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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方死”与生命的达观


    【按】生命的达观,并不是颓废,不是轻生,而是更透彻地理解生命的意义。
    
    我国魏晋时代的人们有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它源自人对自身生命有限性的焦虑。曹孟德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感慨人生的苦短,是魏晋文人咏叹的主题。人生即苦,何以解脱?生命意识的这种觉醒,迫使人们不得不“向死而生”。怎样才能解脱呢?
    面对生命的有限,有这样几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及时行乐,醉生梦死,所谓“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宋高菊磵《清明》),以至于颓废甚至堕落。二是追求长生不老,肉身不死,与自然律对抗。道教的炼丹术就同重生恶死有关。由道家到道教,虽一步之遥,境界如此不同。三是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虽有限,但人的功业却可以超越人的有限生命而达至无穷。这是儒家的态度。四是窥破生死,所谓“方生方死”,对生命持一种达观的态度。道家的眼界使人们对此有一种深刻的觉悟。
    由先秦道家到汉代的道教,对生命的理解变得拘泥而直观。长生久视被理解为得道成仙,追求的是形似而已,与原始道家精神相去甚远。其实,即使是老子这样的得道之人,也不是长生不老。按司马迁《史记》上的夸张说法,老子也不过“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庄子所谓的“神人”,也只是能够顺其自然、成其天年,而不是说他真的可以长生久视、肉身不死。真人、至人、神人,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在肉体生命的意义上超越生死,而只是说他们在境界上能够看淡生死罢了。这同长生不老无关,不然就无所谓庄子说的“不悦生,不恶死”了。
    《庄子·齐物论》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从呱呱坠地起就开始了奔向死亡的历程,而人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为人生的谢幕所做的准备罢了。这种戡破生死的态度,使人们面对人生能够达观、淡定和从容。庄子说:“死生,命也。”孔子也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们常说“命运”,其实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看:“命”乃必然性,不可改变;“运”属偶然性,所谓“撞大运”,它就取决于各个人的后天机缘和努力了。命运观念其实相当全面,因为它既尊重了客观必然性,又尊重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庄子·大宗师》云:“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常人出于生命的本能,总是“悦生”“恶死”的,甚至贪生怕死,就像《列子·说符》说的:“人所忧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过乎生”。而“真人”却能够超越此一俗念,豁达地看待生死,把生死视作自然之运行,当生则生,当死则死。顺其自然,这也是看待自身生命的态度。一种思想怎样才算是彻底?那种只能把宣扬的原则运用于别人那里而不能运用于自身的学说,在逻辑上一定是不周延的。而道家的自然主义旨趣不仅被用来看待外部世界,也不仅被拿来看待他人,而且能够被拿来自我观照,这才是一种真正彻底的思想。所以道家能够在境界上超越对死的畏惧和对生的渴望。
    庄子死了妻子,竟可以“鼓盆而歌”,这又是何其洒脱,何其放达!离开了大智慧,是万难如此达观的。这不是无情无义,而是基于庄子对生命所作的特定理解。只有这种达观态度,方能求得生命的安祥。一切皆能顺其自然,一切皆可放下,包括对人的生死本身。孟子说得好:“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张载也说过:“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张载《正蒙·西铭》)。一切的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包括一个人的生死亦不例外。孟子和张载虽属儒家,但其境界与道家的达观了无隔阂。
    依世俗之见,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做岂不是非常不近人情吗?其实不然。在庄子看来,只要是顺其自然、成其天年,面对生死可以不迎不拒,没有什么遗憾,也无须有何悲伤。“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死得其所,岂非幸事?!须注意,生命的达观,并不是颓废,不是轻生,而是更透彻地理解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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