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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正名”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孔子强调每个人要尽力做好自己,正其名,安其分,尽其力。正因如此,齐景公才表示信服和赞同。
    然而,孔子这句话曾被严重误读,认为这是强调君权与父权,以为“君君、臣臣”是当官的高高在上,人们应当无条件服从;“父父、子子”是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由此,孔子斯言便成了“封建专制的灵魂”,“统治阶级的符咒”、“王道三纲的理窟”。西汉以后,专制政治体制日趋成熟,尤其儒术“独尊”以后,更被认为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等级”的政治伦理工具。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儒家“正名”主张的简要表述。孔子的理想是“天下为公”,这不是有人通常理解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而是人们较高的公共意识,良好的社会公德。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复合的,工作中都有下级与上级,具有“君”和“臣”的不同身份;在家庭又有“父”与“子”等的不同身份……,每个人都处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各种关系中,于是,要处理好这些基本关系。孔子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又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社会关系以“五达道”为主并延伸开来,处理好这些关系离不开“人义”的十个方面。所谓“天下为公”,就是社会的大同与和顺,就是处理好这些关系。
    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于《论语》的《颜渊》篇,该篇及随后的《子路》篇都围绕克己、修身以“正名”而逐步展开。正名,要求每个人都能“修己”、“克己”、“省身”,作为一个社会人,就要成为合格的“人”,具有一定的素养与内涵,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强调“为仁由己”,希望人们遵守礼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许只有这样,为人之“义”的问题才能解决。
    对社会国家的治理而言,“仁德”的实现关键在为政者,所以孔子的正名思想,首先强调“君君”,希望为政者首先做好自己,做出表率。当季康子问政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行为端正,则其德如风,君为善则民善。孔子的“正名”的主张是一贯的,如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各种人伦关系都是双向的,作为人伦关系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种,君臣双方也应各尽其职。
    为政之要在于“正名”,孔子的表述非常清楚。子路问孔子为政以何为先,孔子明确回答:“必也正名乎!”他进一步论述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正名极其重要,它是为政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正其名,知其分,才能说话顺当合理,风清气正,取得较好的社会管理效果。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正名,必正己,这恰恰是对于“君”的正名的要求。
    按照“正名”的要求,人“在其位”必“谋其政”,应该勇于担当,按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力做好自己。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自己的职责,自己的分内事,不可推卸责任,不能借与他人。孔子进一步解释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所谓“名”,关涉极大,当事人应该心无旁骛,不能玩忽职守。既有其名,必负其责,这样才能人存政举,遵循礼义,取得成效。因此,春秋末期晋大夫史墨也说:“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正名”思想还包含一层意思,即不可逾越本分,胡乱作为。如果不集中心力,跨越领域与边界,就易造成混乱。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其意正是如此。现在有人从消极的角度理解,认为这是推卸责任,是不思进取,恐怕背离了原文的精神。从礼的功能讲,它本来就是为了“定分止争”,合理的做法自然就是“安分守己”。做大事者要尽职尽责,心无旁骛,不可左顾右盼,患得患失;还要遵守礼法制度,不逾越职权,胡乱作为。历史上违权乱政的人不都是超越本分、邪念丛生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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