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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人性论之基本差异


    性,本字为生。《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 阮元曰:“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商周古人造此字,已谐声,声亦意也。”(《性命古训》)
    何谓性?孟子引告子之言曰,“生之谓性”。《尔雅》曰:“性,质也。”性是物类天生之本性或特质。
    庄子曰:“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
    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
    《吕氏春秋》曰:“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能为也。”(《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
    董仲舒曰:“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性是物类天生之本性或特质,所以,同一物类,其性亦同。赵歧曰:“凡物生同类者皆同性。”(《孟子注·告子上》)[1]牟融曰:“物类各自有性,犹磁石取铁,不能移毫毛矣。”(《理惑论》)“故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南史·张充传》人类认识事物,重在认识事物之特性,人类利用事物以达己之目的,亦应依循事物之特性。
    由物性而有人性,物性是物类的本性或特质,人性是人类的本性或本然之性、天然之性。[2]人性根源于人之天,故称作“天性”。然人性并非只是人之天性,亦是人只所以为人的表现和确证。人之天性是人先天所具有的,就此而言,人与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动物虽有族群却不能形成社会,人一旦脱离社会则不再为人,虽然其体质、外观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所以,人之为人,并非天生即是人,更在于后天之教化、养育、习得才使人真正成为人。
    一
    儒家之人性论,根基于其仁义之道。儒家对于人性之论证与说明,目的在于要为其所张扬的仁义之道确立一根基与现实之出路。作为儒学之开山始祖,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然孔子之论仁,主要局限于仁本身,即何为仁,为什么行仁的层面上。至于如何行仁,在孔子那里,还不是问题的重点。孔子只是简单地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行仁完全是人的自觉的行为。至于为什么是人的自觉的行为,孔子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3]由此,孔子多言仁义,而很少论及人性。[4]孔子论人性,只限一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何以相近,习何以相远?孔子未予明言,因为孔子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仁义本身,而非如何推行仁义之道。
    孟子处处以孔子之继承者自居。孟学对于孔学之发展,主要即在于“为仁之方”方面的发展。孟子自觉地将孔子仁学的终点作为自己仁学的起点,并通过对“为仁之方”的论述,而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相同性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人之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人之性所表证的是人的先天性的因素,这种先天性的因素实际上亦是人的本能、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和本性在很大意义上是与动物相类、相通,以至相同的。人性所表证的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与动物相类、相同,而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与动物不同而为人之所专有者,才是人性。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本所在,正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人之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5]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之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之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为仁不过是使人性之中本有之善端得以发扬广大而已。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