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在学统与政统之间 ——兼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意识形态转换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04 衡水学院学报 朱康有 参加讨论
“中、西、马”是学界对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三大学术论域的称谓，我自己也不自觉地以之为研究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侯惠勤会长在2016年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的年会（洛阳）上，对此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他认为，这种有意无意的并列提法，矮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处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那么，有无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抑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无独有偶，马克思晚年特别警惕他的学说以后会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认为那样会“窒息精神创造的本质”，并且举例说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衰落的。在一封信中他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之所在。”[1]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使用，主要是从批判和贬斥的意义上讲的，以后则作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形态，倾向于中性的看法。 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很早就遇到如何处理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棘手问题——不过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术语不一样，古人分别叫“学统”与“政统”。一如今天有学者主张“回到马克思”，对于儒学而言，现代亦有人主张应当摒弃被董仲舒政治化的儒学（他们有时称之为“犬儒”思想），回到孔孟创立的“原儒”上。且不论能否回到“原儒”上，我们要问的是：一套学术思想提出后，它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探讨董仲舒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启发的价值。 一、“学统”与“政统”的交叉 显然，思想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基于对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忧虑，孔子提出儒学的核心主张，并被后来的孟、荀发扬。孔、孟、荀不仅参与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构建，而且可以说他们本人即站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我们在《论语》《孟子》中，能够发现他们和当时一些诸侯大夫的交往和对话活动。他们的思想除了个人修身养性的内容之外，其政治主张最为引人注目，比如为政以德、仁政王道、礼仪尊法等观点非常明确。因此，可以说，儒学思想诞生于意识形态激烈对撞的风雨中。这些主张在当时影响极大，一度成为显学——出于富国强兵、急功近利的需要，这些思想文化被目之谓“迂阔”，没有为统治者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似乎停留在学人的传承以及学术思想文化的宣扬和呼吁层面。但毋庸讳言，正是其中包含有关的意识形态内容，才为后来的中央集权治理所选择。 一位开创性的思想家在建构理论的大厦时，往往围绕某个核心的观念来展开其体系。比如说，老子的“道”、孔子的“仁”范畴就是如此。对于这些核心范畴的抽象和提炼，剥离了具体的生活内容而显得“纯而又纯”。与西方哲人追求概念本质属性的单一、严格不同，中国古代的哲人总是极力在不同的语义环境中揭示其基本的属性。当然，一涉及最本质的属性，他们就语焉不详；或者关涉本体的境界，语言的表达功能受到了限制，只能勉强为之“透显”出来一些意义。这同样也是思维抽象功能的体现：好像提炼出来的范畴和观念离开了现实世界，进入一个纯粹思想领域的“真空”。很多时候，它们被剥离出具体的时空、主体和事物，仅留下悬置、空净的“理”的流行。我们在和古人跨越时空的交流中，往往忽视其背景和环境，只是在绝对的、永恒的意义上论述这些文化思想，有些学者甚至奉之为“人文真理”。 因此，在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体系内，即可区分出“学统”和“政统”的不同层面。经过历史的不断选择和验证，儒学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学统实现了转化，和政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学统与政统之间的矛盾，转向外在的冲突或协调。董仲舒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董子出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就会出来另外一个张子、李子来完成如此的使命。每一时代的学术精英在建构抽象的理论学说时，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给予“普遍性”的解决。这是沉潜的“个性”与普遍的“共性”的融合。或许在孔子的时代，赞同儒学者还是社会的少数，但它代表了民族文化的主流。主流可能是很少数人做的事情，可是它里面孕育着合理的东西，在以后能够发展壮大。终于，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完成和稳定之后，作为放大了个体生命的国家有机体，客观上需要一套能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精神系统为之服务。从历史的“回溯”看，两千多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之所以在一次次战乱分裂之后能够恢复到统一的繁荣局面上来，与儒学提供的治理文化的合法性紧密相关。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其优劣，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坐享其悠久文明带来的“红利”，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学统”向“政统”的转换 儒学是怎样实现它在现实中向意识形态的转化？春秋战国时期，孔孟是不屑于向统治者低头的。学生评价孔子是通过“温良恭俭让”的个人修身品德预闻政治活动的，孟子也有“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孟子·尽心上》）的说法，甚至“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说明他们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愿降低自己提出的标准去迎合现实的需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实在不行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他们就会挂冠或隐身而去。固然，他们都极力劝说统治者能够实施自己提出的政治观，但也不会为之勉强，屈身侍从。儒家思想文化只能“藏之名山”，留待后世，寻找时遇。 这并不是说，儒学家一定要去“低头”媚世，确实如同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问题在于“国家的需要”，没有这种需要，一套理论学说就只能是摆放在架子上的“花瓶”而已。这里，我们不是要贬低理论创立的意义和价值。当世不用，也许后世有大用，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终于，儒学在汉代迎来了这样一个为世显示大用的机遇。我们看，这个历程亦并非一帆风顺，毋宁说，它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兵家学说只能在“不得已”的时候用之。法家学说在富国强兵、征伐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很快能够见到实效的功能，遗憾的是秦在一统天下之后的“二世而亡”不能说没有它的负面影响。汉初新道家的无为、因循政策，对社会和民力的休养生息也有正面的价值，而时间一长则暴露出消极的弊端。看来，稳定天下、凝聚民心、积极有为的意识形态则只好在儒学中寻找了。 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恰恰适应了统治阶级和社会生活的思想文化亟需。现代学者反复批判董子的这种观点。其实，拿今天的语言来说，我们在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上不能搞多元化，也不能来回摇摆，那样很容易造成一治一乱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措施的改进是必然的，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涉及立场等根本观则无须如政令一样朝令夕改。自然，指导思想应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能在最基本的“原理”层面和现实映照上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因此，董子的观点是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上着眼的，并非完全是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周桂钿先生正确地指出：董仲舒强调要统一到六艺、孔子之术，即儒学上，其他思想不能并进——后人概括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后人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认为只要儒术，消灭其他各家，这就不对了；罢黜并非消灭，独尊不是独存[3]。 董子另外一句“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多为今人诟病。且不论哲学上讲的形而上之道是否会真的改变或演化，吾以为，它还是在论证这样一个诉求：只要还是汉家刘姓的天下，那么这个统治之“道”就勿需作大的调整或变迁。这就类似我们今天“长期坚持”“永不动摇”的宣称一样。在孔孟的儒学中，天虽然被哲理化了，但仍保留神秘之义涵。董子的发挥在于，既将“天”推向神秘亦将“天”人化为实体。这里边可能有董子不得已的苦衷。在把儒学推上意识形态的“宝座”时，他实际上作了很多的调整。我觉得，《天人三策》看起来似乎是君臣之间的一个简单策对，实则蕴含着怎样处理好以“天子”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和百姓之间的关系。树立“天”的权威就是树立“天子”的权威，但不能同时为残暴的最高统治者大开绿灯。董子通过其牵强的“天人感应”说，尤其是天灾谴告，明示“天子”的过失，制约其无上的权力；并间接地指明，此“天”就是民众的力量。在孔孟儒学中，“天”更多地显现为内心力量的支撑。尽管原始的儒学有从《易经》里来的“神道设教”，那也主要是从“天下服”即被统治者着眼的。对统治者的错失，孔孟有规劝、有谏诤，而在理论上的“德教礼治”“天禄”之说似乎过多地发自内在的制约（自律），不足以震慑居上之“大人”。把民众的力量神化为“天意”，或许增加了一份冥冥之中的敬畏感。 作为大儒的董子几次出仕，任汉治下地方王侯的国相，游走在理想化的儒学与功利化的政治之间，为二者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这种“嫁接”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感应”论一旦触及上层统治的合法性，几乎险些使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董子为原始儒学的政治转换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孔孟儒学在此之前，本身也经过不断的调适，容纳了法家、阴阳家甚至道家的一些思想内容。后儒非议荀子作为正统儒家的身份，不过荀子的“重法”确实使儒学靠向现实的成分增加了。自汉代慢慢成熟起来的“阳儒阴法”治国策略，代表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心态，既避免了儒家的柔弱，也避免了法家的严酷。不过，核心的观点仍然是儒家式的，无论后来入主中原的是少数民族还是大汉民族，这一点都基本上未曾改变过。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好反过来还可以转化为施政的举措，儒学的经典提供了这样的政治资源——这样的意识形态指导才不至于“悬空”。董子提出的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儒学经义被提高到法律的权威之上，大大强化了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和强制力等社会功能（其中也增大了把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误为代替具体律法的危险）。 “以孝治天下”也把孔子儒学中的孝的观念推向用人选拔的（干部）制度上，并解决了汉初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统治者的政体（同姓王分封制）问题。《论语》中固有将孝与为政联系起来的思想，但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到制度层面。无论《孝经》成书于汉或汉前，其中讲的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不但扩展到全社会每个成员，而且对身份的分工角色、言行作了广义的阐释。由孝移忠，进一步把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国家的责任联系起来，亦使儒学的一些基础性观念得到整个公共意识形态的认同，恰与治理理念的要求相适应且不谋而合。此外，极易被强调平等观念的现代人误解的“三纲五常”，无非亦是奠定秩序的规范性之措。董子首论“三纲”，其中的“纲”可以解读为“主要的”意蕴，非完全谓指“支配的”主从关系；尤其在君臣、夫子、夫妇之间的规范伦理含有双向的互动，非仅仅为单向的要求。有学人解读“纲”为“做好表率”，亦不无积极的意义旨趣。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和政权紧密相连，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不过，汉代发达的谶纬之学则将经学的意义和价值推至不适当的地步。董子似乎对此应负一定的责任，而统治者的倡导甚至利用，则扩大了其流衍是不争的事实。 三、双赢还是双输 应该说，学统转化为政统，是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 法家、兵家等外王有余内圣不足，道家、佛家则内圣有余外王不足。内圣与外王的制衡与统一，使儒学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时期最为长久被选择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其中的得失怎么看待？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政统将其应用到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层面，突破师徒授受的文化传播途径和范围，极大地发挥了学术引领现实的作用，使儒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这是学术思想梦寐以求的实践效果。没有主导意识形态的鼎力相助，“不依国事”，则法事难立。动用整个权威机构来倡议某种思想，能使理念之“毛”附着在宽大之“皮”上，强有力地扩散。另一方面，成为官方“教科书”体系和教条的儒学，极易被定为一尊，不容许做其他意义的解读，实际上就阉割了其发展的活力。“五经”如此，后来的“四书”亦如此。把人们的头脑封闭在几部经典中，皓首穷经，不敢逾越雷池；如果智慧没有得以开发，只能是死读书、读死书，不会变通运用。很多学者皆成了解经的大家，仅会作解读，不会去创新，那种滚雪球似的形式，如经、传、注、笺、义疏、疏证、集注、训诂等等，都无不透露或散发出浓郁的泥古气息。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积弱无力，正是与这种创新机能的衰竭密切相关。 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看，统治阶层脱下争霸天下中杀戮的血腥外衣，借助于学术思想为其道义性奠定了辩解的理论基石，凝聚了人心，稳定了秩序，社会不断从一次次的“脱轨”中恢复到正常的“道”上来。真正去落实儒家提出的理念也好，把儒家作为装扮的“花瓶”也好，都能使生活在权利和利益夹缝中的人们感受到些许温情脉脉的人性光辉。历史上家族式的统治免不了治乱循环的周期律，现代政党的执政和治理又岂能轻易躲过一朝倾覆的命运？现实中内圣和外王的断裂困扰着一代代有抱负的儒家知识分子。面对道家、佛家思想的冲击，他们试图弥合汉以后儒学理论上的缺陷，终于在董子等汉儒的基础上，出入佛老，通过对经典的义理式解读，在宋明时期重开新儒学的境界。宋以后出现了诸多的民间讲学之风，但朝廷经筵制度（与今日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或有通处）的确立，则为帝王接受新儒学（理学）教育的主要方式，其中打上了深深的革君心、正君心等理学印记。即使是帝王，亦须尊师重道，重视包含道统的学统，理治百官，风化百姓。明代中叶以后君主多不好学，甚至有凌辱讲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诏开经筵，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为恩典。君主待讲臣如此，讲臣地位之低落可知。明代君主遇讲官若说书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与此不无干系。清初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显然，理学深刻影响到传统中央集权后期的意识形态。人们往往从最后的结局上评价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失败，却没有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其作为“过程”的成功上。极端地讲，任何思想文化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最终都要被超越。 近现代遭逢完全不同的境遇，儒学退出教育和教化的主流舞台。内外飘零的国人，生存尚不能维持，现代新儒家的呐喊即被淹没在二十世纪急速变革的洪流中，遑论再蒙古老文化文明的濡染。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制度及其主体的确立，决定了儒学只能从思想资源的学术层面上（甚至连历史上讲的学统也已经面目全非）进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有层次的系统。这种“进入”，不是去取代马克思主义充当指导思想。我始终认为，习主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是从意识形态的全面建构上着眼的。他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建设植入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成就中，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他同时指出，治国理政、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疑难问题，传统文化有诸多的启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上，可以说实现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廓清了人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的各种迷雾。 除此之外，儒学在大众意识形态的构建上，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传统儒学有许多涉及做人做官做事等操作层面的内在修养，它与社会生活中的个体精神有密切关联。我们高兴地看到，大陆儒学在最近的发展中，分化出生活儒学、乡村儒学等形态，即反映了这种趋势。董仲舒在汉代为儒学做出的努力，能为我们今天普及儒学、弘扬国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诸多启发。第一，他通过建构今文经学，对《春秋》等经典做出适应时代的解读，有利于统一的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发展。同样，适应新时代的实践要求，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在当今尤为必要，对那些宗教色彩浓厚的内容特别需要“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4]。第二，董仲舒的意识形态建构有经验，也有教训。在科学昌明、中西文化交流交融不断扩大、互联网深入发展的趋势下，宗教化、神秘化的倾向是要不得的。基于对现实政治残酷性的阅历，董仲舒晚年辞去官职，基本上对什么事情都不主动去过问，只是埋头读书写书——虽然朝廷有大事，还常派人到他家去请教，他都明确进行了答复。在实现新学统、新政统的良性互动中，我们也祈望能够规避本文一开始点出的冲突和尴尬。一方面，主导的意识形态应稍稍超脱权力和利益的“算计”，更多地显示宽容、包容的心态；另一方面，学者也应放大个体的胸怀，着眼国家的长期稳定和民众的可接受程度，在保持理论的理想化引导外，多些“实际”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聂锦芳.到马克思的故乡去[J].读书,2016(6):71-8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3] 周桂钿.今天来看董仲舒[N].光明日报,2015-05-18(16). [4] 习近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人民日报,2016-04-24(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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