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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孝文化——政权与仕途的工具


    据记载,《孝经》并不是在晋朝时期出现的,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在西晋时期,这是一本备受重视的经书。虽然在东汉时期,孝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但作为讲经时期,却是从西晋开始的。东汉时期,皇帝或太子在太学讲经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当时讲经以五经为主,《孝经》虽名为经,但并不在五经之中。《宋书·志第七·礼四》中记载:“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于是,刘宋一朝也遵晋故事讲《孝经》。
    
    对《孝经》的重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虽《孝经》中有提及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但这并不是儒家治天下的主要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孝只能说是隶属于仁义之下的一个部分。即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论中,孝是它们的一种手段。它是中国儒家礼治的一个部分,在西晋这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放大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的一个坐标。于是,《孝经》作为这个文化的一种经书,便成为上至天子下至民众都要关注的一本书。天子以讲《孝经》为常例,百官以注《孝经》为荣。知孝方可治天下,成为西晋一朝的政治特色。
    《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引鲁迅先生一段话:“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下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则不稳。办事便棘手了,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著者肖群忠先生则认为,“不能无视这些家庭的巨大力量,提倡以孝治天下,也可以说是朝廷对私家势力的承认与退让”
    孝的最大的表现之一是供养在世的父母,对其是否尊重。这种记载在书中比比皆是,如王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穹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羊祜“年十二丧父,孝思过礼,事叔父耽甚谨”。对父母是否供养会影响到仕途。如庾纯就曾因为对父亲不供养而遭臧否。虽然也是因为他与贾充、石苞等当权者相处不佳而被上书。但从议者来讲,对父母供养也有一种礼仪。
    总之,西晋的孝文化是介于有感而发与遵从礼教之间。正因为如此,这种孝的表现总是不能淋漓尽致,总是在真情与虚伪之间摇摆不定。无论是玄学还是名教,因为围绕着他们行为的争议,他们对孝的表现总是过于夸大,成为了自我人品的一种表现方式。
    同时,对孝定义的提升也表达了西晋士大夫家族地位的上升,从另一角度表现出士大夫家族的一种家族中心化的心理,用孝作为一种言论上的控制,表达着他们对于政权与仕途的控制,使孝成为了一种工具,而不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与感情。这种工具可以攻击其政敌,也可以作为入仕的手段。欲了解更多朝代的文化成就,欢迎登陆中国传统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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