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观点述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23 《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 佚名 参加讨论
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3月16-17日在杭州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的有关专家及我省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这些论文及小组交流、大会发言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浙东学派、浙学及其浙江区域文化 浙江的传统学术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南宋以来浙江文化数度辉煌，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关于浙江的传统文化是否有自成一体的学派，应该用什么概念来指称，是否像闽学、徽学一样存在一个浙学等问题，与会学者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在论及浙江学术时，学者们谈得较多的是“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而忽略起源更早的“浙学”之说。在梳理了“浙学”概念的由来与演变基础上，他建议将“浙学”概念的内涵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 朱晓鹏（杭州师范学院教授）也主张将历史上的“浙学”概念加以改造扩张。他认为，以往人们对“浙学”概念的理解，局限于主要指南宋以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术，还不是一个能包括南宋事功之学和清代浙东史学的统一性概念，更不是一个能含盖整个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的统一性概念。有鉴于此，他提出把原有的浙学概念加以改造扩张，使之成为一个能够含盖整个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的统一性概念。从时间上说，它包括传统浙学与现代浙学，从空间上说，它包括浙中之学和浙人之学。 董平（浙江大学教授）对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的概念作了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南宋时期在浙江东路地区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的学术研究领域、相近的学术风格与学术价值理念的学术群体，首先应当肯定；这个群体，虽然当时朱熹曾以“浙学”为其作了命名，但从地域上说，该群体毕竟存在于浙江东路地区，因此称它为“浙东学派”是名实相符的。浙东学派概念的提出，是学术界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它比浙学概念更加清晰、明确的概括了浙东地区流行的这一派学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提示了这一学术是有其自身特点的。浙东学派固然不能概括全部浙江学术，但实际上似乎也没有人要用浙东学派来概括全部的浙江学术。因此，即便要扩展浙学的内涵而用它来指称全部浙江学术，似乎也没有必要取消“浙东学派”这一概念。 孔令宏（浙江大学教授）不赞成把“浙东学派”作为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代称。首先，他认为浙东学派的传人在历史上不只是在绍兴、温州等浙东地区，也包括金华等浙江的中西部地区。从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融合而产生横跨钱塘江两岸的良诸文化以来，钱塘江并不具有以天堑划分两个不同文化类型的意义。而且，这种划分容易让现代人发生误解，所以，用“浙东学派”这一名词并不完全妥当。其次，浙东学派思想博杂，其所重之史学与儒学也有一定的距离。近人金毓黻等学者即对存在一个一脉相承的浙东史学持否定态度，因此，对浙东学派这一概念的地域性与学术思想性是否有可能统一应该进行深入的思考，如果无法统一，则应该考虑使用新的名称。 二、浙东学派及其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包括吴越文化在内的众多区域文化共同构成的。相比于我国其它地区的文化，浙江的区域文化传统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其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应该如何概括、提炼，与会学者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董平着重研究了浙东学派的内在精神。他认为以南宋时期永嘉之学、永康之学与婺学为核心的浙东事功学派是具有学术统一性的，这种统一性即体现在他们所共同具有的必期于经世致用的学术目的，本质上是以现实政治事务的关切极其合理措置为底蕴、以实现国家富强与促进民生利益的普遍增进为目的的。其学术特征，表现在一般学术态度上，充分关注社会民生的实际状况，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学术使命感，坚持学术的根本价值在于经济世务，增进社会全体的普遍利益；在一般哲学观念上，坚持道常行于事物之中的基本理念反对脱离与事物存在的当前状态而将道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去追寻；在一般学术方法上，注重历史考证与哲学阐释相结合，强调在通古今之变的前提下整合出切合与当前社会实际的治具条划，从而实现学术对当前社会的有效价值；在一般学术目的上，特别重视个人的实践才能，认为这种能力越是强大，个人的内在道德在现实的实践领域所转换出来的效用就越大，其价值量亦越大，反之，虽道德纯粹，毕竟只是有利于一身而已；在一般学术主张上，反对将“义”、“利”相互对立，强调“以义和利”，认为“义之和处即是利”，既坚持合乎道义前提之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又坚持凡切合与国家人民之用的利益追求，本质上便是“义”，即是道德的；在一般学术风貌上，具有容纳不同学术观点的强大包容性，既坚持自己的学术个性，又重视吸取不同思想体系的优点来完善自己，并注重在这种整合的基础上来实现自己的思想创新。 何显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也撰文对浙东事功学派的精神作了概括。他认为浙江精神的文化源头即是浙东事功精神，其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风，自作主宰的自主精神，义利并重的功利取向，工商皆本的亲商意识，肯定私利的价值立场。 杨太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认为，浙东学术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具体说有以下特征：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有宗旨，不守门户；注重创发，反对蹈袭；严于去伪，慎于纠偏；真修实悟，崇尚性情；砥砺气节，重视践履。从知、情、意三方面来看，浙东学者一般具有以下的感情气质与心理倾向：血气（情）——刚健动进，狂狷中和；知虑（知）——文理密察，卓立独特；志意（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 方同义（宁波大学教授）认为，如何界定“浙东学术的精神”，必须从深长流远的古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追寻浙东文化的格调与定位。要从思想文化的继承性，社会历史演变的曲折性，环境和民俗的特殊性，尤其是学术大家的理论创造性做多维理解，阐明其学术精神的真实呈现。他将浙东学术精神归纳为：实事实功、经世致用，广采博纳、兼收并蓄，求真求是、一本万殊，经史并重，学有专攻、贵在创新。 滕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浙江文化源远流长，浙江自古以来文人辈出，学术、思想与文化鼎盛。综观整个浙学学术的历史，尤其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可以看出前后有着深厚的渊源，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的前后相似性乃至一致性，即是浙江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所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海纳百川，自得创新，开拓进取。 潘富恩（复旦大学教授）、黄灵庚（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分别探讨了浙东吕学的思想特色及当代意义；徐斌（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阐述了浙东学派奠基者王充的学术思想并梳理了“事实判断”思维的源流；何静（宁波大学讲师）阐述了王阳明的良知说及其现代意义；张实龙（宁波大学副教授）分析了黄宗羲的“三代情结”，等等。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每个地方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情有独钟，但在概括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时，要注意正确的方法。首先，要注意历史的真与伪，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是说要尽可能符合历史的真实（包括历史真实与逻辑真实）；第二，要注意历史的对与错，这牵涉到价值判断问题；第三，要注意历史的有与无。如果放在全国的背景中去讨论，浙江文化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矛盾性、边缘性。在讲浙江文化的优点、长处的同时，也要注意局限性，如浙江文化在牟利与从艺上，侧重于利；在守常与行权上，侧重于行权，侧重于变；在力与谋（智谋）上，侧重于谋，等等。 三、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机制与途径 过去的文化如何影响到现代，传统文化精神如何影响现代人的行为，对于思想文化的传承机制及渠道，学术界以前研究不多。本次研讨会题为“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探讨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机制及渠道。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 杨太辛认为，浙东学术有盛衰起伏，但浙东学术精神却一脉贯注，不绝如缕，其传统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传承的：一是讲习：师友讲贯，口耳相传。浙学通过国学、乡学、私学、家学，普及经学要旨，评论史事时务，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士子队伍，影响深入乡里市井。二是交往：寻师问友，交相滋益。古代的交往方式多样，主要有游学、合作、书信、论辩等。三是立言：勤于著述，勇于立说。与程、朱、陆学的主要靠语录传世不同，著作是浙学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要载体，表现在著辑不倦、垂存不绝，学说丰富、取资不竭等。四是致用：变革图强、化民成俗，表现在致用于实际事功，致用于国政廷议，致用于科举考试，致用于化民成俗。浙东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而又有普遍价值的进路：在离异中回归，在回归中离异；在批判中构建，在构建中批判；在落实中提升，在提升中落实。自南宋以来，浙东学派虽有聚散离合，浙东学术虽有盛衰起伏，但浙东学术精神却绵延至今，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 戴成钧、黄兰英、计翔翔（浙江大学教授、副教授、教授）以南宋末历史学家胡三省故里宁海县深甽镇中胡村为个案，从家族亲缘、历史意识、历史情结、社会心态等几个侧面阐述了“浙东学派”的传承渠道。他们认为以往学术界对学术传承的研究大多从学术源流、师承关系、地理位置以及外来影响等角度分析，而对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文化状况、心理感情以及家族亲缘等缺少应有的关注。通过对中胡村的实证调查，他们认为家族亲缘是传承“浙东学派”精神的纽带、历史意识是传承“浙东学派”精神的思想根基、历史情结是传承“浙东学派”精神的动力 徐宏图（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则独辟蹊径，从“温州杂剧”（南戏）与“永嘉学派”的关系入手，分析了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是如何走向民间，并影响老百姓的思想与行为的。他认为“温州杂剧”（南戏）与永嘉学派几乎同时产生于温州，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文化现象没有“相互沟通”，但实质互为影响、紧密联系。永嘉学派主张“通商惠工”，提倡“护持商贾”，批判腐败，提倡“事功”，反对“理学”教条，提倡“民本”关怀；戏剧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反映此种学术思想主张的南戏剧目，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王魁》、《陈州粜米》、《盆儿鬼》、《崔莺莺西厢记》等等。“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永嘉学派”的种种主张无一不通过南戏舞台的折射，从而影响广大百姓的思想与生活。 四、浙江区域文化与浙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浙江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与浙江区域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进一步，区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与会学者也作了深入的探讨。 如果说区域传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影响，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促进了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的崛起，那么，为什么同样具有商业文化传统的山西、安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却没有迅速崛起呢？陈立旭在比较了浙商与晋商、徽商异同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传统文化底蕴。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而安徽和山西经济与徽商、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则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他通过对浙商、徽商、晋商文化差异及其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浙江“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徽商则不具有这种亲和性。这即是浙商与晋商、徽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与不延续的主要原因。 戴光中、乐承耀（宁波市委党校教授）分别撰文对甬商与晋商作了比较。他们认为晋商与甬商有相同之处，即地狭人稠——相近的生存环境，诚信不欺——相同的经营理念，自强不息——相同的进取精神，同乡会馆——相同的商帮网络。但两者也有区别，主要表现在：在对待新兴行业上，甬商更能顺应时代潮流，适时更新经营项目，积极参与新兴行业的开发；对于经营机遇的把握上，甬商比晋商更能抓住机遇，随机应变；对待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上，晋商主要是傍靠、逢迎封建统治者，获取垄断经营权、从中牟取暴利，甬商就总体而言，走的不是官商之路，而是民营的发展方向；对待利润使用上，甬商更倾向于获取利润后，继续扩大再生产，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这种不同也是宁波商人后来居上、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茆永福（温州大学专聘教授）、张苗荧（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等对温州模式的文化密码作了解读，探讨了温州文化传统与温州模式的关系。认为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对古典温州模式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家族文化传统的特殊信任机制打造了温州经济独特的个性。文化传统对温州模式的确立与演化是双重性的，永嘉文化是支撑温州经济制度变迁强大的根，事功学派的影响使得温州的市场经济发育领先于全国，温州人从而建立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然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传统温州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解决了温州企业制度变迁中众多难题，从这方面来看，温州文化是在变革中发展的，具有极强的变革力与适应性。温州文化决定温州经济制度改革的道路是渐进式的，也将决定今后温州经济的进化进程是渐进式的，改良主义的。 高飞、倪侃（台州学院教授、副教授）研究了台州文化传统与台州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台州文化的特色精魂可称作“草根文化”。草根文化在处理主客体关系时，表现为“自主性”、“独立性”；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以义辅利”的功利倾向；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刚”性与“灵”气。改革开放后台州民营经济的崛起，其文化根基来源于“草根文化”。台州的诸多创新活动，如在全国首创了股份合作制、较早实行民间融资、首创基层民主恳谈会等，同样离不开“草根文化”精神的导引作用。首先，求利的冲动使台州人对一切有利于谋生的制度、模式与行为都有着天然的向往，而“自主性”品格又使台州人不太顾及宏观环境的制约，不依赖于制度的供给，从而成为创新活动源源不断的内动力。其次，台州独具特色的“义利观”内在规定着台州创新的机制与模式，这尤其表现在台州的初期工业化实践中，以求利为目的，以亲情、伦理、友情为纽带的企业组织样式，被台州绝大多数家庭工厂、家庭商业所参照。再次，台州式的“硬”与“灵”在一方面使台州人敢于打破一切常规，不惧外来的压力，破茧而出，而在另一方面又使台州在山雨欲来时采取埋头致富、不事声张的理性应对模式，从而使创新活动不致中断。如20世纪90年代初对温州模式的争论波及全国，而与温州相邻的台州就理智地采取了慎独的方式，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 张佑林（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以浙江工业化模式为分析样本，探讨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具体包含以下几层意思：首先，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其次，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再次，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以传统文化为源泉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都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数或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们只能在完善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白小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助理研究员）以义乌市为个案，认为不能简单地从事功学派中推导出浙江人的创业精神，而应从民间的习俗传统来理解商业文化。他通过对“鸡毛换糖”的两个边缘文化现象——“义乌兵”和“板凳龙”的深入考察，说明了义乌百姓朴素的商业传统能引导个体的行为演变成有组织的群体行为，进而形成推动制度创新或经济进步的新兴商业力量。 五、浙江精神的创新与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牵头，经过多名专家反复研讨并由省委领导肯定，提出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会学者认为，这16字概括基本上反映了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的精神风貌；但也有人认为，要与时俱进地研究浙江精神，要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完善浙江精神。 何俊（浙江大学教授）、陈红梅（浙江公安专科学校副教授）认为，现代浙江精神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阐发，表征着20余年来浙江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由自发进入自觉，它不仅是对1970年代末以来的浙江社会历史变迁在精神上的真实反映和有益总结，而且引导和推进着浙江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繁荣。但是在真实反映和有益总结1970年代末以来浙江人民的历史实践的同时，也彰显了历史发展中的片面性。从应然的角度，根据现代市场社会所应具有的精神品质，他们认为现代浙江精神在强调自强自立的主体意识的同时也要强调秩序理念，在崇尚市场意识的同时也要强调公民责任，在倡导理性原则的同时也要高扬人文关怀，如此，才能将被遮蔽和忽视的精神内容加以彰显并使其光大。 吴光认为，探讨浙江精神应当力求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兼顾、民族共性与地域特性的统一，而突出强调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与当代浙江人的奋斗创业精神。据此，他提出了“以人为本、自强自立、开放创新、务实守信”的新16字建言。 何显明撰文认为，浙江精神的实质是浙江民间广泛而强烈的自主创业精神。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浙江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在进一步弘扬浙江精神的同时，不断赋予浙江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大力塑造浙江民众追求卓越、大气开放的品格，为浙江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开阔自己的视野，赋予浙江精神大气开放的精神气质。陈来（北京大学教授）认为，讨论浙江精神问题有两个角度，一是实然的角度，注重实然立场；一是应然的角度，注重应然立场。浙江精神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陈述，不仅要关注历史上是什么样，更多地要关注现实，带有导向性；或者说，既要与浙江历史事实相一致，又要结合浙江发展中的问题。具体到浙江精神的把握和侧重上，我们对浙江历史文化名人的追问比较少，对浙江历史人文资源的发掘还不够，如对明清以来浙江重视文教的传统发掘不够。在研究和讨论浙江精神时，不要仅仅局限于事功学派，而要扩大对历史人文资源的发掘与利用。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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