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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的春之旅


    
    《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择端有胆魂,他敢画一座城,而且是12世纪全世界的最大城市——今天的美国画家,有胆量把纽约城一笔一笔地画下来吗?当然会有人说他笨,说他只是一个老实的匠人,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画家。一个真正的画家,不应该是靠规模取胜的,尤其中国画,讲的是巧,是韵,一钩斜月、一声新雁、一庭秋露,都能牵动一个人内心的敏感。艺术从来都不是靠规模来吓唬人的,但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规模,如果规模大到了描画一座城市,那性质就变了。就像中国的长城,不过是石头的反复叠加而已,但它从西边的大漠一直辅展到了东边的大海,规模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那就是一部伟大作品了。张择端是一个有野心的画家,《清明上河图》证明了这一点,铁证如山。
    这不是鲁莽,更不是狂妄,而是一种成熟、稳定,是心有成竹之后的从容不迫。他精心描绘的城市巨型景观,并非只是为了炫耀城市的壮观和绮丽,而是安顿自己心目中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浩荡的人海。汴京,被视为“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以后的第一个大城市”,这种变革,体现在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平民和商人,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语。他们是城市的魂,构筑了城市的神韵风骨。
    这一次,画的主角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他们的身份,比以前各朝各代都复杂得多,有担轿的、骑马的、看相的、卖药的、驶船的、拉纤的、饮酒的、吃饭的、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命运。他们拥挤在共同的空间和时间中,摩肩接踵,济济一堂。于是,这座城就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
    画中的那条大河(汴河),正是对于命运神秘性的生动隐喻。汴河是当年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的一段,把黄河与淮河相连。它虽然是一条人工河流,但它至少或以牵动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它为九曲黄河系了一个美丽的绳扣,就是汴京城。即使在白天,张择端也会看到水鸟从河面上划过美丽的弧线,听到它拍打翅膀的声音。那微弱而又清晰的拍打声,介入了他对那条源远流长的大河的神秘想象。
    水在中国文化里的强大意象,为整幅画陡然增加了浓厚的哲学意味。它不仅仅是对北宋现实的书写,而是一部深邃的哲学之书。如果记忆里缺少一条河流,那记忆也将是干枯的河流。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自然赋予水的功德。江河之所以永远以最弯曲的形象出现,是因为它试图在最大的幅度上惠及大地。世俗认为,水生财,水是财富的象征,所以才有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民谚,这也是对水的功德的一种印证。在现实世界中,汴京就是水生财的最好例证,宋人张洎写道:
    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周邦彦在《汴都赋》里,把汴京水路的繁荣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鎝,人安以舒,国赋应节。
    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没有辜负水的恩德,创造了那个时代最辉煌的文明。它的房屋,鳞次栉比;城市的黄金地段也寸土寸金,连达官贵人,也有“居于陋巷不可通车者”,甚至大臣丁谓想在黄金地段搞一块地皮都办不到,后来当上宰相,权倾朝野,才在水柜街勉强得到一块偏僻又潮湿的地皮。汴京地皮之昂贵,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一个华丽得令人魂魄飞荡的朝代,汴京以130万人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成为东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壮丽顶点,张洎在描绘汴京时,曾骄傲地说:“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北宋灭亡21年后,1147年,孟元老撰成《东京梦华录》,以华丽的文笔回忆这座华丽的城市:
    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敎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繍戸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皷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京都学派”(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宋代是东亚近代的真正开端。也就是说,东亚的近代,不是迟至19世纪才被西方人打出来的,而是早在10—12世纪就由东亚的身体内部发育出来了,这一论点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与欧洲的近代化叙事平行的历史叙事,从而奠定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浪潮。
    但另一方面,水也是凶险的化身。就像那艘在急流中很有可能撞到桥侧的大船(图20),向人们提示着水的凶险。汴河的泛滥曾这座城市带来过痛苦的记忆,它在空间上的漫漶正如同它在时间上的流逝一样冷酷无情。《红楼梦》里,秦可卿提醒:“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而“溢”,正是水的特征之一,如同“亏”是月的特征一样不可置疑。将黄河水导入汴河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河中的泥沙淤积严重,河床日益抬高,使这条河变得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使整座城市,以及城市里所有人的命运变得动荡起来。因此,朝廷每年都要在冬季枯水之时组织大规模的清淤工作。然而,又有谁为这个王朝“清淤”呢?
    由于一条河,这幅古老的绘画获取了两个维度——一个是横向展开的宽度,它就像一个横切面,囊括了北宋汴京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生活百态,让我们目睹了弥漫在空气里的芳香与繁华,这一点已成常识;另一个是纵向的维度,那就是被河流纵向拉开的时间,这一点则是本文需要特别指明的。画家把历史的横断面全部纳入纵向的时间之河,如是,所有近在眼前的事物,都将被推远——即使满目的丰盈,也都将被那条河带走,就像它当初把万物带来一样。
    这幅画的第一位鉴赏者应该是宋徽宗。当时在京城翰林画院担任皇家画师的张择端把它进献给了皇帝,宋徽宗用他独一无二的瘦金体书法,在画上写下“清明上河图”几个字,并钤了双龙小印。他的举止从容优雅,丝毫没有预感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这幅画,都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途。
    北宋灭亡60年后,那个名叫张著的金朝官员在另一个金朝官员的府邸,看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至于这名官员如何将大金王朝的战利品据为己有,所有史料都守口如瓶,我们也就不得而知。那个时候,风流倜傥的宋徽宗已经在51年前(公元1135年)在大金帝国的五国城屈辱地被马蹄踏死,伟大的帝国都城汴京也早已一片狼籍。宫殿的朱漆大柱早已剥蚀殆尽,商铺的雕花门窗也已去向不明,只有污泥中的烂柱,像沉船露出水面的桅杆,倔强地守护着从前的神话。在那个年代出生的北宋遗民们,未曾目睹、也无法想象这座城当年的雍容华贵、端庄大气。但这幅《清明上河图》,却唤醒了一个在金国朝廷做事的汉人对故国的缅怀。尽管它所描绘的地理方位与文献中的故都不是一一对应的,但张著对故都的图像有着一种超常的敏感,就像一个人,一旦暗藏着一段幽隐浓挚而又刻骨铭心的深情,对往事的每个印记,都会怀有一种特殊的知觉。他发现了它,也发现了内心深处一段沉埋已久的情感。他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把所有被掩埋的情感一寸一寸地牵扯出来,重见天日。北宋的黄金时代,不仅可以被看见,而且可以被触摸。他在自己的跋文中没有记录当时的心境,但在这幅画中,他一定找到了回家的路。他无法得到这幅画,于是在跋文中小心翼翼地写下“藏者宜宝之”几个字。至于藏者是谁,他没有透露,800多年后,我们无从得知。
    金朝没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它灭掉北宋一百多年之后,这个不可一世的王朝就被元朝灭掉了。一个又一个王朝,通过自身的生与死,证明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亘古常新的真理。《清明上河图》又作为战利品被席卷入元朝宫廷,后被一位装裱师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盗出,几经辗转,流落到学者杨准的手里。杨准是一个誓死不与蒙古人合作的汉人,当这幅画携带着关于故国的强大记忆向他扑来的时候,他终于抵挡不住了,决定不惜代价,买下这幅画。那座城市永远敞开的大门向他发出召唤。他决定和这座城在一起,只要这座城在,他的国就不会泯灭,哪怕那只是一座纸上的城。
    但《清明上河图》只在杨准的手里停留了12年,就成了静山周氏的藏品。到了明朝,《清明上河图》的行程依旧没有终止。宣德年间,它被李贤收藏;弘治年间,它被朱文徵、徐文靖先后收藏;正统十年,李东阳收纳了它;到了嘉靖三年,它又漂流到了陆完的手里。
    有一种说法是,权臣严嵩后来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清明上河图》,也有人说,严嵩得到的只是一幅赝品。这幅赝品,是明朝的兵部左侍郎王忬以八百两黄金买来,进献给严嵩的,严嵩知道实情之后,一怒之下,命人将王忬绑到西市,把他的头干脆利落地剁了下来,连买假画的王振斋,都被他抓到狱中,活活饿死。严嵩的凶狠,让王忬的儿子看傻了眼,这个年轻人,名叫王世贞。惊骇之余,王世贞决计为父报仇。他想出了一个颇富“创意”的办法,就是写一部色情小说,故意卖给严嵩,他知道来嵩读书喜欢一边将唾沫吐到手指上,一边翻动书页,就事先在每页上涂好毒药,这样,严嵩没等把书读完就断了气。他想起这个办法时,抬头看见插在瓶子里的一枝梅花,于是为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金瓶梅》。
    《清明上河图》变成了一只船,在时光中漂流,直到1945年,慌不择路的伪满州国皇帝溥仪把它遗失在长春机场,被一个共产党士兵在一个大木箱里发现,又几经辗转,于1953年底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才抵达永久的停泊之地,至今刚好一个甲子。
    只是那船帮不是木质的,而是纸质的。纸是树木的产物,然而与木质的古代城市相比,纸上的城市反而更有恒久性,纸图画脱离了树木的生命轮回而缔造了另一种的生命,它也脱离了现实的时间而创造了另一种时间——艺术的时间。它宣示着河水的训诫,表达着万物流逝和变迁的主题,而自身却成为不可多得的例外,为它反复宣讲的教义提供了一个反例——它身世复杂,但死亡从未降临到它的头上。纸的脆弱性和这幅画的恒久性,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也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拒绝着来自河流的训诫。一卷普通的纸,因为张择端而修改了命运,没有加入到物质世界的死生轮回中,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一个艺术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永恒,但如果张择端能来到故宫博物院,看到他在近千年前描绘的图画依然清晰如初,定然大吃一惊。
    张择端不会想到,命运的戏剧性,最终不折不扣地落到了自己的身上。
    至于张择端的结局,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被历史弄丢了。自从他把《清明上河图》进献给宋徽宗那一刻,就在命运的急流中隐身了,再也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他就像一颗流星,在历史中昙花一现,继而消逝在无边的夜空。在各种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是,汴京被攻下之前,张择端夹杂在人流中奔向长江以南,他和那些“清明上河”的人们一样,即使把自己的命运想了一千遍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流离失所;也有人说,他像宋徽宗一样,被粗糙的绳子捆绑着,连踢带踹、推推搡搡地押到金国,尘土蒙在他的脸上,被鲜血所污的眼睛几乎遮蔽了他的目光,乌灰的脸色消失在一大片不辨男女的面孔中。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品都是由人创造的,但伟大的作品一经产生,创造它的那个人就显得无比渺小、无足轻重了。时代没收了张择端的画笔——所幸,是在他完成《清明上河图》之后。他的命,在那个时代里,如同风中草芥一样一钱不值。
    但无论他死在哪里,他在弥留之际定然会看见他的梦中城市。他是那座城市的真正主人。那时城市里河水初涨,人头攒动,舟行如矢。他闭上眼睛的一刻,感到自己仿佛端坐到了一条船的船头,在河水中顺流而下,内心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自由,就像浸入一份永恒的幸福,永远不愿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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