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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黎红雷:当代儒商的企业管理文化创新


    文/黎红雷
    企业如何管理?在古典管理时代,管理者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驱使员工进行工作。在行为科学管理时代,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提出“Y理论”,认为促使人们朝着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外力的控制及惩罚的威胁并非唯一的方法;人为了达到自己承诺的目标,自然会坚持“自我指导”与“自我控制”;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即可以趋使人们朝着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当代管理的重心由此而发生根本转向,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单一的制度管理转向制度与价值观相结合的企业文化管理。
    “德治”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原则。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中的“道”是“引导”、“领导”的意思,“政”指政令,“刑”指“刑罚”,“德”指“德教”,“礼”指“礼法”。至于其中的“格”字,有多种解读,综合起来,可理解为“自我改正而真心归服”。如此,孔子原话的大意是: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规范他们,民众只是企求免于犯罪,内心却没有羞耻感;用德教来引导他们,用礼法来规范他们,则民众不但有羞耻感,并且能够自我改正而真心归服。
    
    黎红雷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孔子这一思想来自周公。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曾经提出“明德慎罚”的主张,把它当作周朝取得天下的传家宝。他对自己的弟弟康叔说:“只有我们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那些应当受到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镇压那些应当受到镇压的人,并让庶民了解他的这种治国之道。”关于“明德”,周公说:“只有民众走上了我们所要求的轨道,国家才会安康。我们应当考虑殷商过去圣明君王的德政,只有把民众治理好,因而实现了国家的安康,才是最终目的。何况现在的民众,如果没有人去引导他们,他们就不会向善;不去引导他们,国家的政治就搞不好。”关于“慎罚”,周公说:“对于刑罚,一定要小心,要严明,一个人犯了小罪,但他不坚持错误,并且知道悔过,是偶然犯罪,这样,在按照法律来研究他的罪过时,是不应该把他杀掉的。”
    孔子进一步发挥了周公的思想,强调为政要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而不应该片面强调刑罚杀戮。这就是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在《荀子·宥坐》篇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时,有一对父子相争,对簿公堂。孔子把他们统统拘留起来,却迟迟不做判决。三个月过去了,当父亲的主动提出请求停止这件官司,孔子就把他们放了。鲁国的当政大夫季孙氏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地说:“孔丘这老头子在欺骗我!他曾经告诉我说:一定要用孝道来治理国家,现在儿子告父亲,把他杀掉,这老头子却把他给放了。”冉求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感叹地说:“呜呼!当政者不懂得处理政务,却把下面的人杀掉,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不教育人民而只是判断他们的官司,这是在滥杀无辜啊。军队打了败仗,不可以将所有的士兵都砍头;国家管理不好,不可以把民众都抓起来,因为罪责不在民众。法令松弛,而刑罚杀戮很严,这是对百姓的残害;农作物生长有时限,而赋税征收却没有限度,这是对百姓的残暴;不进行教育而只是要求人民遵纪守法,这是对百姓的虐待。当政者只有停止这三件事,才谈得上对人民实施刑罚。《诗经》上说:‘即使是有正当理由的刑杀,也不要立即执行;执法者只能对自己说,没有慎重地处理好政事,致使人民犯罪。’这就是说,治国之道首先应该实行教育。”
    
    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资料图 图源网络)
    践行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致力于塑造新时期的工商业文明,创立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机制,把社会、他人、自身利益融为一体,创造了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底蕴的崭新管理模式,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世界级企业的管理制度融为一体,确立了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在他们看来,企业管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管人,管人就是管心、管思想,把员工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第二是管理中需要企业文化,需要柔性的东西,如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氛围,企业的长治久安要靠企业文化。第三是奖励和激励制度,让每个员工都能分享到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都能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身最大的力量。中国文化的内涵就是一个“德”字。“德”是做人应有的规矩、做人最基本的属性,丢掉了这个根本,人在处理事情、处理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无论做官、经商,还是做学问,就会出现大麻烦。以“德”为根本,每个人都会严格要求自己,从而构成企业健行致远的不竭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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