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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窑洞 不该忘记的“中国女红”


    
    中国女红:白玉玲
    钟彩银,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悦乐镇人,一个只上过五年小学的贫困山区的女子。她最清晰的家乡记忆就是母亲和窑洞,因为从小就生活在那里的她,母亲和窑洞是人生记忆的原点,也是她生活中最重要、最难忘的部分。现在,母亲、窑洞和她之间的故事是她全部的乡愁,而母亲一生所做的针工、绘画、纸塑、草编等,却是一般人最不容易发现的民间文化遗产。这些看来完全不起眼的物件,却让钟彩银有了编织“记忆”的灵感。她出版了《华夏遗韵——母亲的艺术》一书,并为母亲的手工艺术办起了一个民间博物馆。
现在民间能做女红的人,年龄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要像抢救名老中医那样,抢救仅存的女红能手……               源自生活的艺术
笔者在环县参观了白玉玲老人的女儿、文艺工作者钟彩银为其母亲举办的别开生面的展览,展览以其母亲的1500余件女红作品为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陇东女性一脉相承的智慧和才华。
整个展厅占了两个房间,包括刺绣绘画图样、彩绘纸塑壁、刺绣香包、剪纸、面塑、草木编制、服装鞋帽、生活用具、农耕用具等10个部分。在一块刺绣的《百子图》前,笔者久久不忍离去,那上面的人物真可谓百人百态,呼之欲出:划船的娃娃游荡在莲花湖中,湖畔有行走跑步的,挑着灯笼观灯看热闹的,拉着风筝放飞的,踩着肩膀上树的,拿着树苗植树的,扑蝴蝶捉迷藏的,在假山后面歇凉的,在象棋桌上下棋的,在亭台楼阁上观景的,在空地一角打拳的,在田间地头撵兔的,在花草旁边健身的,在柳荫下嬉闹的,在山坡观景的……神态各异,色彩缤纷,篇幅小而场面大,人物小而工艺精。
钟彩银动情地说,这里展出的作品80%是她妈妈和爸爸亲手制作的,20%是收藏传承保护下来的,例如妈妈在民国年间用最廉价的本贡纸和毛笔画下的母本花样、纸缸花、笸篮花、帽盒花、壁斗花,有用丝线刺绣的头饰、发夹、云肩、枕头、香包、针扎、肚兜、绣球、印章套、褡裢、三寸金莲绣花鞋等生活工艺用品,内容囊括了陇东巧手女人所能做的全部女红。现在,母亲已至耄耋之年,仍然沉浸在香包刺绣、彩绘纸塑、面塑布艺、草木编制的艺苑里,编织着自己晚年的梦想。
母亲在作画刺绣时非常投入,常听到她一边画,一边吟诵自己编的歌谣”,钟彩银说着便拿出了母亲编的歌谣:“画呀画,画猫娃,画狗娃,画个猫娃捕鼠呀,画个狗娃看门呀;画呀画,画鸡娃,画牛娃,画个鸡娃下蛋呀,画个牛娃耕地呀……”
84岁的白玉玲家住贫困闭塞的华池县悦乐镇农村,大字不识,有8个子女,还是一个从小缠了脚的小脚女人,她为何能有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带着这个问题,笔者采访了白玉玲。老人虽年事已高,但思维清晰,声音洪亮。
白玉玲老人说:她的母亲也是个民间艺人。她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和熏陶,喜欢用柴棍棍在地上画自己心中所想、眼中所见的自然界的一切景物。只要看见母亲在画花、绣花、扎花、押花、贴花、挽花、染花、描花,她就守在母亲面前用眼看、用心记,看自己的母亲是怎样将天空的小鸟、蝴蝶、喜鹊、燕子等用一支毛笔从不同角度绘出的?看到母亲用娴熟的手法几笔画过,一只小鸟或蝴蝶鲜活于纸上,接着又用七彩颜色染成鲜活的飞鸟昆虫、花草树木时,自己便用柴棍棍在地面上照着母亲画的样子学着画,越画越像,越像兴趣越足。
母亲文化是人的本源文化
陇上诗人、地方史志专家康秀林感慨地说:白玉玲身上那种特殊的艺术天赋是华夏始祖文化基因在她心灵上的延传。陇东庆阳地区是华胥圣母诞生、养蚕氏族活动、女娲补天、伏羲立道、轩辕认祖、岐伯著书等多种文化的发祥地,受这些文化遗传基因的滋养,白玉玲从小就与民间的文化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种环境里,只要有一颗爱美之心、善良之心,即便是一个文盲,也能有出人意料的创作。         白玉玲的女儿钟彩银对母亲的艺术情有独钟。她说:她们兄弟姐妹就是在母亲的文化艺术包装中度过童年的。遗憾的是她对母亲的文化艺术作品认识得太晚了,保护得太迟了,不少作品已不复存在。但欣喜的是,母亲的艺术已有了传人,她大姐彩萍、二姐彩丽、三姐彩贤都从母亲那里学来不少手艺,都是女红能手。母亲的儿媳妇张秀荣、赵海荣、郑海娟也都是母亲艺术的传人,特别是母亲的小儿媳妇郑海娟几乎继承了母亲的全部绝活。
对于白玉玲老人的民间艺术展,也有人认为,时代变了,这种女红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并对其女儿钟彩银的努力不以为然,但是一些文化人都不这么看。
“书声女红,家庭美风”,陇东学院教授刘存智指出:白玉玲老人的艺术品就是“中国女红”,中国女红是讲究天时、地利、材质与巧手的一项传统艺术,也可称为母亲艺术,是一种教育和养成技术精神与技术态度的文化,对女性一生做人做事的态度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地知名作家、庆阳市政协副主席郭晓霞两次到环县观赏了白玉玲的女红展览,她认为:千万年来,正是无数像白玉玲这样的母亲在艰辛的岁月里凭着一双巧手、一颗慧心、一种博大无私的情怀,创造了丰富多彩、五光十色、贴近人世百态的中国母体文化,使之成为习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呵护着子孙后代。可以说,母亲文化是人的本源文化,是人类发展的见证,是值得珍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女红这种被视为“家庭美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被人们忘得差不多了。过去,不会做女红的姑娘嫁人都有困难,因此她们不得不从小就跟着母亲学刺绣、学剪纸、学针线活。现在,女孩子们尤其是城市的女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连针都捉不住,连一个钮扣都不会钉,谈什么女红呢?应该看到,针工也就是女红艺术,对女孩子美育的培养、性格的养成和技艺的增长至关重要,我们都希望把女孩子培养成娴静、贤淑的“淑女”,那就不应忽视女红。“我们现在当然不能把女孩子都关在‘绣房’里做女红,但我们不应忘记女红这一课!”
以继承保护为前提
多年来致力于陇东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的余振东说:当前受市场的冲击,女红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不少所谓的开发已经变了味,也就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多产多卖,而忽视了女红本身需要手工创造的特点,如庆阳市的机器刺绣就发展到300多家,产量是上来了,可是质量和特色如何呢?
如何才能继承和弘扬中国女红这份弥足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使中国的女孩子从小就同女红这种天赋的母亲艺术一同成长,从而养成贤淑、温柔的性格秉赋,上述专家建议:
一是鉴于现在民间能做女红的人,年龄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有关部门要像抢救名老中医那样,抢救仅存的女红能手。首先,对她们进行一次调查摸底,登记造册,记录在案,并根据技艺的高低给予她们相应的身份、地位和名誉,以彰显她们的专业才能和贡献,引导人们尊重民间艺术家,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政府还应当拨出一定专款,帮助那些比较贫困的民间女红艺术家改善工作条件,给她们创造更好的创作环境。
二是把女红列入小学和初中的美育内容,特别要让广大女孩子从小掌握刺绣、剪纸、针工等必要的女红技艺,从中养成一丝不苟的技术精神和技术态度。
三是大专院校的文学、艺术专业要眼睛向下,走出高楼深院,多到民间采风,从各地域、各民族诸如女红的原生态文化艺术中吸取营养,激发灵感,使自己未来的文学艺术创作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沃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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