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褒贬荀子的背后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04 《安徽史学》2005年04期 佚名 参加讨论
荀子的学说被称为荀学，是儒家中的一个学派。从晚清时期的儒学派别之争中，我们完全可以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当时知识分子心理走势问题。 一、荀孟之争的由来 儒家学说源出于孔子。孔子去世到战国时期，儒家内部“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注：《韩非子·显学》。），分化成八派，称“儒家八派”或“八儒”。其中，以孟学和荀学对后世影响最大。 荀、孟二人，论年龄，孟子要长于荀子，一为战国中期人物，一为战国末期人物；论早年影响，荀子要远远超过孟子，他曾讲学稷下，担任学宫领袖，以其学术并“稷下先生”名号，在当世产生过很大影响。第一个把儒家八派确认孟学、荀学为主要两大派的，是《史记》。该书的《孟子荀卿列传》，将孟、荀并列述论，正反映出这一点。孟学和荀学虽然同源孔学，是对孔学的传承，但具体引来的源流明显不同。孟学直接来自《中庸》，其作者是孔子嫡孙子思，而孟子的学术思想，正是通过子思才上继孔子。所谓“思孟学派”，也就是这么来的。荀学则与经学有直接关系。说到经学的起源，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子夏和荀子。从《庄子·天运》篇首次提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当时有“六经”之说看，《诗经》早已被儒家列为经学之首。后世《诗》的传者有鲁、齐、韩、毛四家，《毛诗》其学出自子夏。子夏又是孔子的弟子。可见，荀子的学术思想是通过子夏而上继孔子的。这里我们不妨假设，认为当时还存在“夏荀学派”（注：尽管荀子骂过子张、子夏等其儒为“贱儒”，笔者还是这样认为。不过，思孟学派有出处，是荀子最先提到的，见《荀子·非十二子》。“夏荀学派”无出处，仅为笔者的一种假设。）。 孟学与荀学最主要的分歧在哪里？这关键还在孔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仁”，还是“礼”。仁属于伦理道德原则，礼属于政治制度或道德规范。在孔学当中，礼就是周礼，就是周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注：《礼记·中庸》。）。“三百”之数的“礼仪”指制度和行为准则，“三千”之数的“威仪”指刑律。孔学的“仁”，主要表现为“爱人”。孔子的基本口号是“仁者爱人”。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具体实行的办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复礼”即遵循周礼这一点上，仁与礼有关联，而“克己”即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点上，仁是修身原则，礼是制度体系或思想体系，二者有各自的内涵。从哲学角度分析，仁和礼的区别就十分明显了。仁是内发于人性的，它的表现是推己及人，是精神自觉的集中体现。礼的具体内容是圣王给制作的，因而礼的内发只能是间接而来的，是透过仁的人性之德功能而来的。正因为礼（周礼）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体系，属于礼制恢复；仁是有待尽快建立的体系，属于仁学新创，所以孔学的核心理应是“仁”。 这样，孟学就沿着孔学指引的“仁”之路，荀学则沿着孔学指引的“礼”之路，各朝着不同方向走了下去。荀子抓住孔子的礼治进一步把“礼”又推向“法”。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注：《荀子·劝学》、《荀子·王制》、《荀子·君道》、《荀子·强国》。）。这些话都表明了荀子对礼和法关系的认识，礼和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礼应当是法的总纲。他又以“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注：《荀子·成相》。），强调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是礼与法，明确提出了礼法兼施论。韩非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注：《韩非子·五蠹》。）可以说，荀子学说的形成，与受商鞅变法、管仲治齐这些政策措施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管子》、《荀子》都应视为稷下学宫的学术产物，冠之以“管荀学派”，也不为过。或许，秦汉之际的齐学和鲁学，前者偏爱管荀，后者强调思孟，首先在学术圈里引发了荀学与孟学的对立。李斯、韩非看来是直接仿效了商鞅，他们“以法为本”，用法治辅佐秦国，把老师荀子在思想上对孔学礼治向荀学礼法兼施的过渡，具体实践并向前推进到“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注：《韩非子·饰邪》。），坚信实行法治就是合乎自然规律。暴政使秦朝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秦的短命又使李斯、韩非声名狼藉。弟子有错祸及先生，于是礼法兼施被认为是重法轻礼，及至法治被认定为专制，荀学立刻臭飘万里。再看孟学，因孟子发展了孔子首创的“仁”学，在“仁”基础上明确提出“仁政”，声称作为“王”，应当“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注：《孟子·梁惠王上》。），这让汉初的统治者着实感到是那么言之有理，但是却未见官方明确传扬孟学。 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正统官方文化。在统治术圈子里名声不佳的荀学，在经学圈子里其地位依然重要。对此从18世纪以来的经学史研究早有公论，认为在西汉中叶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其实是荀学。这大概就是继法术、黄老术之后，礼法兼施术的胜利。也可以说，独尊儒术搞了半天，无非是公开打儒家旗号，实际在儒法糅合，阳要竭力避“尊荀”之嫌，阴要再利用荀学成果。汉代，五经变七经，《论语》入儒家经典。唐代，九经变十二经。南宋朱熹最推崇《孟子》，确立十三经（注：五代蜀孟昶石刻十一经，增入《孟子》，自此《孟子》入经部。）。《孟子》入经部，孟学在经学中位置的敲定，理学最终借官方名义让孟学堂堂正正地压倒了荀学。 荀孟之争，最容易被后人利用的一点是什么？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和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建议应当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说孟、荀讲的都不准确，于是弄出董氏性三品说。狂言要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的韩愈，继承董说，再次对孟、荀的人性论给予修正。韩氏性三品说为后来宋代理学提出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说开辟了道路。也正是这个韩愈，宣布了别出心裁的消息：儒家道统由孔子传给孟子，可孟子一死就“不得其传”了，而荀学是孔学的异端，决非纯儒学，纯儒学只有孔孟儒学（注：《韩昌黎集》卷11《原道》、《谈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既然韩氏已有言在先，作为后辈的二程、朱熹要炮制理学，就要奉孟子为孔子的嫡传，自称要继承孔孟的道统，在打出得孔孟之道的真传旗号下，把理学标榜为孔孟儒学的正宗。然而，在官方哲学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领域能够占先的孟学，并非就一定也能在经学的纯学术研究领域占先。明末清初，荀学还是被知识分子重视起来。汉学兴而宋学衰，似乎荀学热孟学冷也就成为必然。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褒荀贬孟与褒孟贬荀 清代汉学尊崇古文经学，荀学理所当然充当了古文经学派褒扬的对象。远的乾嘉学派不说，单就晚清而言，汉学大师俞樾、王先谦、宋恕和章太炎都成了褒荀学者群中的主角。 俞樾（1821—1907），道光进士，曾任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他研究群经，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书，并结集有《春在堂全书》。俞樾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荀学对经学的贡献。其一，荀子传《诗》，阐释其义，承继者进而推演出《毛诗》。因此，如果“读《毛诗》而不知荀义”，那真可谓“数典而忘祖”（注：《春在堂全书·荀子诗说》。）。汉代传《诗》四大家中，鲁、齐、韩三家都属于今文经学，惟独《毛诗》为古文经学，显然扬荀学才能证实《毛诗》的纯真性，古文经学的地位也就得以稳固了。其二，荀学言“性恶”，实际上在强调后天学习，礼教的教化。与其像孟学主张的那样去废学恃性，倒不如就按荀学所说的那样来兴学节性。宋学的基本范畴就是性和理的关系，其名在调和人性论各派学说，实则把性善当作前提。显然这里扬荀攻孟，又是在毁誉宋学的同时，稳固汉学的地位。其三，荀学的礼法兼施论具有合理性。荀学的“法”，还有“变”的含义。在《易经》中已经有“与时偕极”的时中变通观念，变通也就是应变。韩非把乃师荀子的“法后王”观点讲述得更清楚，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注：《韩非子·五蠹》。），“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和“守株待兔”有什么两样，以此来攻击孟学的“法先王”说。显然扬荀又同时代的经世思潮结合在一起了，言明了荀学对经学的贡献。俞樾提出，《荀子》应当入经部，荀子应当和孔、孟并尊为“一圣二贤”。 王先谦（1842-1917），同治进士，曾任江苏学政、岳麓书院院长。1891年，他编著成书《荀子集解》，继俞樾之后，又给汉学大造了一回声势。当时全面攻击古文经学的风暴已经来临，80年代廖平的《今古学考》、《知圣篇》和《辟刘篇》相继著成，古文经被判定都是伪作。1891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也刊行，同样认为古文经均系伪造，定名为“伪经”。宗古文经学的王先谦当然并非针对康有为，他先不满于治今文经的王运闿主讲四川尊经书院，引起了书院学风的大变，后又不满于被张之洞称为“蜀中五少年”之一的廖平，扬言要彻底搞垮古文经，以孔圣之真的今文经独创蜀学，于是也借弘扬荀学，意在守住古文经学的阵地。 宋恕（1862-1910），曾入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史，后来以其学术被列为“浙东三杰”之一。他于1891年写成《六斋卑议》，抨击程朱理学，竭力褒扬荀学。宋恕是古文经学派，但完全赞同由今文经学派搞起来的变法维新运动，也参与其间并提出一些改革主张。 章太炎（1869-1936），也是诂经精舍中俞樾的弟子，又是俞门弟子中褒扬荀学最卖力者。他的那句话“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注：《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后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无疑在明明白白地指点当世知识分子，谁要是和荀子过不去，就是和孔子过不去，荀学就是孔学。 当时扬荀的汉学派人物，张之洞不能不提到。张氏虽算不上大师级的什么家，可提倡汉学，他确实是尽过力的。他在任四川学政期间，主抓尊经书院，要求入院学习的知识分子，必须以汉学为根底。戊戌变法年间，张之洞写出《劝学篇》，暂且先不管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如何，单就“劝学”二字来看，《荀子》的首篇就是《劝学》，可见要褒扬荀学之意已经含在其中了。荀子曾说，系统的知识来源于学习，学习可以使人获得新知识，可以不断使人进步，所谓“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注：《荀子·劝学》。）就是这个意思。他又说，南方、北方和东方各民族的孩子，初生下来的啼哭声音是相同的，但是长大以后，习俗就不同了，这是进行教育的结果。所以荀子认为，重要的是要给人以学习的机会，要加强对人们的教育。张之洞的《劝学篇》，借“劝学”名义，沿着荀学礼法兼施论的思路，把荀学的“礼”引向“正人心”的“本”，把荀学的“法”引向“开风气”的“通”，“本”指维护名教，“通”指变通世事。这样，“本”为固“体”，“通”为致“用”，一个贯穿全书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论点也就提出来了。如果我们可以把《劝学篇》的主线概括为“旧体新用”的话，那么，它和荀学的核心礼法兼施即“旧礼新法”含义，明显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了。既然实际上历代王朝都在实施着礼法兼施术，《劝学篇》能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赏识理当不足为奇。不管《荀子》是否真能入经部，荀子是否真能入祀文庙，反正汉学的阵地再次得到巩固。清代考据学祖师爷顾炎武能在20世纪初入祀文庙，与《劝学篇》以扬荀学带动起古文经学振兴不无关系。 新出现的贬斥荀学的知识分子都是些什么人呢？随着廖平掀起彻底搞垮古文经学的浪潮，王先谦又掀起借扬荀学护卫古文经学的浪潮。必须承认，今文经学在晚清伊始，就因龚自珍、魏源挥舞公羊学派旗帜，真是红红火火了一阵。后学总会比先学有所发展，因为它毕竟能站在先学肩膀上看问题，所以说龚、魏等人的今文经学与常州学派的庄存与等相比大有不同，并不是什么新见解。80、90年代有维新意识的知识分子，有信奉今文经学的，也有信奉古文经学的，不过信奉今文经学的那些维新知识分子，正是玩弄今文经的些许人物。从梁启超口中透露的消息，似乎最先密谋痛打荀子的，是他和夏曾佑两个人。起因很简单，说话间论及到当时的知识分子，搞汉学搞着搞着，就搞成了荀学，你不是这样吗，那好，我们这些搞今文经学的，就拿荀子开刀了，打死荀子，汉学也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亡友夏穗卿先生》，中华书局1989年版。）。话虽这么说了，却未见行动。后来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等先后加入打荀小群体，才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声势。 谭嗣同在《仁学》中率先公开抨击荀学，斥责荀子的“法后王”是“倾孔学”，还旧帐重提，说历代荀学造出历代秦政，荀学等于秦政，“乡愿”等于“大盗”。痛恨理学可以，但把本来是将孟学捧上天的宋学说成“荀之云礽”，把程、朱等同荀学就没有道理（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5-339页。）。梁启超写出《读孟子界说》，信口开河，说孟子传孔学传了大同，荀子传孔学传了小康。即便真的是孔子把“大同之世”点出特征是“天下为公”，“小康之世”点出特征是“天下为家”（注：《礼记·礼运》。），也没有发现孟学专门抓住“大同”，荀学专门抓住“小康”。梁启超这样做，难怪治古文经的叶德辉气不忿，他马上写了《正界篇》，说梁启超你这是在做学问，还是在编故事，你的“邪说”给人的只有“惑”。夏曾佑照谭嗣同已讲过的意思，集中在两点上攻荀学，一为荀子“法后王”是“专制之法”，导致这种结果的前因在于他的性恶论，即“自始皇以来”的帝王，“欲保全秩序”所实施的“威刑劫制”这一“专制之法”，就是“行荀子性恶之旨”，由此构成“性恶”——“法后王”——“专制”框架；二为理学的源头出自荀学，同样把荀学与理学强扯在一起，构造一个儒学演进的简单框架是孔子——荀子——濂洛（一周二程）（注：在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并没有这两个框架，是笔者据夏书的《儒家与方士糅合》、《秦与中国关系》两部分内容，归纳总结出来的。）。唐才常贬荀学“开历代网罗钳束之术”，声言要以“冲决荀、李网罗为第一义”，褒扬孟学是“画五大洲大同之轨”所“必治”的学问（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页。）。康有为也把荀子与朱熹放到一起，指出“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认为荀、朱“皆小康”，只有孟子“传平世大同之道，得孔子之本”（注：《康有为全集》，《礼运注·叙》、《孟子微·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从谭、梁、夏、唐、康的言论就能发现，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争斗对他们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把荀子当作代表了专制的靶子，孟子当作代表了民主的旗帜，攻谁擎谁，一目了然。 一方是真心要保古文经学，一方则是拿扬今文经学当个幌子；褒荀学的那些人是实心实意的，贬荀学的那些人内心也实实在在明白，他们在拿荀子当一回冤大头，直接骂孔子终归太狂，打荀子总还是能遮掩过去。历代知识分子共认的出自孟学的中国式民本思想，使孟子在反君主专制场合相当有身价。只要反专制，就应该抬出孟子，这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就成为一种定式。经黄宗羲鼓吹而大放异彩的民本主义，在晚清“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黄氏《明夷待访录》，使梁、谭辈受其“最早而最深刻”影响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15页。）。黄宗羲，他在陈天华《狮子吼》中被誉为中国的卢梭，连在《劝学篇》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的张之洞，后来竟也争辩如果谁不让黄宗羲入祀文庙，他就找谁对老命。从抬出孟子到树立黄宗羲，这期间荀子在扮演两个角色。他既是真的、有经学先师名分的荀子，又是虚幻的、影子般存在的荀子。拿他当真的是古文经学派，拿他影子般耍弄的是连今文经学也一同耍弄的康梁等人。学术为政治服务，在后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褒贬荀子中的知识分子心理走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或褒或贬荀子的知识分子，其心理我们在上面也多少点到了些，但并没有从学理上具体做出分析。现就此而言，他们的心理状态，大致可沿4个方向在运动着。 1、纯搞学术型心理 古文经学的俞樾和今文经学的廖平同属于这种心理的知识分子。俞樾、廖平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钻研学术问题。细分析，他们一心要在学术上能出人头地，在经学史上扬名后世。俞樾谨守乾嘉汉学的治学门径，在经学领域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极高成就。廖平立志要创蜀学，详论汉代今古文经的歧异，推出古文经系伪造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他的这一学术成果，被康有为很快接受，进而变成“托古改制”变法理论。为学术而活着，是这类褒贬荀子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2、经世致用型心理 今文经学的康、梁、谭、夏等人，都是想借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经世致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传播的“粤学”，谭嗣同、唐才常加上皮锡瑞等传播的“湘学”，无一不是以今文经义言变法。古文经学的王先谦、宋恕、章太炎还有张之洞，也都主张“变通”，只是“变”的程度上有不同层次区别。王先谦和张之洞处在变“器”层次，宋恕和章太炎处于变“道”层次。张之洞办洋务自不必说。王先谦上《条陈洋务事宜折》，主张西艺为“用”（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844页。），是个有洋务思想的学者。宋恕、章太炎都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与康梁党人走的是同一条政治变法的路。治古文经的知识分子也在经世致用，这很正常。为什么呢？清代古文经学派的先驱顾炎武，早提倡过“明道救世”、“通经致用”的。这是以古文经学“论治”的传统。以古文经学促动“新政”的有孙诒让，以古文经学批康有为借今文经学宣扬改良思想、并极力鼓吹革命的有章太炎和刘师培。用经世致用态度去入世，是这类褒贬荀子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3、仇恨专制型心理 今文经学的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痛斥君主专制言词最激烈。其中，谭嗣同以死实践了他刻意追求的主张，梁启超亡命海外但继续坚持让专制死亡，唐才常是“排满”不变但要“勤王”保光绪，结果在矛盾中失去了性命。古文经学的章太炎尽全力抨击专制，骂光绪是“小丑”，呼喊革命排满，在比维新更革命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倒不是今文经学比理学革命，也不是古文经学比今文经学革命，完全是反专制者个人本性使然。为消灭专制、建树民主而摇旗呐喊，是这类褒贬荀子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4、个性独立型心理 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总想有个人独到的见解，这反映到政治态度上也要坚持己见。上面提到的这些晚清人物同样如此。王先谦赞同洋务变法，但向前再多走一步也不肯了。站在“线”这边，破口叫骂“线”那边的维新变法，跳脚诅咒维新言行是“伤风败俗”、“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后来他又极力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跑到乡下，学俞樾闭门著书去了。康有为念君主立宪经文决意不变，倒着拉革命车只为他心爱的“皇上”不丧失君权。后来策划过1917年清帝复辟闹剧。他“感念圣恩”痴迷到临终前还上书清逊帝谢恩。章太炎革命性最强，一直到革命排满成功。之后，先是讨厌袁世凯，接着又失望于军阀争权，很快又有“五四”的反孔令他不满。颓唐的他，向外界宣布“尊孔读经”，立志在暮年做老师俞樾的好学生，一心只研究国学。以个性独立生存于世间，是这类褒贬荀学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这就是晚清那些褒贬荀子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它实际上也正是晚清从经学门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群，其心理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