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终身的状元杨慎之贡献（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12 国际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杨慎自被流放到云南后，通过他的亲身遭遇和接近基层人民的生活实践，逐渐地认识到当时统治思想上以及学风、文风方面的各种弊病，促使他从相信程朱理学而转变为批评程朱理学，从拥护当时的学风、文风而转变为提倡新的文风、学风，从而形成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思想。 明代的学术思想，在哲学上先以程朱理学，中以陆王心学，最后仍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文学方面，则是先以刘基、宋濂宣扬的道统说为中心；其次则是以杨荣、杨溥、杨士奇为代表的，以华靡典雅为形式、以歌功颂德为内容的"台阁体"；第三，则是声势最大，以临摹仿古为内容，占据文坛最久的"前、后七子"。杨慎的文学思想，则是在批评"前七子"的文风中出现的。刘基、宋濂的文学，是与明代初期统治集团大力推广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相呼应的。这种文学，以宣传儒家的道统观念为中心。刘基所写的《郁离子》一文，便是以宣扬儒学的道统观念和法家的愚民政策为主要内容。宋濂则是一个以封建道统继承者自居的人，他说： 文者，道之所寓也。……天地未制，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没，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宋学士文集》卷五十一《徐教授文集序》） 宋濂认为，写书、做文章的宗旨，便是为了"寓于道"。他所说的这种"道"，便是由韩愈提出，被宋明理学家们继承的"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原道》）的儒家做"圣人"、"贤人"和治理天下的"大道"。其实，宋濂在这里所说的"道"，应该说主要是指程朱理学。宋濂在他写的《理学纂言序》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说：理学是一种"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宋学士文集》卷五十八〈理学纂言序〉）的学问，可见他对理学的尊崇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朱元璋去世后，明惠帝朱允炆的宝座，被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夺取。未棣称帝后，将明朝的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改年号为永乐。从永乐到成化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国内局势比较安定。为了粉饰太平，就出现了一批以歌功颂德为内容、以华靡典雅为形式的作品，这批作品称为"台阁体"。据《四库提要》说："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逐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引发了士风日益衰颓、文风日益腐败的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在弘治、嘉靖到万历年间，便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极力反对华而不实的"台阁体"。据《明史·李梦阳传》说：李梦阳、何景明等，"皆卑视一世，而李梦阳尤甚。吴人黄省曾，越人国祚，千里致书愿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复奉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可见这批打着"复古"旗帜的文人，在当时影响之大。《明史·文苑传》也说： 弘治、正德之间……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迨嘉靖时，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诗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 这两段引文，基本上概括了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前、后七子"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前、后七子"反对"台阁体"的以华靡典雅为形式、以歌功颂德为内容，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腐朽文风，应该说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但是，他们在反对这种腐朽文风时，却采取了割断历史，抛开宋代，极力推崇汉唐，唯古是好这种非科学的、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思想，提倡一种以模拟、临摹为唯一途径的做文、做诗方法，使他们在反对"台阁体"的形式主义时，自己又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李梦阳说"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主张"不读唐以后书"。何景明说："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留目。"他们鼓吹这种割断历史、唯古是好的思想，其结果是形成了"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集》，《闲居集之十·昆仑张诗传》）的复古歪风。汪道昆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序》中说："于鳞（注：李攀龙字于鳞）于古为徒，其书非先秦两汉不观，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称。"这种思想方法，当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这批复古主义者，不仅主张言必先王，书必汉唐，诗必李杜，而且提出了一种以模拟、临摹为唯一途径的做文、做诗方法。李梦阳说： 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拟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至独文章而欲自立一门户也。（《空同集·再与何氏书》） 这表明李梦阳主张做文、做诗，用不着有独立创见，只需把古人的诗文作为范本，照着古人的篇章结构和句法、词汇等框架去套，依样画葫芦地临摹下来。李攀龙照着李梦阳的这种做法，按古诗《陌上桑》的格律，写了一首《陌上桑》，将"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这首将罗敷这位勤劳美丽的女子描写得维妙维肖的诗，改写成"日出东南隅，照我西北楼。楼上有好女，自名秦罗敷。罗敷贵家子，足不逾门枢"，将这位勤劳美丽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封建地主阶级"足不出门枢"的千金小姐。这就失去了古诗那种生动、纯朴、感人的魄力了。所以后来钱谦益讥笑李梦阳等的这种做法是："但学杜诗声口，取其形擬，却不知八寸三分帽子，也有戴不得的去处。"(《列朝诗集》丙集第十一《李副使梦阳》）对这种完全把自己变成古人思想奴隶的做法，李梦阳到了晚年，自己也感到不满意，感叹地说："予之诗，非真也！" 杨慎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同时代，而且与何景明是好友。在学术思想上，应该说对于反对"台阁体"的粉饰太平和空洞无物的文风，杨慎与"前、后七子"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割断历史，一味从形式上去追求古人和模拟、临摹古人的诗文等做法，杨慎则又不同于"前、后七子"。而且杨慎正是在批评"前七子"的这种错误时，发挥了自己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提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的文学思想。杨慎之所以与"前、后七子"产生这种差异，还在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不同的根源。李梦阳等认为，人人都有一颗千古不变的共同之心，而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只不过是这颗"不变之心"所产生和繁衍出来的一种东西。由于"心"是共同的，所以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应该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否认现实世界和客观事物对文学的影响。李梦阳说："夫天下百虑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空同集》卷五十八）李攀龙说："不朽者文，不晦者心。"王世贞说："夫诗，心之精神，发而于声者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五）看来李梦阳等是以崛起一时的王守仁哲学为其指导思想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以"心"作为最高的本体和天地万物的根源，认为天地万物只不过是"吾心之体现"。杨慎则认为"元气者，天地之极"（《丹铅总录》卷十二），"万物中，皆有元气"（《升庵外集》卷四十六），把客观世界中的"元气"作为天地万物的唯一根源，反对以"人心"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所以，杨慎在哲学上既反对"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的"霸儒"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又反对"专于考索"、"记诵"、"割裂"、"支离"、"以杂博相高"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而主张的是以"元气"为本体，坚持从实际出发去求学、做事和做文、做诗的根本方法。他认为诗与文是对客观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反映，离开了人们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则文学和诗歌便没有来源。因此，他针对当时的弊病，特别反对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割断历史、唯古是好的"复古"文风。在《升庵诗话》里，杨慎追记了他与何景明相处时的一段对话。他说： 亡友何仲默（注：景明字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良久，曰："细看也不准。"可谓倔强矣。 这段对话是对何景明等割断历史，一味仿古，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古人诗文、书籍的一种有力讽刺。杨慎还针对这股"复古"狂潮提出了批评。杨慎说： 窃有狂谈异于俗论，谓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源于覆篑，江则源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窃不自揆，欲训诂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经，永言缘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确乎不移。（《全集》卷六十八《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 在这里杨慎批评李梦阳、何景明等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诗的顶峰至杜甫，文的顶峰至两汉。后来的人，只能临摹和仿造这些古人的作品的错误。杨慎说：这种临摹和仿造古人作品的做法，就好像是"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一样，否定了文学的真实基础和来源。但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杜甫等古人的过错，而是"效之者之罪也"。杨慎认为文学的产生、发展有它的过程和基础，好像大车、大船是由小树成长为大树后，再经人工修造而成，大山、大河是由小的土堆和溪流汇集而成一样。如果失去了这些基础和源泉，就好像乞丐乞讨别人的残汤剩水和瞎子背诵他人的诗文一般。杨慎认为，这就是造成当时"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的原因。为了改革这种弊病，杨慎提出了"欲训诂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经，求言缘情，效杜陵以上四始"，作为他在文学和学术上的主要任务，而且表明"斐然之志，确乎不移"，要终身不变地坚持和实现这一抱负。杨慎还说，当时这批模拟、临摹韩愈之文和杜甫之诗的人，是"学为古文、诗歌，虽知效韩文、杜诗，而未真知韩文、杜诗也"（《全集》卷五十二《文字之衰》），批评这些人只知在形式上摹仿韩文、杜诗的"顿挫倒插之法"，而不知韩文、杜诗的真正基础和根源。因此，杨慎主张通过训诂、考证的方法，以恢复朱子以前"六经"的本来含义，按"情缘物而动，物感情而迁"，以客观实在的"物"为基础和"情"是因"物"而产生的原则，去评价和认识一切诗与文。他认为古人之诗与文，是古人有感于古代的客观事物而产生的；今天的诗与文，应该是由今天的人有感于今天的客观事物而产生。所以，今天的人一味地仿效、临摹古人的诗与文是不对的。于是杨慎提出了"人人有诗"这一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杨慎说： 诗之为教，逖矣玄哉！婴儿赤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况乎毓精二五，出类百千，六情静于中，万物荡于外，情缘物而动，物感情而迁，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后发性情也。以兹知人人有诗，代代有诗。（《全集》卷三《李开渠诗引》） 杨慎认为写诗、作文，不仅是抒发人的感情，起到抒情和娱乐的作用，而且可以锻炼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品质，起到教育的作用。不是先有了现成的文章格式、诗歌框架、音乐旋律、舞蹈节拍后，才去触发人的情感，而是"情缘物而动，物感情而迁"，是先有"物"才触发了人的感情，再通过人的感情和思维活动，才写出了诗歌和文章。不是不问客观事物和人的感情变化，死板地照抄和仿造古人的东西。因此，杨慎不同意"前七子"李梦阳等只知临摹、仿效古文，认为"汉后无文，唐后无诗"的说法，而提出了"人人有诗，代代有诗"的主张。就是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诗文。不同的作家，应有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而不能以照抄和仿造古代名家作品为主要任务。他的这一主张，坚持了文学和艺术的产生，必须以它所反映的时代和人物等客观事物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对那种割断历史，否定事物的发展应有一定的阶段和过程的非科学思想，给予一定的批评。杨慎的"情缘于物"、"人人有诗，代代有诗"的唯物主义科学的文学发展观，对后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李贽在他的《童心说》一文中说的"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和袁枚的"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与江进之》)，"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珂雪斋文集》卷一《花云赋引》）等，都明显地来源于杨慎。《四库全书总目》说：杨慎"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时，然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之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肯定了他不偏守门户之见，除唐诗、宋诗以外，专研六朝时的诗文，使他能在明代独创一格，比何景明、李梦阳等只知墨守成规，一味摹仿古人的诗文，高出数倍。钱谦益对杨慎与李梦阳这场在文学思想、文学来源和文学风格方面的争论，也作了如下的评价。他说： 及北地(梦阳)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用修（注：杨慎字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初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列朝诗集小传》） 钱谦益在这里把杨慎与李梦阳等，在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或是从古人固有的形式框架出发，坚持各个时代都有其自己的文学和诗歌，或是只有某一时代和几位诗人、文人才能写出文章与诗歌的这场争论，简单地归之于当时文学上的派别斗争，自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他却记述了这个争论的事实，指出杨慎不拘守一家，而能"沉酣六朝，揽采初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不与角胜口舌间也"。这个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在创作方法上，杨慎虽然反对"祖宋人之语录"，"抄宋人之策论，其间学为古文诗歌，虽知效韩文杜诗，而未始真知韩文，杜诗也"（《全集》卷二十五《文字之衰》）这种抄袭和临摹的做法，但他并不完全反对对古人优秀作品的格律、音韵、声调等的模仿、临摹，而主要是反对专学一家，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唯一的方法。他认为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需要博览群书，体验社会生活，汲取百家之长，才能形成自己的独创风格。杨慎主张学文、学诗都应该坚持杜甫所说的"别裁为体"、"转益多师"的原则。他说： "别裁为体"、"转益多师"，此少陵示后人以学诗之法。前二句戒后人之愈趋愈下，后二句勉后人之学乎其上也。盖后人之不及前人者，以递相祖述，日趋日下也。必也区别裁正浮伪之体，而上亲风雅，则诸公之上，转益多师，而汝师端在是矣。（《升庵诗话·杜少陵论诗》） 在这里，杨慎强调了在学文、学诗之中，要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要具有分辨古人文词、章句、体例和史料中的真伪的能力，将伪的东西除去；不要只学一种方法和一个学派，而是应该在兼学各家、各派之长的过程中，增长自己的知识。杨慎既批判当时一些人只知"空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抄宋人之策论"（《全集》卷二十五《文字之衰》)这种唯宋人是从的文风，又反对明代"前七子"割断历史，一味主张恢复汉唐文学，认为"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留目"的这种片面观点。杨慎说："不可云宋无诗"(见《升庵诗话》中刘原义的《喜雨诗》、《莲花诗》等各条评语和《升庵遗集·宛陵诗选序》）。当时有人问杨慎，为什么对于"六经"的注释，重视汉代的注释本，而不取宋儒的注释本时，他回答说："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尝不取？顾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用己见耳。"（《全集》卷四十二《日中星鸟》)杨慎对宋儒在学术上的精到之处，还是采取吸收的态度。他对宋儒，既批评了他们"空谈性命"、"师心自用"、"支离破碎"、脱离实际的学风和文风，又不否定宋人在治学上的合理之处。应该说杨慎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可取的。王夫之在评价杨慎的文风和学风时说："不为章法谋，乃成章法。所谓章法者，一章有一章之法也；千章一法则不名章法矣。事自有初终，意自有起止，更天然一定之则，所谓范围而不过者也。"(《明诗评选》）肯定了杨慎反对李梦阳等"千章一法"，而提倡"人人有诗，代代有诗"，"不为章法谋，乃成章法"的主张。王夫之还说："用修工于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就是说，由于杨慎能识别和舍弃像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做文、做诗的那套"陋法"，所以才能掌握做文、做诗的最好方法。这些评价都是恰当的。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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