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后现代”——专访四川大学哲学系黄玉顺教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21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 何晓鹏 参加讨论
| “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当今中国的“隐士”们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思想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在面对东方圣贤与西方哲人时，对自我是一种怎样的关照？隐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极遁世？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我们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认识。 对此，我们采访了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先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什么地方“隐居”呢？（记者笑问） 黄：（笑）我还没有。不过我有时也到朋友那里去玩，在他们乡下的居所。但现在确实有不少大学教师的生活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艺术学院的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喜欢到郊外、到乡下去搞创作，或者与朋友们相聚。 其实不只是高校教师，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比如说大都市里的白领阶层，也非常典型，你会发现：他们在八小时之内，会规规矩矩地在现代性社会架构下谋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但在八小时之外，他们追求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隐士”们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有无相通之处？ 黄：有同有异。跟中国古代的隐士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对现行的社会架构的一种回避、拒斥、甚至反抗。其实不只是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现代的“隐士”们普遍具有一种“后现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纪以来，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现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而表现为一种社会架构，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人们生活在其中，会觉得非常辛苦、冷酷，感受到一种压迫感，于是产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应。在思想界，这会产生一种反思；而在个体身上，则会产生一种“隐士”的生活态度。这与古代的、比如魏晋时代的隐者是相似的，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古今存在着相通性。 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毕竟是不同的时代。现在这些“隐者”，这些具有“后现代”自我放逐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古代的隐者、比如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物是不同的：一个是面对的现代性的架构，一个是面对的前现代的架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您认为现在这种“隐士”现象是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不是缘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 黄：不是这么简单。一方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观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产生的。比如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要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况”作一个严格的区分：后现代状况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生存方式中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一切都是生活本身给出的。 比如魏晋玄学时代，那些玄学家们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架构保持着一种回避、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由他们的生活境遇决定的，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样一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但我们的社会架构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比如大家现在觉得每天都非常累，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虚、甚至很痛苦等等。这些是现代性的一种普遍问题，东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绪。 但另外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既是现代性的，同时也是民族性的。因此，当今“隐士”现象也与中国古代隐士传统有关。 但我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论是古代的隐者，还是今天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知识分子，你会发现，所有那些具有最典型、最强烈的自我放逐倾向的人，往往都是在当时既有社会架构下生存得最成功的人，他们恰恰是完全依赖于这种既有制度而生活的。举例来说，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法国，那些思想家都是教授，他们恰恰依赖现代性的制度而生存。现在一些年轻人、“新新人类”之类，他们有一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但他们都是依靠父母辈在现代性制度下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维持他们那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有一个基本结论：后现代状况只是现代性状况的一种必然的伴生现象，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态度其实也只是现代性观念的一种补充。选择后现代生存方式的人——当今的隐士，实际上都是依赖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社会架构而生存的。就象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大自然，常会与它亲近，但我们绝不会在大自然里去谋生、去生存，而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回大都市来。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中国今天的选择问题。比如说，现代化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任务，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现代化，就已经开始出现质疑现代化的声音了，这可能会带来某种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但中国当今的“隐士”在寄情于山水中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还是陶渊明、李白等人，而不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黄：我刚才说了，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不分东西的，而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在生活中、在观念上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性的东西。法国人当然不会想到陶渊明，但我就会。比如，我是搞哲学的，那么，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是生活所给予的，在我的意识层面，既会呈现出一些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形象，也会呈现出陶渊明等古代隐者的形象，而他们会融合起来。 而且，说到当今的“隐士”，您会发现，这种现象与影视中流行古装戏有着有趣的联系，就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一种东西，那就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古装戏所写的其实都是现代人，但那是一种民族性表达。“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补充会一直存在下去吗？ 黄：我觉得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任何时候，人都需要在一种社会架构下生存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会对它产生某种排斥情绪。一个美国未来学家曾说过类似的话，他把在现代性“高技术”架构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叫做“高情感”，他说，“高情感”是“高技术”的伴生物，在“高技术”下生存的人一定会有“高情感”。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有着“高情感”的当今“隐士”们会对既有的社会架构有影响吗？ 黄：他们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现代性的社会架构。这是他们无能为力的。但也会有作用。比如20世纪对现代性的反思，就导致了在各个层面上对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些修补、修正，使它更加“人性化”。 所以，如果让我来评价后现代主义，我会这样说：那只是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诊断、自我修正机制，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对于当今中国的“隐士”的评价，也是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隐士”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何晓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5期（总第303期）（2006.1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