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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首篇《原君》部分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的“人权宣言”,对后来的梁启超、谭嗣同乃至康有为等人影响至为深远。梁启超曾自述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
    
    【原文】部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译文】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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