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西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05 《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 佚名 参加讨论
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学，对于清代学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自晚清迄今，一直受到众多学者关注而又引人深思的重要课题。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丰富，许多学者不断地扩大研究视域，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做了大量深入的探讨，拥有了丰硕的成果，如钱宝琮、刘钝、韩琦等一批学者，从政治文化背景和中西科技交流史的角度，讨论了“西学中源”说的历史源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有微观的透视，其成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①。笔者在汲取前贤时彦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对颇有争议的乾嘉学术的领军人物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做一个案研究，从众多官僚、学者对待西学的态度入手，来探讨戴氏从徽州乡野来到京师后，以素衣秀才的身份，为何能够迅速确立其学术地位，以及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学术人物命运的比较、戴震的学术方法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加以发掘和总结，以期从中窥见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相关相接的纷繁现象，和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复杂心态。 1 戴震之前西学研究者的命运与启示 明清之际迄于乾嘉时期，朝廷上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为西学的融入准备了环境和条件，但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正如席泽宗所论，一时朝野在是否接受西方科学的问题上有三种态度：全盘拒绝、全盘接收和批判地接受([1]，113页)。在地域上，江南经济富庶，文化兴盛，西学东渐之风最先在此激荡②。而此时的有识之士却对西学大多持保守态度。如浙东黄宗羲就曾由“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古语，推导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222页)。康熙朝的徽州人杨光先，奏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3]，75页)宣城梅文鼎曾受李光地的“特别指点”，而在会通中西算学时，就极力提倡和证明“西学中源”说，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从梅文鼎的几封《答李安溪先生书》中也可窥见其中的端倪。梅氏自称初为此学，苦无问津之人。“每忆畴昔追随之乐，始信古人借师友之切磋，以成其德业，良非虚语”([4]，19—22页)。李光地还特意为梅氏刊刻了《历学疑问》，并在康熙帝南巡时，将此书进呈御览。此书会通中西算学，而以“西学中源”思想为前提。上谕称“此人用力深，书甚细心”。梅氏的做法甚合帝意，也得到了康熙的特意表彰。于是，梅氏感恩戴德，在数学著述甚至诗文酬和中都大力宣扬圣祖观点，言：“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4]，329页)并在稍后刊刻的《历学疑问补》中，更为大胆地宣讲“西学中源”说。③康熙帝二次南巡时，对梅氏“赐坐移时，垂问道数精微”，并赋予“绩学参微”的至高奖赏。朝臣们艳羡之云：“文鼎以草野书生，乃能覃思切究，洞悉源流。其所论著皆足以通中西之旨，而折今古之中。自郭守敬以来，罕见其比。其受圣天子特达之知，固非偶然矣。”([5]，900页)一“草野书生”能受“天子特达之知”，并非易事，而梅氏“洞悉源流”的“心细”，当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梅文鼎之孙梅瑴成继承乃祖的学术思想，确信“西学中源”之说，并积极参与会通中西算学的事业。圣祖因此特擢其供奉内廷，并赐予他进士出身，又主持了钦定《数理精蕴》的编纂工作。这种无需参加科举考试而能轻取官禄之事，比起在孤灯黄卷下苦读四书五经而登上仕途者都更为荣耀。由此可见，学者顺应时代风气，能得一时之利。又如前言杨光先，就是因为猛烈攻击耶稣会士汤若望，而能在中西历法之争的舞台上取得钦天监正之位。由此可见，对待西学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士人的命运。 宣城与徽州为邻邑，对于梅文鼎的著述，江永早有领略，并自称“私淑”弟子。但对梅氏“主中而黜西”的做法，江氏却不以为然，于是，“就先生之书衍绎之，或补所未言，或发所未竟。信者阐明，疑者辩难，约得八卷，名曰《翼梅》。”([6]，《序言》)如江氏认为岁实无消长，就与梅氏说相抵牾，曰：“日平行於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6]，“岁实消长”)。此外，在恒气注历辨、冬至记录、中西合法拟草和天体运行体系等方面，江永对梅文鼎也多有批评。钱大昕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指出：“江氏乃创为本无消长之说，极诋杨(光辅)、郭(守敬)，以附会西人。”([7]，566页)此言似是而非。事实上，江永的《历学补论》、《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就是直接采用西方本轮、均轮之说，不是“附会”，而是毫无隐讳。梅瑴成对江氏则更有意见，称：“庚申年间江永来京，以所著《翼梅》请求序言。但其颠倒于先人者至矣。盖其泥于西说，固执而不能变；于古人创始之功，则尽忘之。”([8]，卷56)④ 梅瑴成与江永同岁，情感友善而学术思想歧异。乾隆五年，江永受程恂之邀，游学京师，冀得任用而终未果。归里之时，梅瑴成赠言江永有“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思亚圣言”之语，其中劝戒寓意，显而易见。江永当然深知其意，但仍坚持己见。钱大昕曾对此有所评论，云：“西士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习其术而为所愚弄，不可也……持江氏之权度以适市，必为司市所挞矣。向闻循斋总宪不喜江说，疑其有意抑之。今读其书，乃知循斋能承家学，识见非江所及。”([7]，567页)钱大昕之言正可补充梅瑴成的未尽之意，由此也透露出江氏之所以在京师未得任用的信息。应当承认，江永治学问朴实而开明，不在梅文鼎、戴震之下，之所以未得到朝廷和名士们的赏识拔擢，就是不识时务。他在西学的“低谷”时期，却为之申明和呐喊，自然是到处碰壁。江永《翼梅》的固执西学及学术界对它的反响，也为我们理解国人在西学冲击下的困惑，以及西学在中土发展史上的艰难困境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江永未能如杨光先一般，逞一时之气而得意外之禄；也没有像梅文鼎遇到李光地那种深谙帝意的大臣，给予适时的点拨。他在崇祖法古的时代大讲西学，结果自然是寂寞而归。 对于江永的做法和结局，其弟子戴震看得最为清楚。他推崇江永研究西学的成就，但在思想上却与保守派站在一边。这个矛盾使得钱大昕甚是困惑，曾质问戴震，为何称赞江永的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而以为“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及观其冬至权度，益哑然失笑”([7]，565页)，并指出：“当今学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抑更有说，以解仆之惑耶？请再质之足下。”([7]，567页)钱氏的这一困惑，一方面暗示了江永的学术命运，同时也说明了戴震在西学问题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行为。 2 “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做法与反响 杨光先是戴震的同乡前辈，东原对杨氏的事迹也熟知本末；梅文鼎及其著述是东原学习天算学的基础；至于江永及其在京师的遭遇，东原在请教江氏于歙西溪不疏园之时，自然也会有所聆听⑤。杨、梅、江三人的学问和命运，在东原心中定有所反映和权衡。 戴震生于徽商之家，“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9]，356页)，因外出经商所需而对天文历法和算学用力颇深。后拜江永为师，与之讨论天算声律之学。洪榜称：婺源江永，治经数十年，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一见倾心，取平日所学就正焉。“江先生见其盛年博学，相得甚欢。一日，举历算中数事问先生(指戴震)曰：‘吾有所疑，十余年未能决。’先生请其书谛观之，因为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惊喜，叹曰：‘累岁之疑，一日而释，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叹江先生之学周详精整。”([10]，卷50)东原能为“岿然大师”剖析解疑，则其天文历算的水平可想而知。 然而，“戴震虽学于江氏，得西洋历算之真传，而所有论著则皆受时代思潮之影响，未能贯彻江氏实事求是之精神”([11]，145页)，却成为后人诟病东原的一个口实。王国维抨击戴震对江永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其理由之一就是戴氏“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12]，166页)。那么，戴震有怎样的“不得已”而“讳言”西学？在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又如何开拓新路径？这正是本文所需把握的问题意识。 “自雍正元年以后，西洋最新学说既少输入之机会，乾隆朝复以政府之力从事振兴中国旧学。一时学者又转而尊古排外，学术思潮为之一变”([11]，145页)，当时的学术大势大致如此。从戴震(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十二年)生活的时代看，研究西学必须以中国旧学为核心，并在思想上与朝廷保持一致，是当时政治学术的趋向。在此情况下，戴震要在天算学上有所开拓，既要继承，又不能违背朝廷的禁忌，其难度可想而知。 诚如数学史家钱宝琮所论：“戴氏在四库馆未开以前，所撰书如《句股割圜记》、《迎日推策记》诸篇尽属西学，徒以古人传记之文体重为编纂，几使读之者疑其为中学所固有。在四库馆既开之后，震多见中国旧有之历算著作，所撰天文算法类书提要又竭力为旧学宣传。”([11]，145页)钱宝琮从整理和研究东原的天文算学类著作入手，指出戴氏多用中国旧学名称替换西学概念，使人疑为中国本来所有，不足为奇。譬如《句股割圜记》即以中国传统的勾股弧矢、割圜术为立法根据，来推演出三角学的基本公式。其上篇称圆曰圜；称角曰觚，线段曰矩；称直角三角形锐角之对边曰句，底边曰股，斜边曰弦，后又改称经隅(用《周髀算经》旧名)；称直角曰倨句角中矩，锐角曰句于句股，钝角曰倨于句股(用《考工记》旧名)；称正弦曰内矩分，余弦曰次内矩分，正切曰矩分，余切曰次矩分，正割曰径引数，余割曰次引数；称角度曰圜度，或曰规度，继改称规限，最后定为圜限；称两三角形相似曰同度，后改称同限；称对角曰正觚，夹角曰本觚(以上用新定名词)。中篇称赤经之余弧曰纬度，后改称纬限；称黄经之余弧曰纬弧；称黄赤道交角曰经度，后改称经限；称赤纬曰经弧。用经纬二字与古畴人家言及《新法算书》俱不合，尤易引起误解。其他名词与同时代算学著作互异者尚多，兹不具录。在天文学方面如《迎日推策记》，记日月五星之轨道，大致以江氏《翼梅》卷五《七政衍说》为宗。但变易旧有名词：称本轮曰左旋之规，均轮曰右旋之规，月行之负圈曰附缀之规，次轮曰次右旋之规，次均轮曰次左旋之规。复以中国古代天文家言附会其说。又论天体测望常有地半径差及蒙气差，为推步者之所宜注意。全篇言简意赅，颇不易读。([11]，151—156页)此外，综观戴震早年著《蠃旋车记》和《自转车记》，述机械省力之法，皆原本于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又将梅文鼎会通中西的《筹算》加以改造，撰成古算学式的《策算》一书；其《九道八行说》一文则专论月道与黄道之离合，却因两汉天文律历志皆有九道八行之名而无明确的诠释，又别立一说，以为新解。戴震称自己的做法为“古法之废，而宜举者在此”。([13]，313—315页) 戴震的做法是借徐光启的“镕西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⑥路数而来，只是比徐氏更为深入且具实证，这样便使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即使如戴震的私淑弟子凌廷堪亦云： 戴氏《勾股割圜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补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但易以新名耳。如上篇即《平三角举要》也，中篇即《堑堵测量》也，下篇即《环中黍尺》也。其所易新名，如角曰觚，边曰距，切曰矩……记中所立新名，惧读之者不解，乃托吴思孝注之。如矩分今曰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今曰某某可也。今戴氏所立之名皆后于西法，是西法古而戴氏今矣，而反以西法为今，何也？凡此皆窃所未喻者。([14]，213—214页) 凌廷堪认为：“西人之说既合于古圣人，自当兼收并采，以辅吾之所未逮，不可阴用其学而阳斥之，则排其为异者，亦过矣。”([14]，39页)戴震确实“阴用”了西学，但并没有“阳斥”西学。因为《勾股割圜记》等书就是根本于江氏《翼梅》而来，《翼梅》则为补正梅氏《环中黍尺》、《平三角举要》所作，而梅氏诸书又多为阐发西学而成。如此推论，则东原之书便是间接地由西学转化而来。戴震与江、梅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有新的发明，而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就是使中国古学具有西学的内容，并把中学里的这些内容挖掘出来，并加以展示，变换名词概念就是一种较为策略的手段而已。翻检戴震的《迎日推策记》，可见文中密密麻麻的夹注，皆为解释这些名词概念之用。更有甚者，东原对所创立的新名，惧怕读者费解，于是又托名吴思孝作注。其受业弟子段玉裁曾记录此事云：“《勾股割圜记》以西法为之，注亦先生所自为，假名吴君思孝。皆如左太冲《三都赋注》假名张载、刘逵也。”([13]，662页)段氏识破了其中原委，因袒护师门而未作展开，不及凌氏直截了当。此书还有吴思孝的刊刻本，其序文云：“戴君以所为《勾股割圜记》示余，读其文殆非秦汉以后书。其于古今步算之大全，约以二千言而尽，可谓奇矣……记中立法称名，一用古义，盖若刘原甫之礼补亡，欲重古人传记之后，不得不尔也。余独虑习今者未能骤通于古，乃附注今之平三角弧三角法于下。”⑦戴震如此周折，其中定有“不得不尔”的苦衷。根据段玉裁《戴先生年谱》所附的记录，也有数条涉及此事，可以窥得言外之意。戴氏云：“精神好时，《勾股割圜记》三篇不必要注，便就本文可以了然”；“《割圜》全体，只吃一杯茶时，洞然了澈”；“《割圜》上两篇成，下一篇难做，却取太史公《信陵君列传》玩味一番，遂成下篇”([13]，714—716页)；又称自己所作的13篇礼学论文“须注乃明”。此中透露的信息有：(一)东原本人读此书勿需注解，若无注，则他人会茫然不解；(二)信陵君的最大贡献是“窃符救赵”，而此言也正暴露出戴氏“窃西救中”而托名作注的行迹所在。 另据钱宝琮考证：“秦蕙田《五礼通考》出版以后，震复将《割圜记》原稿屡屡改易。后出之稿所用名词又与前稿稍有不同。”([11]，631页)如果参照梅文鼎受李光地点拨之例，也可以推测东原入都之时，曾在秦蕙田、纪昀等人的暗示和引导下，进一步以“中学”去掩饰“西学”，重新修订《勾股割圜记》，并为《考工记图》加注。且在当年夏天又作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和《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类似《勾股割圜记》的文字，但“设无自撰图注及吴思孝补注，《勾股割圜记》之难读，恐非残碑断碣所可比拟矣”([11]，630页)。东原自己也说：“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极之，以备步算之大全，补六艺之逸简。治经之士于博见洽闻，或有涉乎此也。”([15]，250页)东原此言自相矛盾：既然是为研治经学者提供“博见洽闻”，却做得文章似残碑断碣，殆非秦汉以后文字，比上古经文还要难读，怎么能说这是为解经服务呢？这种糅合中西，依托《周髀》的做法，已使后学者如坐云雾。焦循就指出东原之书，务为简奥，变易旧名，恒不易了。又云：“徽州之学，自江文学永倡其先，戴庶常震踵而兴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饰以古《九章》、《割圜》，故天文术算，与宣城梅氏相伯仲。”[16]徽州算学之盛，江、戴路径之异，于此可见一斑。刘世仲曾以风趣之语称：勿庵之书唯恐人一解，东原之书唯恐人能解([11]，149页)；章学诚更是叹言：“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17]，277页)钱宝琮对此也甚感到迷惑，说：“震撰诸书提要，于天文算法书之源流演变，未尝不三致意焉。惜所举古法往往渺茫难稽，必欲附会之，以为后世新法之所自出，持论自多武断。”([11]，158页)并多次批评东原“多事”，“颠倒古今”，“非愚即妄”，“殊难索解”，诸如此类。其实他们都是未能“知人论世”，充分理解戴震“阴用而阳拒”的矛盾苦衷。但众多的指责，也从侧面表现出戴震独辟蹊径的处理手段，及其学术方法论的深刻影响力。 章学诚诋毁戴震最早且最力，其中最为不满的就是戴氏的善变。常言“戴君故为高论，出入天渊，使人不可测识”，并以其亲身经历描述了东原的机敏和变通，云： 戴氏生平口谈，约有三种：与中朝显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17]，276—277页)⑧ 且不论章学诚的微词是否属实，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戴震的灵活机智、因事而异的处世方法。以“明修中学，暗渡西学”的偷梁换柱的手段，使得处世圆融的一时“馆阁通人”皆“敛衽”问学于戴。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俱闻戴震之名，登门造访，“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金匮秦文恭公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也。文恭全载先生《句股割圜记》三篇，为古今算法大全之范，其全书往往采先生说。”([18]，667页)姚鼐《赠戴东原》一诗记此时的东原风采云：“新闻高论诎田巴，槐市秋来步落花。……未必蒲轮征晚至，即今名已动京华。”([19]，520页)戴震的“新闻高论”既然能使善辩的田巴屈服，那么，来访的学界高人如何或被东原的新法所折服，或为其高论所蒙蔽，已不得而知，但段氏所言定然不虚。这位来自偏僻山中的穷秀才，一时“声重京师”，占尽风流。究其实，戴震在“西学中源”问题上的方法论，是其成功的题中应有之意。 3 注重实证，开拓新境 戴震的这种做法也是有所借鉴和依傍的。且不说中国古代伪书的依托和篡改之事，单是在西学传入之时，西人利玛窦也曾把僧装换成儒装、将教堂变成大厅、以基督教教义替换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⑨。譬如，汤若望来到中国后就用中文名，并取字曰道未，也是依《孟子·离娄》“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而来，借以拉近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所以，如果“细读《不得已》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立即看出来，杨光先对天主教的反感，是天主教的适应儒家”。([20]，205—225页)戴震的做法，或许受此启发，顺其道而行之。戴震不仅在入京之前已读过大量西学著作，对西学的传入及其方法路径了如指掌，而且在入京后，随即在秦蕙田处参校《五礼通考》、编纂《观象授时》，对李光地的学识和意图又有更多的认识。如《五礼通考》中论“虞夏观象”，戴氏就称道李氏“七政”之说，并接续云：“古人之以五行配时，其来远矣。推日月运，循五行之序，于是有岁之政焉，分至启闭是也。有月之政焉，正朔告月是也；有木火土金水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各顺其时之宜是也。”方观承总评李、戴之说，云：“戴氏以岁月五辰为七政，其说似新。然日主岁，月主月，五星既五辰之精，其与以二曜为五纬、为七政者亦何异哉。惟不重在术数而归于授时熙绩之大，则于经义为得之。”([21]，《五礼通考》卷183《观象授时》)戴震编纂《观象授时》主要以梅氏《历学疑问补》和江氏《推步法解》为参校，择善而从，并时出己见。如《周天十二宫次》中引《历学疑问补》云：“欧逻巴之法因回回而加精，大致并同回法，故遂亦因之耳。徐文定公译西书谓：熔西洋之精算，入大统之型模。则此处宜为改定，使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则岁差之理明，而天上星辰宫度各正其位矣。”戴震认为：“中法后用岁差、节气，不复系于星次，是中法革而不用者，彼犹仍之，遂令十二次之名随岁差迁徙，名与实爽。”([21]，《五礼通考》卷182《观象授时》)由《观象授时》中的诸多评语，可以看出戴震依违在李、梅、江三人之间，而显露出唯官方意识是从的复杂心态。 东原以素衣秀才入都，在强手如林的京城能够撑起学术门面，所凭借的不可能是他屡试屡败的八股制义。而此后进入四库全书馆，领衔纂修官，倚重的也是叹赏其学的“名公卿”的极力推荐。当然，其前提必须是他的学术方向与朝廷意图保持一致，而这一点恰是东原首先要心领神会的。那么，要突出“西学中源”论，戴震的突破在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在实证基础上提升这一理论的高度。其《与是仲明论学书》云：“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13]，371页)又云： 欧逻巴之法本之回回，而回回法则本之中土汉时。故中法有二十八宿，彼亦二十八；中法分十二次，彼亦十二。其中气过宫者本汉人……中法知有岁差则显革之，彼因而暗移其法于黄道；中法即以节气、中气为一岁之界，彼乃袭星次为界，而不知其不可袭也。([21]，《五礼通考》卷182《观象授时》) 戴氏通过实证说明了中土之勾股即西法之三角，西学是中学的演化和发展，改头换面的欧逻巴天算历法即起源于中国的《周髀算经》、《四分历》和其他历算古籍，西学的内容多是中学所固有的。“古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每一刻为六十分，以十分为一小刻，分隶十二辰，每一辰八大刻二小刻。梁天监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变古法，旋废不用。今欧逻巴以昼夜为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盖本于梁天监中所改者耳。”([22]，274页)戴氏通过古籍印证、数学考据之法，由中国历算知识与西域、西洋各种时间记录的比较考证，颇具理据和说服力。 为了证明“礼失求诸野”的正确性，戴震凭借深厚学养，多方考证，指出：“明万历三十八年以后至崇祯末，西洋人庞迪峨、熊三拔等所译《新法历书》云，西法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余成一日，因而置闰。百年中为整年七十五，闰年二十五，共为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日。此即《周髀算经》‘三百六十五日谓之经岁，余四分日之一，积四年而增一日’也……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其新法则袭《回回历》，会望策又袭郭守敬，乃妄言第谷、巴谷测定，以欺人耳。”([23]，24页)《策算》原本于西洋筹算，戴氏对梅文鼎的前期整改再加转换，自称“以九九书于策，则尽乘除之用，是为策算。策取可书，不曰筹而曰策，以别于古筹算，不使名称相乱也……略取经史中资于算者，次成一卷，俾治《九章算术》者首从事焉”。([23]，5页)后人多以其言为是，因为看到了《周易》、《论语》、《考工记》和史志律历志中，早已具有了西学书中的乘除、开平方等内容，颇有理据可依，故而“击节叹赏”。戴震在竭力证明和宣传的同时，更将他在四库馆中所作的《算经十书提要》力图与朝廷的声调保持一致。如《周髀算经提要》云： 明万历中，欧逻巴人入中国，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周髀》所谓北极左右……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3]，633页) 戴氏在此引用《明史·历志》，可知其早已明白朝廷意图，进而便从西洋地圆说、东西南北里差、中外衡及岁时诸方面，穷思博讨，认定西法多出于《周髀算经》，原因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对于东原提要的深刻用意及其来源，钱宝琮指出：此言乃沿袭梅瑴成的观点而加以深化而成。又如《测量法义》、《数学九章》等书提要中所言“古立天元一法即西借根方法”；“欧逻巴新法易其名曰借根方，用之于九章八线”等，皆为梅氏所已言。([11]，162页) 戴震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在康熙帝、梅文鼎等人“西学中源”的观点上，再加实证，向前推进一步而已。如果说，梅文鼎的中西融合方法能使中土人士颔首，那么，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自我作古之法，与朝廷的文化本位思想甚为契合。此法既可看作对“西学中源”说的重申，也可说是对梅文鼎的超越。因为梅文鼎等人在会通中西时虽然多有翻译、疏通之类的创获，甚或为了迎合上意作了许多技术处理和理论上的“索源”，但终究没能朝着“超胜”西方的目标努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实据和例证，不够完善和彻底，间或在“折衷中西，会通归一”之时，仍不忘“西历之巧”。比如梅氏常云：“今日而言历算必兼中西两家。然拘守中法者每是古而非今，过尊西说者又举末而遗本，不知中历之略惟借西法以补之，西历之巧实原古法而精之。二者实相须而不可偏废。”([24]，《凡例》)但戴震与之不同，他直接“阴用西学而阳斥之”，所为天算诸书虽常引梅氏以为证据，却较之梅氏的“复古”更为彻底。如《勾股割圜记》云： 梅定九、薛仪甫诸家，兼通西洋之说，有八线表、平三角、弧三角等法。虽别立名目，于古之勾股弧矢不异。惜译书时欲张其说，凡一语可该，必衍为千百言，多其端绪，使观之者目眩而莫测其涯涘。又讳言立法之本，出于勾股弧矢，转谓勾股不能御三角，三角能御勾股。以梅氏考论之，详于《平三角举要》论三角形用正弦为比例之理。凡为图者十，而不能知其为共半弧背之勾股，其他大抵类此。([23]，168页) 戴震称赞梅、薛融合中西之功，但对他们的处理程度颇为不满，因为用一语可该者却衍为千百言；意欲别立名目，却又未臻于古，在“西学中源”的说法上不能大胆明确，“使观之者目眩”。他在《九数通考序》一文中，就称赞常熟屈曾发“嗜古”，“尽抉古之奥”，而指责梅氏除了论述《周髀》而外，绝不见征引古籍，反不如屈氏。云：“治算学也妙尽其能，亦兼中西而会通之，乃举而分隶《九章》，则又梅氏所志焉未逮也。”([13]，557页)又如其《准望简法》一书，对梅氏的不彻底性批判得更为严厉，称：“欧逻巴窃取勾股为三角法，猥云三角能御勾股，勾股不能御三角。梅勿庵书亦言之，以三角中无直角，非复勾股比例可推，必用八线表之正弦，乃得三边互求之法。不知三角中成六勾股，两两相等，交错其间，以生比例。惜勿庵尚未明此关窍，不能羽翼古人。”([23]，77页)东原肯定宣城能用西学，但惜其不擅用古，未能深究勾股与三角关系和采取古算学的建构方式、术语来融合西学，以至于“不能羽翼古人”。 纵观“西学中源”说的历史，徐光启所期望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25]，374页)，梅氏只做到第一步，东原则完成了后面的内容。戴震技高一筹，能够以传统天算学为框架，置换西方天算学的内容，如此做法也可以理解。马克思说过：“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26]戴震讳言西学，“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实为以传统古学为外衣的“西学”，此类做法也如其《孟子字义疏证》一样，是“披着经学外衣的哲学”(杜国庠语)。 东原在西学问题上能够借鉴前人得失，不取江永之路，又能超越梅定九，终于赢得名士赞赏，皇帝感动，调取来京，同司校勘，又准与新进士一体殿试，降旨录用。皇帝的特批虽然有看重其学识深博的因素，但戴震竭力“不使西国之学胜中国”的做法，也使高宗心悦，乃有御制诗予以褒扬：“悉心编纂诚宜奖，触目研摩信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27]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皇帝对东原明识时务、“悉心编纂”的信任和亲爱⑩，绝不亚于康熙帝给宣城梅氏颁发的“绩学参微”之奖。至此，也可充分说明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他顺应时势、恰当地为朝廷的文化需要做出的合格答卷，有着密切的关系。 4 戴震做法的启示与评价 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他在西学的沉寂时期，以另类的手段来处理“西学中源”的问题，既切合统治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西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继续研究和发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虽然只是个案，但通过戴震个人和周围关系的梳理，可以折射出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心态。历史的必然性，只有透过历史的偶然性才能显现。查检这一时期在学术上能够得到朝廷信任的大学者，莫不力主“西学中源”之说。 东原起自寒微，仅以其学识周旋于名公巨卿之间。他不愿意像江永一样蛰居乡间，课徒终身，也不能像梅文鼎那样从容裕如地以著述终身。他要为衣食奔走于官宦和富商之门，不得不迎合社会需要，顺从官方意志。戴震顺应了这一学术大势，并在理论与实践上多方加以证明，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实现了徐光启所向往的“超胜”目标。诸可宝称“勿庵兴而算学显，东原起而算学尊”(11)，即是对这一代算学发展的精炼总结；梁启超称“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28]，89页)，也是对东原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 也许有学者对戴震这种阳为古学、阴售西术的取巧行为不能认同，以为有悖于“士志于道”、“独尊儒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对于历史人物，后人应予以“知人论世”的“同情之理解”。林甘泉先生曾对古代“士”的政治关怀与社会地位问题，有个颇为中肯的看法，适用于此： 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它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它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我们没有必要否认这种依附性，更不能用儒家的道统观念来装饰古代的知识阶层，给它涂上一层比政治权力更为强势的高贵而虚幻的光圈。把历史的真实内容还给历史，这才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29] 任何学者个人的学术生涯，都要受一定时代条件、社会状况和学术发展的影响。汉代就有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戴震也不能例外。其后，阮元作为“西学中源”说的弘扬者和护法神，他明知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却仍阐扬其“以绍前哲，用遗来学”之功不在梅文鼎之下。在编纂《畴人传》时极力表彰东原，云：“西法三角八线，即古之勾股弧矢，自西学盛行，而古法转昧。[东原]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环中黍尺》三书之法，易以新名，饰以古义，作《勾股割圜记》三篇，言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极之，以备步算之大全，补六艺之逸简。”又说： [戴震]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而又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之功，又岂在宣城下哉？([30]，卷42《戴震》) 也许阮元对东原的做法心知肚明，知道在“西学中源”问题上，如果仅仅一味重复前人之说，就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戴震的大胆创新，将西学内容饰以中土形式，是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宏观把握、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治学方法的灵活多变。在当时虽然未能做到“理求其是”，有悖于清儒“实事求是”的一贯主张，却也达到了“事求适用”的效果。 戴震在西学的挑战面前，以古学掩饰其西学，他的“超胜”在今天看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进步，但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天算学研究的高潮，以至于道咸以后，在中国古算学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基础上，引进近代西方科学才有了较好的发展空间。梁启超盛赞东原“于西来法，食而能化”，又云：“戴震校《周髀》以后迄六朝唐人算书十种，命曰《算经》。自尔而后，经学家十九兼治天算。”“自是所谓西学者渐兴矣”。([28]，57页)戴震“备步算之大全，补六艺之逸简”而辑成《算经十书》，重建了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和学术自尊，可谓功不可没。西方学者也曾就乾嘉时期中国科学界的状况做过评论，云： 中国天才的数学家们接受简捷易行的西方方法的基本训练后，把思想成熟的年华献给重建传统精密科学的事业之中。这种研究程式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戴震受欧洲科学挑战的刺激，致力于古代天算文献的发掘，这些文献显示了传统历学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31]，44页) 中国的当代学者对戴震的做法已有了比较平实公正的认识，认为戴震等人对传统天算学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使众多的中国儒士了解到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秀成果。中西数学、天文历法的比较也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融合。([32]，99页)实际上，“到了乾隆时代，一些文人仍怀有强烈的‘自立’精神”[33]。姑且不论戴震的“西学中源”说，是出于他的“趋炎附势”，还是他真正具有文化保守思想，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弘扬古学、增强民族气节和自信心的作用，对当下的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思想也是一种教育，因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确是国人文明进步的圣贤遗训。正是清儒这种传统思维的影响，所以“西方的数学知识甚至在两个世纪中导致了有关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但这些新鲜事物并没有动摇实质性的内容，即他们自己的世界观。”([34]，85页)历史自有公论，前人足迹堪为后人借鉴。戴震的艰难选择，也反映了传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历程中的困惑与漫长。 近年来，清代学术史研究日趋活跃，戴震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于戴震的研究，无论是其哲学、经学，还是语言学、天文地理学，人们的关注焦点也重在他的方法论。而东原在前人的“缝隙”中寻到出路，也主要是依靠研究方法的创新。他常言：“书言其常，用随其变。”([23]，444页)“但宜推求，勿为株守”([13]278页)；“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13]，373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勇于打破常规。譬如，他在文字学上的“四体二用”理论；经学训诂上“以经考字，以字考经”的方法；而为人熟知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正是按照西学《几何原本》的体例撰写的。他不取传统的“疏证”体例，而遵循《几何原本》中的定义、公理、证明、演绎等逻辑程序展开。这种逻辑方法虽然在17、18世纪风行欧洲，但在中国哲学史上运用这种方法，戴震却是第一人。它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而且标志着戴震在思维方式上已经突破传统而迈入近代[35]。王力曾经指出：清代小学的发达与西洋科学的引进有一定关系，戴震深通西学，有科学头脑，一理通，百理融，研究学问自然比前人高出一等[36]。戴震不仅在以上诸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对待西学问题上也有令人惊奇的创新。这正是他能够兼涉多域、异军突起、引领风气的关键所在。在上述诸多学者和官僚中，杨光先、李光地、梅文鼎、梅瑴成、江永、阮元等人都同样研究过西学，但结局各不相同。而戴震研究西学，能够巧妙地把西方科技知识融合到中国传统学术中去，使人“以为其所固有”，既迎合了朝廷的“西学中源”说，又变相地介绍和推广了西学知识，也使自己迅速获得了学术界和朝廷的普遍认同和肯定，成为继徐光启、梅文鼎之后，在西学问题处理上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西学中源”说这个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命题，经过康熙与乾隆的提倡、李光地与梅文鼎的附和、戴震和阮元的极力证明，最终成为清代学术思想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其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学说又多方发扬，又成为晚清对待西学的主调，并影响到20世纪初的西学观。(12) 致谢：2008年，笔者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先生做访问学者，本文承蒙先生批阅改正。并应历史所之邀以此题作报告，得诸同仁教诲。今又得评审专家指正修改，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从文献资料入手，对戴震在天文算学方面的功与过，作了条分缕析的考证与评判；韩琦的《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和《“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态度之改变及其背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则从时代学术背景和中西科技交流史的角度，着力对西学的传播与学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全面地挖掘。 ②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已经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带动文化的繁荣。朱维铮认为：以江南为辐射中心的南国文化，在18世纪的主要形态是汉学。那么，汉学与西学同时在同一地域出现，应当存在某种实在的联系(《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关于宣城梅氏如何发掘和宣传“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可参见韩琦的《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清华学报》(台湾)，1996年第4期)和《从〈明史〉历志的纂修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载《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40周年学术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④关于江永和梅瑴成争论的话题，可参见刘钝《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3期)和郭世荣《〈翼梅〉引起的中西天文学之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⑤戴震在西溪不疏园教授汪梧凤之子时，已经对西学研究精深，其弟子汪灼回忆云：“所著《勾股割圜记》，集《天官书》、梅氏、利玛窦之大成。”(参见《戴震全书》，七，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2页)而此时江永《翼梅》已成书，因为书中的“又序”即题署于“古歙西溪书屋”。 ⑥关于徐光启的这一说法及其此说的发展和影响，可参见韩琦的英文论文："Astronomy, Chinese and Western: The Influence of Xu Guangqi's View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in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 Guangqi(1562—1633), eds. Catherine Jami, Peter Engelfriet and Gregory Blue(Leiden: Brill, 2001), 360—379页。 ⑦引自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戴震一生坎坷，捉刀代笔之事常有。如其《屈原赋注》由汪梧凤出资刊刻，其中的《音义》三卷即托名汪氏所作。参见拙文《戴震〈屈原赋注·音义〉析疑》，《文献》，2001年第3期。 ⑧洪榜却认为东原的这种行为是观其器识，各依其才应答。“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戴先生行状》，《碑传集》卷50)。 ⑨关于利玛窦等西人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环境的研究，可参见(法)安田朴等著，耿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⑩高宗虽然不及圣祖精于天算学，但对乃祖“西学中源”的指导思想则一脉相承，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参见霍有光《从〈四库全书总目〉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5期。 (11)《畴人传三编》卷3《阮元》(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条后，有诸可宝评文曰：“勿庵兴而算学之术显，东原起而算学之道尊，仪征太傅出，而算学之源流传习，始得专书。” (12)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类似“莱布尼茨受《易经》影响而创造二进制并用于计算机设计”和“《周易参同契》中的场论”之类的言论，由此也可想见戴震时代的学术困惑与人们理解的不易。 参考文献： [1]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A].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杨光先.不得已[M].合肥：黄山书社，2000. [4]梅文鼎.绩学堂诗文钞[M].合肥：黄山书社，1995. [5]纪昀等.历算全书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江永.数学·数学序[A].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梅文鼎.宣城梅氏丛书辑要[Z].乾隆承学堂刊本. [8]章太炎.章太炎学术史论集[C].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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