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李氏:中郎有女堪传业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22 齐鲁晚报 刘德峰 参加讨论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李格非坐在了兖州乡试的考场上,不过20来岁的他,走向了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为官数十载,“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并著述颇丰,李格非也为章丘李氏在两宋众多文化世家中的独特地位,奠定了基石。和李格非相比,现代人往往对他的女儿李清照更为熟悉。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一代词宗”。  山东章丘李清照故居 章丘李氏家族无疑是极为特殊的一个。不像孔、孟、曾、颜诸子能延绵数代,名动天下,也不像聊城傅家、新城王氏那样涌现大量文人进士,百年不衰,章丘李氏唯独以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二人显,其他人再无文名。 李氏父女二人的文学成就足以支撑家族跻身宋代最有名的文化世家,他们两代人志趣高洁,行随时动,又不趋时附势,品性和才情中显露的齐鲁遗风至今让人敬仰赞叹。 气节、爱国、廉政与修养,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并未离我们越来越远。于是,重新发现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也还不算太晚。 “位下名高”李格非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李格非坐在了兖州乡试的考场上,不过20来岁的他,走向了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李格非生活在一个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书香门第。据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晚年所写《上枢密韩肖胄诗》回忆,“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 “她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地位不高,但学识渊博”,章丘李氏研究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魏青告诉记者,从李清照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李格非步入仕途之前,章丘李氏就已拥有不少门生,在山东一带享有盛名。 兖州乡试的入选者名单中,李格非与晁氏家族的晁补之等人赫然在列。四年后,他又写下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礼记说》,得以进士及第,开始了离乡在外、四处为官的生活。 据《宋史》记载,宋朝元丰年间,他做过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哲宗元祐元年(1086),李格非以“太学录”一职,开始入京做官,并于元祐四年(1089),被升为“太学正”,两年后,再转“太学博士”。 “宋代的‘太学’的地位,相当于如今的北京大学等国家顶尖学府。”魏青说,而也就是李格非在太学任职期间,与苏轼的交往令其在宋代文坛闻名。 李格非任太学博士期间,苏轼正任京官。“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李格非传》这样记载。 在有证可查的书信来往中,文学、思想,乃至家庭矛盾,苏李二人几乎无话不谈。苏轼赞李格非“新诗绝佳,足认标裁”。而李格非在思想和创作上,重“诚”、“横”的特点,也深受苏轼影响。 也因为这样密切的关联,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一起,在宋代被列为苏门“后四学士”。 为官数十载,“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并著述颇丰,李格非也为章丘李氏在两宋众多文化世家中的独特地位,奠定了基石。 不附姻亲,兼薪不取 随着李格非的登第入仕,继而与名门望族通婚,章丘李氏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 李格非有两任妻子,一位是宋神宗时期宰相王珪之女,另一位则是宋仁宗一朝状元、四代元老王拱辰的孙女。李格非的亲家赵挺之,则在宋徽宗崇宁时期官至尚书右仆射。 而即便如此,李格非也并未选择从这些姻亲身上获益。 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宋代新旧党争形势的风云变幻。宋代的官员也随党争的起伏,或因此晋级高位,或因此贬谪沉沦。 李格非本可左右逢源。其岳父王珪,在政治上倾向于王安石,支持新法推行,在熙宁、元丰年间,前后任副宰相、宰相长达十六年。赵挺之则在徽宗崇宁时期进身新党权贵。 在李格非关系网的另外一面,是以苏轼为首的北宋中期旧党重量级人物。王拱辰,则属于北宋前期守旧派的元老重臣。 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七年间,新党对旧党进行着报复性的倾轧与打击。时任尚书左仆射章惇,奏请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将司马光等旧党所有攻击新党、新法的章疏,加以排比编类,以此治罪惩处。 在这个节点之上,由于李格非未曾卷入熙宁、元丰年间的党争之中,也被章惇等人视为利用和拉拢的成员之一。绍圣元年(1094),李格非被任命“检讨”一职,具体负责编类元祐群臣章疏。 然而,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苏轼等旧党的李格非,拒绝了这一任命。“李格非应该是对新党打击旧党的极端做法抱有反感,故而坚辞不就。”魏青说。 李格非的抵触态度,也得罪了章惇等执政大臣。随后,李格非被外放至广信军(今河北省徐水县一带),做了“通判”一职。“在这场严酷党争中,他表现出来的气节操守,凛然可见。”魏青认为。 这种气节也在李格非看待金钱的观念上,一以贯之。 据魏青介绍,宋朝曾实行兼职兼薪制度。在李格非任郓州教授一职之时,郓州郡守见他生活贫困,就提出再给他一个官职,以多拿薪水补贴家用。但郡守的提议被李格非婉拒。“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格非安于清贫,不肯投机取巧的性格。”魏青说。 宋朝绍圣四年(1097),李格非任礼部员外郎。“员外郎”一职,放在现代相当于一个“副司长”。有趣的是,这一官职在跨越900多年后,近日正与四台点钞机联系在一起。 2014年5月中旬,有报道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披露,执法人员在魏鹏远家中发现上亿现金。在清点这些现金的过程中,从银行调去的16台点钞机,当场竟烧坏4台。 古妇也问政事 和李格非相比,现代人往往对他的女儿李清照更为熟悉。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一代词宗”,李清照在她父亲奠定的文化世家基石上,筑起高楼,令人仰望。与此同时,由女儿继承并发扬家族文化的传统,也让章丘李氏在众多文化世家中,独具风景。 生于书香门第,李清照自幼便接受着家学滋养。还因为父亲李格非的关系,李清照得以认识苏门诸公,走出闺阁,结交了不少当世才士。年少时,李清照便展露出了异于常人的才气。宋代著名文学家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形容她称,“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瞻,逼近前辈。” 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让李清照在诗词创作上越走越远。少年时随父亲在京城的生活,让李清照看尽繁华。婚后在时代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辗转于青州、建康、临安、金华等地。这都让她对那个时代,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关照。 至今都让人耳熟能详的诗词,无疑是围绕在李清照身上最耀眼的光环。然而,仅以文学上的造诣,来还原李清照,还差得远。 作为研究者,在魏青看来,李清照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古妇不问政事”,魏青说,而李清照却敢于对政治,甚至对国家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 李清照在尚未出嫁之时,就预感到国势岌岌可危,写下《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借唐玄宗荒淫误国而招致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向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提出“夏为殷鉴”的忠告,望他们免蹈覆辙。 此后,又在宋高宗赵构因金兵步步紧逼,一路南奔逃往杭州期间,李清照随丈夫赵明诚南行至乌江水畔,写下《乌江》一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批评统治集团不能誓死在北方抗金,而一味偏安江南。 南渡以后,李清照写下不少作品,直接讽刺斥责最高统治阶层妥协逃跑、屈辱求和的卖国行径。 魏青认为,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一方面来自对李格非的传承,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其所处的家庭环境。 据记载,李清照的亲戚中,既有在出使金国的过程中不肯受辱而惨遭杀害的殉节之臣,也有在宋金交战时弃城投降的失节守臣。 而李清照的立场很明确,“圣君大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屡盟”,她认为,若真正讲信用,不须屡次订下盟约。屡屡结盟,反而会滋长祸乱。“她对当时统治者屈辱求全的外交方式极为不满,由此可见她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魏青说。 与丈夫是“同志” 李清照另一个不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金石学、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兴盛于宋代,李清照丈夫赵明诚更是此领域鼻祖。 李清照与赵明诚志趣相投、伉俪情深,这在封建社会实属难得,他们是夫妻,但历代文人常以“同志”或“朋友”之词称道他们夫妇二人。 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著录、考订完成的《金石录》三十卷,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赵明诚自幼喜好金石之学,婚后除继承家传之物,更是穷数十年之力,千方百计搜罗各地的金石器物及铭文,传写古书,自得其乐。 李清照曾在《金石录后序》中,这样描述赵明诚的痴迷,“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据魏青介绍,夫妇二人搜集到金石器物及铭文后,李清照参与了绝大部分的整理、记录及考订工作。加之赵明诚还要忙于政务,李清照在这些物品的日常管理上,也付出了大量心血。 南渡以后,赵明诚病逝建康,又加上身处干戈扰攘之际,如此规模的金石收藏转移殊为不易。而李清照在奔波逃难途中,也没有忘记细心保存她和赵明诚的珍贵藏品。其收藏的蔡襄书法作品得以留存,并被后世称为“赵氏神妙帖”。 除了金石学的贡献,李清照还写下《词论》,对前辈词人一一加以品评和指摘。她批评柳永“词语尘下”,批评晏殊、欧阳修和苏轼“不协音律”,批评晏几道“无铺叙”、贺铸“少典重”、秦观“少故实”、黄庭坚“多疵病”。 这些批评曾引发众多质疑和争论,但正是在如此犀利点评的基础上,李清照提出了词应“别是一家”的写作主张。 魏青认为,李清照对那个时代的名公巨卿,敢想敢说,辞锋锐利,毫无摧眉低首之态,也是很不容易的。 爱国者、学者、著名词人,不同领域的言说与著述,让李清照把父亲李格非开启的章丘李氏家族文化,发扬到了极致。“中郎有女堪传业”,这本是称道汉末名士蔡邕与其女儿蔡琰的诗句,随着李清照在词坛上闻名遐迩,这句话也被后人自然地用在了章丘李氏的评价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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