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儒家处于消解过程，康有为面对不可逆转的走向世界进程，深刻体会到民族文化认同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试图运用西方的宗教资源，使儒家在脱离权力和政治领域之后，依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持。本文通过对孔教会建立过程中，康有为所受到的儒家内部的保守势力和社会的激进思潮的双重打击，从而为我们如何认识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一种反思性的题材。
关键词：孔教会，康有为，文化认同，现代性
导言
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化意味着一种与过去的“断裂”（吉登斯语），如西方的启蒙运动相对于中世纪的断裂。而对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而言，现代化不仅是与过去（Past）之间产生断裂，同时也是与“自身”（Self）之间的断裂，因为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西方化的改革。由于改革的过程是伴随着外来的军事和文化的强势，以及在这种强势的催化下儒家制度体系的解体而进行的，于是中国人便必然会面临对于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危机。
认同其实是一种识别，因为每一种文化总是存在着在某一个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当中国被强制性地抛入一个新的以西方为标准的参照背景之中时，就需要重新识别自己，这种识别就是一种认同的实践。在这个认同的实践中，人们会按照新的标准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一次完整彻底的清算，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文化论争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识别的不同的文化“自我”的体现，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就存在于在原先背景下比较一致的形象在新的背景下被多元化了。比方说守成主义者希望保持原有的认同，激进者则希望以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作为新的认同基点，而折衷者则试图调和这两者的立场，如此这般的左右为难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的今天，文化认同问题也越来越受人关注，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是对于这种认同危机来提出在明显以西方的地方性经验作为普遍经验的例证，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上的确出现了很明显的趋同现象。这种趋同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人们相信，与此伴随的文化模式的趋同（例如个人主义文化的普遍化）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这种调整与适应也就各不相同，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也就构成了所谓“多重现代性”的局面。
多重现代性充分关注本土价值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并非是要寻求一种普遍性的结论，而是而是要通过对康有为和孔教会的活动的考察，来讨论儒家立场和现代性之间的一种解决方式及其后果，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极富启发性的。
一，新时空背景下的儒家困境
认同危机的核心问题如何解决传统遗产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识与世界惯例之间的两难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都与儒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熟悉近代中国历史的都知道，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怀疑是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而深化的，逐渐由技术性的“器物”和“制度”而进于观念性“道”，其中儒家作为传统思想的主导性观念受到最为严厉的批评。
对于西方的“器物”的引入，虽然也容易被讥之为“奇技淫巧”，但并不对制度体系和观念系统产生真正的冲击，而制度的变革则不然，首先制度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凝结，其次制度本身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因此制度变革必然导致价值体系的冲击，也就是说必然会进于观念性的“道”。也就是儒家天经地义的真理性和作为统治合法性依据的地位必然首当其冲。
总体而言，以西方社会为摹本的现代制度体系对于中国造成的直接改变即是以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天下”模式、以自由经济的模式来取代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民众的政治参与取代皇权的全能性统治。
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传统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一方面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不容置疑，虽然周边一些民族始终对它构成某种程度的军事威胁，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统治中国，除非他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其次，中国古代秩序的合法性依据来自于儒家，进而权力是向接受儒家规范并以之为行为规范的人开放，因此“文化主义拒绝承认一个由形式上互相平等的诸多国家构成的世界，并且坚持合法的统治需建立在遵循儒家规范的基础上。” [1]
自由经济的模式则使儒家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规范和修身理论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经验”，特别是新的建立在平等和人权基础上的西方政治理念使得长期与皇权统治有瓜葛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之间产生一种尖锐的对立。这种制度性的差距加上军事和经济的强势，使中西之间的多样性转化为一种“先进”和“落后”的认知模式。毫无疑问儒家是“落后”的代表，这样儒家的凭借经学体系而确立的“真理”性被解构了，从而对国民心理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可以接受平等和自由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不应该将之看成是一种完全与自己的文化异质的东西，正如启蒙思潮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西方传统的价值的空间。而中国人则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心理状况。比方说，中国人的建立在自身对于宇宙和文化的认识基础上的时空观念，被启蒙主义和进化主义的线性时空观念所取代，这种认知模式的转变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以文化决定论的方式将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将积极的成功的因素都归属于西方文化，使得一些本来具有主观色彩“价值”问题被转化为客观化“知识”问题，比方说梁启超将中国在近代的悲剧归结为“国民性”问题，批评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缺乏独立的自由意志及公共精神，认为这些缺点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障碍，这种基本的立场基本上被后来的学者和政治家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思考的定式。[2]文化认同危机的最激烈体现是将讨论文化差异的“中西”问题转化为讨论进步与落后的“时间”问题。[3] “中国 ”在传统的意义上，是一种空间的概念，他确定了自身的文化中心地位，而与其距离和方位的不同被分别定义为“夷”，从而导出“文”“野”的差别和文化发展由“野”进于“文”的目标。然后，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下，中国文化本来确定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在进化论的影响下逐步转变为古今问题，近代中国的文化观念在20—30年代逐渐由“东西”文化转变为“古今”文化，其衡定的坐标逐渐由空间观念转向时间。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和“社会历史观”的论战，使得这种“时间”性的概念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即使是作为守成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新儒家，其实也接受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承认西方政治理念和文化上的先进性，因为将儒家确定为“心性”之学，而非一套整全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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