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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文化与天津民俗


    
    清代诗人张船山(问陶)称誉天津“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前人多看重天津的水乡景色,即渔(次要的)盐(主要的)之利带来的风月繁华。这一点,天津与扬州也很相似。行销淮盐的商人与行销芦盐的商人,所创造的文化扭转与意蕴,在当时是颇为接近的。
    天津盐商文化对天津民风民情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疚,从天津民俗整体看,都很明显。
    天津屯本为军事建制。因此,民风剽悍,造成遇事讲打讲闹的社会风气。而盐商如顺治时张霖、康雍间的查日乾(天行)、安歧(仪周),起造园林,延揽名士,换名话说,在天津,“引进文化”,成为一时风气。安歧“无声争之好,惟涉古今书画名迹”,“收藏之富,甲于海内”,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津文化的建设者,范宽〈雪景寒林图〉,孙过庭〈书谱〉都是字氏家中物。盐商收
    藏名迹的风尚,在晚清“八大家”中李善人身上遗风犹存。李家珍藏宋元明珍本图籍多种,是旬清大藏书家之一。
    天津儒学始于明正统间。在明、清两代,不但有文学、武学,还有商学。商学的生员即来自商、灶(盐灶)两稽查,主要来自盐商,早期也由盐商承担经费。盐商积极兴学,既因本身富于财力,又因商、灶两稽查子弟可人科场,步入仕途。天津第一所学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书院”,早期经费全由长芦盐商支会。第二所“问津书院”。则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天津河东盐索一带,从不讲读书习文,乾隆举人杨一昆(无怪)在此设“起凤楼书社”,使民风民情大为改观。而杨家即是盐商。天津一地,民风民俗由尚武而崇文,不能不承认盐商文化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就天津情况讲,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正畸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盐。遂闲堂张家行盐有了钱,儿孙都步篱仕途;无锡华氏(南华)北迁后,祖先业盐,后世出了内阁中丞华世奎。李叔同(弘一)之父李世珍(小楼),为同治进士,致仕后因办盐务成了巨富;杨一昆及其子杨恒占(进士)也是先仕而盐发家的。无论如何,科场功名,总是对文化的一种启动力。
    但盐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用钱堆起来的,无论起造园林,收藏名迹,延揽名士,纵情诗酒,没有钱是办不到的。风月繁华的基石是白银。这说又影响天津的社会风气“俗尚奢华”。“八大家”中的盐商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无不以挥霍性开支而闻名津沽。天津鼓楼东姚家也是盐商,而且姚丰年、姚承丰父子两世进士,财力不下“八大家”,但家风清正,生活简约,就不属八大家。从这一点看,盐商文化对天津风俗糜烂又有大关系。聘闺女讲究:“过嫁妆”,娶媳妇讲究“亮轿”,死人讲究“出大殡”,办会讲究“设摆”,把家中珍贵文物摆出去,实际是“摆阔”。由于金钱悖入悖出,因此天津又有“宝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的说法。杨一昆在〈天津论〉里说:“第一是走盐商,走久接(结)地方。一派纲总(盐商公会头目)更气象:水晶顶,海龙裳,大轿玻璃窗儿亮,跑如飞蝗,把运司(盐官)衙门上。店役八九个,围绕在轿旁,黑羔马褂是寻常。他(盐商)的来头可想。”这就是盐商的日常面貌和文化形象。
    盐商办文化事业并不单纯出于倾心文化艺术,主要还是附庸风雅。张霖、查莲坡皆能诗,但有几首为人传诵的天津诗人还是“独有清韵在梅花”,属于那家族累世清芬、佳仕途蹭蹬的梅成栋祖孙。清代天津也没有出现大书法家、大画家,更没有“金陵八家”、“吴门四子”画派。盐商中人对于艺术总是浮皮蹭痒、水过地皮湿,点到而已(盐商后裔另论)。这种创作风气,影响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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