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第十集：祸福之间（中）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7:11:24 平遥文化网 小慧辑 参加讨论
在山西的许多地方至今流传着这样的风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都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在这一天里各家商号不仅门前悬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之前还要举行祭财神的仪式，来求得新的一年中财源广进，这种风俗山西人叫开市。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城开市的仪式显得格外红火，这不仅是因为为期一年的咸丰皇帝国丧期满，更重要的是云集在这些县城中的票号在惨淡经营几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 原山西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在熬过了太平天国初期的战乱之后，朝廷终于取消了票号不能承揽官方银两汇兑的禁令，同意各省、各海关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京饷可以由山西票号汇兑，当时各地上缴的京饷每年都超过四千万两，汇兑如此数目的银两对山西商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发财的良机。 在山西票号创办之前，各省每年向中央上缴财政税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首先是要把民间流通的碎银重新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官银，其次再将新铸好的银子装入特制的箱子之中，最后还得派大量的军队押运进京。 1823年日升昌开张，此后民间银两往来大多选择了方便、快捷、安全的汇兑方式，但朝廷并不接受这种方式，如果说当时因为票号刚刚开张还没有得到朝廷的信任的话，那么到1863年票号已经成功经营了四十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组织完备，信誉良好，而且山西商人还曾经在危急时刻帮过朝廷的大忙，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什么还是要禁止票号染指官府的银两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清朝的财政制度所有的各地方的上解中央的款项或者是各地方的财政款项历来都是要由蕃库来储藏，不能随便动的。要解送银两的时候历来就解现(银)，这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认为这是祖训，他的祖宗给规定下来的制度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为什么这项坚持了四十年的政策会在1863年同治二年的时候有所松动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太平军起义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江苏、广州，捻军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开始汇兑了。 同治元年(1862年10月)，朝廷一再下文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省的官员不得不又来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它的总号就设在太谷城的这条街上。以前志诚信广东分号曾多次借钱给广东巡抚衙门，所以这次广东的官员又求到它的门下。这一次志诚信的大掌柜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官府的请求，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精明的山西商人不仅看到了广东省的财政困难而且也看到了大清朝的难处，他们决定利用这样的机会迫使朝廷放弃泥古不化的笨办法。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山西商人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因为广东现钱有限，可以给你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实际上山西商人这里做了小小的一个强迫他按照我商人的意见去办。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方面大员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想办法。江西巡抚沈葆贞说"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伏有骑马贼出没无常，现未敢冒险道行，致滋疏失，而京师待饷孔急，可否暂为变通交给在江省开设新泰厚汇票兑汇"。同治元年十月，朝廷终于同意了各督抚的请求?quot;奏准京饷案内，行令设法汇兑，总期妥速"。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是在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汇兑还是运现，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朝廷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争取朝廷的认同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都押在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晋商是在封建社会里面经商，所以他们就离不了政府，一方面他们代理政府朝廷财政管理，而且把财政收入送到中央政府去，这一项对他们的业务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或者是不讲信誉，或者是各种官员的苛扣，所以晋商也吃了大亏，当时各地解到北京的京饷大概是八千万两左右，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两是由晋商垫付的，所谓垫付也就是你先把钱拿出来，以后有钱再还，可是由于政府以后的财政困难和各种原因，这笔钱其实很多都是有去无还，这就使晋商资金的流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成为晋商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0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城已经是一片火海，那天凌晨，由俄国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由东便门攻入北京，在其后的五个月时间里，自认为最文明国家的士兵在北京城中争先恐后地进行犯罪比赛。当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逃离北京时，一个叫齐梦彪的山西商人却从容地端坐在志诚信北京分号的账房内。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李三谋：这个时候有人劝票号的掌柜齐梦彪让他躲一躲，但他感到自己作为票号的掌柜，对刚刚收到的一批海关银，就是官府的官银，一定要好好地保管好，要做到信、义，他坚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批官银的安全。 那么为什么齐梦彪非得呆在充满凶险的北京城呢？在当时的北京城这些数额巨大的官角不但不会给志诚信带来任何利益，而且随时会给齐梦彪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齐梦彪的一位朋友记下了他当时的作为，文字很短?quot;君斯驻京，以庄存海关巨款，约同人死守，屡遇非常之惊，从容应会，了无惧色"。 山西商人就是凭着这种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信誉的作法赢得了许多政府官员的认同，光绪年间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银行倒闭了，亏损了户部的公款，所以朝廷命令停止票号汇兑官银，而且还重申了违禁条例，要各省"知所敬惧"，但是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祯向皇帝上奏折说"川省银号向无南商，止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还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京饷。 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也逐渐转为汇兑和借贷公款为主，而这些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票商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年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这里曾经是一位日升昌大掌柜侯殿元的产业，由三座楼房构成，正厅为七开间，这样规格的房屋按朝廷规定，只有亲王一级的官员才能修建，而一些票号的经理出行时甚至要动用官员的仪仗。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就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显赫。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这个社会的基石，虽然哪怕是在这座最低级的官衙中，也到处挂着这样的匾额、对联，以此来提醒老爷们时刻注意自己的职责、使命，但他们为之服务的百姓走进这个地方却只能跪在这里享受从上而下的服务。当官员把大笔公款交由票号汇兑时，或多或少是带着些恩赐的味道，因为他们知道票号在帮忙的同时也得到了大笔的不计利息的借贷资金，当时不论官员和商人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原本可以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合理的关系。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资本主义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由此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面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quot;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他们在河北的乡间度过一段很悲惨的逃亡生活后进入山西，当慈禧的车驾进入山西时，最早知道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1900年8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清帝国的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招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进：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来经营，这样的话山西票号又出现了晚霞中的最后一抹余晖。 票号又一次从战乱中挺了过来，不仅如此，这次复兴把山西商人的事业推向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时每股份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份红达到一万七千两，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当时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一座屋顶上时，对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是福还是祸。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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