生命体验无关。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有生命的学府。 传承古代书院之精神 记者：您刚才提到"传统书院的精神"，能够简单概括一下，这种精神是什麽？ 龚：传统书院与学校不同。 古人之所以在学校之外另外兴办书院，是因为学校是"利禄之学"，是教育国家化的产物。古代的学校无教育，与现在的学校一样，学生入学後，每个月都有考试，也读教科书，练习如何考试答卷。最终，中榜的考生多，学校就有名，与现在一样。 而书院并不是这样。第一、自由讲学，学生们向往老师的学问品德，"千里裹粮从师"。书院的宗旨，是为了学问而来，蕴涵的自由、个人、公开的精神，非国家化的精神。"白鹿洞书院"曾经代表着这一重要的精神。朱熹与陆九渊曾是最大的论敌，两人辩论过多次，但朱熹任"山长"时，却将陆九渊请到白鹿洞书院来讲学，自己还去听，听完之後，还令学生将陆九渊讲述的内容刻成碑文留在白鹿洞，这太了不起了。後来，王阳明也曾一度主持白鹿洞。这里是朱子的道场，却欢迎论敌来讲学传道。 书院虽有自己的宗旨，但同时也有会讲制度，鼓励自由的讲学。这有点类似于藏传佛教的寺庙中的"辩经"传统。开放的道场欢迎各方人士来讲论，进行大型聚会，四方会讲，这是传统书院的精神。 第二、"书院"为何称为"书"院？是因为它是藏书之所。现代的中小学校根本谈不上"藏书"，即便有书，也无人去看。做学问，是书山有路，自行探访，老师只能起到提醒、示范的作用，多半都靠自己来探寻。书院一定要藏书，并养成在"书中自求"的良好风气。这是书院与普通学校不同的地方。 现在的学校不太强调这一部分。台湾地区的学校与内地大学非常类似，大学进门都是政治人物的塑像，学校里面最堂皇巍峨的是行政大楼。这种建筑格局显然是彰显政治权力为主的区域，并不是以知识学问为主的。而学生教室，与厂房建筑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在台湾（地区）兴办"南华大学"，在建筑格局上是以图书馆为中心，图书馆是学校最大最重要的机构，我为之取名"无尽藏"，寓知识无穷尽之意。"无尽藏"一语本是唐代僧侣类似于"银行"的建制，但我认为钱并不是无尽藏，只有知识才是无尽藏。 文庙也是一样，一般的文庙并没有藏书。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孔庙本身其实是教育场所，就会重视这个问题。我已经将全套四库全书（50箱）放进去了，并计画再运几百箱书过来。 第三，书院是一种精神，书院要养成学风的研讨。书院的规模通常不太大，与现代学校不同。现代学校规模极大，而师生关系是知识买卖的关系，没有太多的机会互相砥砺了解。书院则不同，师生住在书院，关系非常亲密，书院本身是个生活场域，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拟父子"关系，是整体生命成长的空间。我们要营造这样一个场所，生命与生命之间可以互相对话、互相提升、互相砥砺。我们希望能够藉此恢复中国古代我们景仰的那些师生关系。这样也可以摆脱现在学校的功利性。 在普通学校中，文凭是"敲门砖"，这样的意图非常明显。我在北大上课，第一堂课就没有期待了，学生进来第一件事不是问这堂课学到些什麽、内容是什麽，一定先问这堂课如何评分、如何考试，若你的回答与他的想像不符，他就退课了。学生们不是关注老师的学问如何，课程内容如何。老师第一堂课就被兜头一盆冷水，顿失上课的兴趣。但是没有办法，这些都是（普通意义上的）好学生，他们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 传统之价值，正在于它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之处。 记者：有报导称，您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是否是您的本意，应如何理解？ 龚：这是我讲的一个意思，它的脉络是这样：现代人总是强调：传统文化有无价值要看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有用。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传统之所以有价值，可能正在于它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之处。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观、人生态度等，与现代社会不同，比如现代社会讲求竞争力，但《论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不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但恰恰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反省时代中的盲点、陷阱，让我们看到时代的局限。传统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现代的困境，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它可以作为我们反省自身生存处境的桥梁。 而过去的思路却是反省历史，认为传统有问题，古代有历史局限。老在指责祖先有什麽错。看古代经典，如同老师看小学生的作文，看到精彩处圈注一下；看到不满意之处，便认为这是封建糟粕，与时代不符，还美其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华、糟粕的划分是以我们自己为标准所进行的判断，当我们面对孔子、孟子、荀子……对他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的时候，难道这不是现代人的虚妄吗？ 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是一百年前西方人在反省他们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出现以後，种种人类的不愉快，种种生活上的不舒服，在西方，人们是不断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进行反省。 而我们却将西方文明当作好的，用其来攻击我们的传统，西方人讲的人的扭曲、疏离、"荒原"状况，我们却不分青红皂白，原样引进，作为现代文明的好的标志。并用这样的思路改造传统的文学艺术。这是错的。 无论我们怎麽讲，我们不是活在古代，我们活在现代。所以最重要的是改善我们的现代生活，或则借鉴古代，或则借鉴西方。借鉴西方，要看西方人如何反省现代，一种方式是从切实的体会出发，如食物品质下降、环境品质下降……；另一种是反省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这就要回到启蒙运动，回到工业文明的源头。当时（西方人）认为理性太好了，但理性的、计算的、机械式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真的能带来好处吗？有没有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思路来反省我们的现代社会的问题，对照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很多与我们现代社会不同的价值。 这个态度，恰好是我和很多研究古典的学者的不同。很多学古典的人是要回到古代，而我是要批判现代，走向未来。我在台湾创办"未来学研究所"就是这个意图。我们活在现代，需要一个更好的未来，但什麽样的未来是更好的？这需要更多文化层面上的反思。古代的书院，真的那麽好吗？其实未必，但书院中有很多与我们现代不同的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今天我们的教育的。 所以我反复强调，我不是"拿新瓶装旧酒"，我是通过对"旧酒"的理解，来改造现在这个"新瓶"。 化民成俗：批判现代，走向未来 记者：您对大陆新一代的"新儒家"，如蒋庆、秋风等学者是否了解？对所谓"儒家宪政"的问题有何看法？ 龚：这些学者我都很熟悉也很尊敬，但我不太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们一直要谈论"儒家宪政"，但却忽略了几件事： 第一、在大陆现在的体制中，谈这些问题，实质效用不大，再谈十年，恐怕也收效甚微。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麽呢？"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我们需要从能够做的事情做起。 第二，谈宪政，仍然是在套用西方政治哲学的格局在谈，包括公民等概念。中国并无公民的概念，公民是西方的概念，而且是个非常落後的概念。它将人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公民；一种是非公民，如妇女、小孩、奴隶等。一个城邦中，只有少数年长的男人才称之为公民。 中国没有这个概念，但并不代表中国落後，它恰好进步在：无论女人、小孩都是人，只有"人"这样一个概念。西方世界发现"人"是很晚的。而中国古已有"天地人"三才的概念。陶渊明《诫子书》中说"彼亦人子也"，仆人也是人，你要善待他。公民这个概念和中国古已有之的"人"的概念相差很远、落後很多。我们现在只是靠着它来重建国家体制新秩序，来培养公民素养等。 公民这个概念的源头是国家，如雅典城邦，必须有政治控制的实体。人民让渡权力给政府，而成为它的公民。套用西方政治论述来谈论"公民"，与中国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在中国，没有权力让渡问题。老百姓的权利是"天"赋予的，主政者无法剥夺我的权利，我也没有让渡给你。不存在让渡权利一说。 "树新民"这个意愿和想法还是要"启蒙"而已。以前的思路是让民众启蒙，现在则是要求执政者启蒙，打开思路，改造政治体制。 我不太参与这路讨论。我的想法是：第一、我的身份不适合在大陆谈这些，如果我也谈政治体制改革，谈宪政，会先让我很多事情无法开展。第二、我是做过官的人，特别能了解在政治上谈论这些事宜无用。我後来办学，就是因为原先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政治体制变革进行改革，当时雄心勃勃，但後来放弃了，完全没有可能。 阻力来自於政治体制背後的思路，姑且不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路。当时（为官之时）我希望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因为我知道中国文化两岸是一体的。但具体来说，两岸已经隔绝五十年，台湾有过日本统治、有台独势力，背後的认知是不同的，此时想要以官方身份进行文化交流，是很困难的，在政治设计法规中都有无穷的争辩，这是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无法体会的，以我们的力量去撼动一个政治的怪兽是很吃力的。 我估计唐宋以後的学者办书院跟我的态度和思路是一样的。汉唐儒家主要的思路是"致君尧舜上"，一直到王安石，这条路子就不通了。虽然皇帝相信他，给予他很大的权力，但结果还是失败的。到了朱熹以後，他们所要走的道路是"化民成俗"，我觉得这是成功的。 书院与很多事情是配套的，开办书院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教育体，宗族通过修族谱、聚会、家训、族规，将儒家孝悌伦理浸润进去，变成族规的契约关系。虽没有权力让渡关系，却让家族聚合。此後还由此出现了宗族法。 修家谱，所有家谱只有两种体例，都是宋人定的，一种是欧阳修的体例，一种是苏洵的体例。我们现代没有任何一个家族用宋代以前的体例，如果不是敦煌残卷，现代人根本不可能了解宋代以前的家谱体例。所以，宋代人据此将家族的血缘关系改造为了家庭伦理关系，家族变成了伦理团体。 家族之外，连结无血缘关系的组织就是书院和乡约。乡约有点类似於西方的教堂，教堂是一周聚会一次，乡约是每月聚会两三次，每次聚会都有"约长"，类似於小型学术研讨会，每次有人主讲。他们也读经，也是讲儒家经典，讲述个人体会，每个参与者都要做记录。在聚会上，对社会上的好人好事进行表彰，或对恶事进行批判。大儒颜山农到乡下，跟田夫走卒宣讲儒学，论及良知，甚至会在地上打滚，采用老百姓善於接受的方式。 中国的社会通过这些形式变成一个儒家型社会，即使没有读过书的人，也懂得"耕读传家"，忠孝仁爱，所有做人的基本的伦理都包含在其中。这种儒家型社会非佛教道教所能比拟。一个父亲无论如何虔诚地信奉宗教，也不能叫孩子要"空"、要解脱，只能教给他要忠厚老实，要诚实守信。如此，每家的家庭都变成了小教堂，一进门就是祖宗牌位，"天地君亲师"，日常生活都在这个场域。 要塑新民，是通过公民宪政来开展，还是通过化民成俗来实现呢？我认为，恐怕後者要好一点。 记者：古代大儒如何制约皇权，在皇权面前是否过於式微？ 龚：我不觉得。儒家向来讲"道尊於势"，在中国，对抗皇权，只要符合天理人道，皇权就要低头。比如异族入关，清朝入主中原，仍然要拜孔子。大家都相信"道"的时候，就形成另一种"势"，主政者要向这个"势"低头。明代皇权就开始扩张，朱元璋废宰相，在文化上，对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表示不解，听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极其反感，声称要废掉。（当时）朱元璋坐在皇座上，拿着弓箭，称谁要劝谏，就射死谁，大臣们纷纷死谏。最後还是朱元璋屈服了。与皇权的对抗、对皇权的约束，从来没有停止过。清军入关，杀人立威，但民间儒学的力量没有消失，如後期曾国藩等人。桐城派的士大夫，每天的自我反省，对於儒学的体会，不是做学问式的，而是与身心性命结合在一起的。皇权自觉服从于一种文化力量。 "儒家"或"儒教"："尽心知性以知天" 记者：美国学者南乐山在波士顿神学院宣导一种儒家基督教，甚至想把学术重镇波士顿打造成为传播儒家文明的道场。已有资料表明，基督教在欧洲正在走向衰微，而在亚太地区，基督教仍然在蓬勃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现像？ 龚：基督教在西方力量仍然非常强韧，它延伸到中国，发展极快。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宗教哲学研究水准远远超过其他宗教研究。中国道教研究最差，佛教其次，儒家再其次。佛教研究比日本落後一百年不止。 记者：您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教育有什麽样的启发和帮助？ 龚：清末民国初年，基督教对中国教育影响极大，早期的学校都是学习西方的教会办院校。京师大学堂初创的时候没有经验，也是请洋教习丁韪良来帮助。它对於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定有极大的贡献，当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 基督教办学的脉络在大陆切断了，在台湾没断。台湾的基督教兴办的学校，维系了一个特殊的传统，比如台湾辅仁大学，校训是"真、善、美、圣"，在现代大学提供的世俗化价值观和知识之外，还提供了一个另外的格局。又如台湾中原大学，非常强调全人教育，身、心、灵的整合，全人教育、通识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还有"灵"和生命的部分。这些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在现代教育体系里面，最早带动了教育世俗化的进程，但在大学普遍世俗化之後，它们反而提供了一些超越世俗化的元素。这些学校对於通识教育，灵知的教育，特别重视。我们前面提到的生命教育，尽管是我们提出，但真正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推动和实践，参与课程与活动的设计的，却是那些教会学校。 记者：儒家关注世俗生活，没有彼岸世界的超越性，可以称为儒教吗？ 龚：儒家本来就是宗教。 第一、中国是"英雄回首即神仙"（徐渭诗--记者注），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讲求"不离此世而超脱"。中国的圣人和神仙不一定都在天上，他们长生，还是活着的。彼岸跟此世的关系是模糊的，所以圣人可以"尽心知性以知天"，两者是通贯的，不是隔绝的。 第二、儒家本来就有很多宗教仪式，祭天祭祖，有宗教感情。 三、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将其看作宗教，圣与俗不在於事物本身，而在於别人如何理解和看待。一棵大树，众人膜拜，也就具有了宗教性，文学作品亦有"读者反应论"的问题，。儒家在很多场合中，很多人将其作为宗教来看待，台湾民间称孔子为"孔子公"，就是将其作为神仙来拜祭。儒家在历史上也确实形成过很多宗教。大陆因为禁止"反动会道门"，所以对明清以来的宗教团体不太熟悉。而明清很多宗教团体所谓的三教合一，其实都是儒家形态的宗教。 譬如说，道教中有"忠孝净明道"，宋代以来发展的，拜许逊许真君。江西的会馆都叫万寿宫，就像山西人拜关公一样，江西人在外地建的会馆都叫万寿宫，万寿宫就是南昌祭拜许逊的庙。许逊传说是东晋人，但教派主要发展是在宋代，净明道是道教教派，但其经典却为《忠孝净明全书》，标榜忠孝义理。全真教是讲中庸的，後来发展出李道纯的"中派"，《中和集》，所谓中和，不就是儒家的吗？还有福建的林兆恩，创立"三一教"，三教合一，统统合并到儒家。三一教後来在大陆被禁，但在东南亚还有几十万信徒。这些都是儒教的新形态，采取了佛教道教的语言、经书的方式，但讲的是儒家的道理。 还有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有三回老残不在场，是写申子平要去访问刘仁甫，经过泰山桃花峪，遇到猛虎，躲到了一户人家，遇到一个女子，博通天文地理，後来又来了一位道友黄龙子，与其纵论天下大势，预测中国会出现"南革北拳"的局面，北方有拳乱，南方有革命党。这一段是老残借助小说的形式在讲述他的学派的主张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他这个教派叫太谷教，太谷学派是儒家的学派，但有宗教仪式，聚集了一批教徒，在山东肥城黄崖传教，山上住了几千户，都是教徒，地方官府认为是邪教，派兵剿灭，但无人投降，全部殉教。因此这一教派的北宗就此断绝，南宗见到这一局面，遂潜伏了。刘鹗是太谷学派南宗的第三代。近几年，刘鹗的弟子和後人将太谷学派的书籍进行整理出版，显示它的教义主要是儒家思想，只是因为它具有宗教仪式，在当时就被当作邪教剿灭。 在台湾还有很多，如儒宗神教具有扶乩扶鸾，有很多鸾书，岳飞庙、关帝庙都变成了他们的鸾堂。祭祀跳佾舞，文庙武庙都在跳，还培养佾舞的传授，将礼器传到很多地方。对於儒家的宗教性和宗教形态，现在的认识太少，研究太少，大家不太了解。 大陆做儿童读经。起源是如何来的？台湾有个宗教团体，清末民初有个道家气味还比较重的道派--天德教，讲气功空手治百病，笼络了很多教众。天德教前一任的宗师叫作萧昌明，抗战时在华山归空。延伸出来的弟子李玉阶，其子李行是台湾着名导演。李玉阶将天德教改造为天帝教，也是讲气功治病的。这一派有二十字箴言："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除了少数几个字与佛教道家相关，其他都是儒家的信条。有一天有个信徒，要捐一笔钱给天帝教，我建议他们办一个讲堂，因李先生在华山得道，所以就叫"华山讲坛"，讲授的内容就是儒道经典。後来王财贵负责推进此事，认为向成人讲经，是朽木不可雕也，於是转而向儿童推广读经。因而儿童读经的前身就是"华山讲堂"。 换句话说，儒家经典传承为何还有活力，国学如何得以传承，很多是依靠宗教团体的力量在推动。包括台湾的一贯道，在民国时期就是邪教，在大陆也屡遭禁止，但台湾解严後，却有数百万信徒出现，原因是它在各大学设立国学研修班，吸纳了很多高级知识份子。现在它有时还自称"中华圣道"呢。 我读大学的时候，大学旁边盖了一座寺庙，名为"黄帝神宫"。这个教派称为"轩辕教"，他们的教主王寒生称为"大宗伯"，而"大宗伯"一词即出自《周礼》，是掌管礼制的最高职位。这个教派在学校设立了社团，每个礼拜都在学校讲授儒道经典。 因此，儒学本身有宗教化的形态，如太谷教，有祭天的仪式；净明道，看似是道家，实际上讲述的内容是忠孝等儒家思想；或如天德教，讲忠恕廉明德等。有宗教仪式、宗教感情，通过这些宗教性的事物来讲述儒家思想，还有以宗教团体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中现代人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体会。 记者：是否中国人天然地适合中国儒家的思想？ 龚：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假如我们都不作为，儒家的情况可能会比我们想像的更加糟糕。基督教在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就是一例。现在大家信仰空虚，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国外的教派就能够趁虚而入。为何国外宗教能够在中国如水银泻地，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主要原因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太少。我们需要强调的，不是中国人是否适合哪种形态的宗教或者思想，而是我们自己的推动。 西方启蒙思潮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几乎是一面倒的接受西方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说维吾尔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吗？并不是，但假如你现在向他们说，你们以前信奉的是摩尼教、佛教，他们也许在情感上根本无法接受。而事实上，佛教和摩尼教恰恰是依靠他们才从新疆传入中国的。回鹘大帝国在历史上曾经非常鼎盛，文化极其发达，拥有当时先进的木刻雕版技术，史传有回鹘文大藏经，高僧辈出。但如今，他们却与历史上的传统断裂了。同理，马来西亚人起初也并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有很多原始宗教和文化，比如马来西来人藉以展示宗教故事的皮影戏，现在就已快失传。 当一个民族，在思想上改宗以後，会集体丧失记忆。因此，我没有信心称中国不会被外来思想所占领，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并且，外国的宗教团体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和手段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记者：您如何看待一些儒学的学者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谬误。 龚：我个人对这个现象比较宽容。老实讲，在口授的过程中，我自己都会出现很多谬误。像南怀瑾先生的错误可以称得上罄竹难书，但错误归错误，如果没有南先生的努力，大陆传统文化的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也有普及之功。一位学者，只要在总体上、方向上基本正确，引导大家走向好的方向，我们就不需太过苛责。只是我认为一些根据口述形成的书稿，出版社应该负有责任，明显的错误可以责成有关人员进行修正，不应放任谬种流传。 记者：谢谢龚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与您交流令我们受益匪浅！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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