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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如何面向新世界


    两大板块两大思潮
    当今世界面临两大板块,两大思潮。
    两大板块——“发达国家”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
    两大思潮——一种思潮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听任他们占领全球资源,覆盖多元文化,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思潮是世界大多数人看到,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和更多的死亡。后一种思潮认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走过去帝国殖民,统治全球的老路,而要创造全新思想,全新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久远、文化资源极其丰厚的大国,有可能、有条件抵制前一种思潮,引领后一种思潮,逐步实现建设“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的宏图。
    中国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去世前总结他90余年的人生,得出结论:要把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和种子,有各种看法。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觉得重要的是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培育出色的孩子。二是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三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四是倡导以德服人,反对以力压人,追求“礼法合治”等。
    不但要了解传统,还必须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也就是说要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觉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
    中国文化的精髓不断为解决当前的世界问题提供新的思考方式,以下举几个例子:
    1、关于个人和“关系”。
    在去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欧中高层文化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赵汀阳的演讲标题是“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在当代,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无法解决冲突问题,也就永远处于风险之中,难免自取其祸,只有在互相伤害最小化的条件下,自身利益才更为可靠。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作为基本单位去分析人类行为和价值观,思考重心不在个体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体利益,而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优先考虑关系的最优可能性以求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中国文化考虑的中心不是个体,而是相互的关系。关系安全(互相伤害最小化)和关系利益(互助和协作)才是每个人的可及利益的限度和必要条件。因此,中国文化寻求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某种结合点,强调互利双赢的关系。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盗亦有道”。赵博士的论文引起了到会者的深入思考,当然有争论,但都认为换另一种思考方式,极有启发。
    2、关于“情”与工具理性。
    以礼乐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前就强调“道始于情”。礼乐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既合乎理性,又合乎人情的、合情合理的“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在西方,工具理性膨胀,绝大多数人不能不被捆绑于机器和物质功利。理性和越来越精细的分类使人的视野越来越逼窄。西方哲学家已深深感到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审美境界”、“诗意的栖居”等。在“物化”、“功利”笼罩这社会生活的今天,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时空,讲究“空明若镜”的审美文化对于追求“诗意的栖居”的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3、关于“帝国体系”和“天下体系”的讨论。
    帝国的发展是以殖民地国家很多人的牺牲为代价,而希腊开创了从“个人——民族国家——国际联合”这样由小到大的方向,它是单向的。中国古代的“天下理想”是双向的,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也有“天下——国(诸侯)——家”。在欧中高层文化论坛上,欧盟跨文化研究所所长阿兰·李比雄说:“一个更新的天下理论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局面找到一条解决之道”。他认为这种“替换性”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撕破那种线性的逻辑”。中国的“天下”体系,引发了西方、汉学界的很多讨论。原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就任演说的主题。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西方文化危机和反思
    美国主流文化把私有财产看作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越有自主权,个人就愈加自由独立;财产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个人聚敛巨大财富的成功被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财富愈多,就愈是与众不同,愈有社会地位,就愈安全。因此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赚钱,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他们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5%。如果中国每个人都达到美国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那就要有七个地球来支持!
    西方世界已深深感到了文化危机,开始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
    中国的崛起
    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是:一、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为了达到这些共同的目的,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思想和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
    正如张维为在他的新著《中国震撼》一书中所说的,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演讲者小传
    乐黛云: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外国语顾问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