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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风华:画家阎立本作品欣赏


    个人概述
    阎立本(约601~673),中国唐代画家兼工程学家。汉族,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县)人,出身贵族。其父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因为阎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阎立本亦秉承其家学,他尤其善长于绘画。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他善画人物、车马、台阁,尤擅长于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
    他的绘画,线条刚劲有力,神采如生,色彩古雅沉着,笔触较顾恺之细致,人物神态刻画细致,笔法圆劲,气韵生动,能从画中看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其作品倍受当世推重,被时人列为“神品”。同时擅长政治题材,曾为唐太宗画《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为当时称誉。阎立本的不少创作活动与初唐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据记载,他画过《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都是通过对边远各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唐王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从而歌颂政权的强大。他曾画《魏徵进谏图》则是表现太宗时名臣魏徵敢于直谏,从而歌颂唐太宗善于听取臣下意见的美德,他曾画《永徽朝臣图》,系表现高宗时的大臣肖像,又画《昭陵列像图》,则是树立在太宗陵墓两侧的各族首领石雕像的设计图,可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他的作品有有《步辇图》、《古帝王图》、《职贡图》、《萧翼赚兰亭图》等传世。
    阎立本的绘画艺术,先承家学,后师张僧繇、郑法士。据传他在荆州见到张僧繇壁画,在画下留宿十余日,坐卧观赏,舍不得离去。后人说他师法僧繇,人物、车马、台阁都达到很高水平。阎立本除了擅长绘画外,而且还颇有政治才干,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即在秦王(李世民)府任库直,太宗贞观时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高宗显庆元年(656)阎立德殁,他由将作大将迁升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擢升为右相,封博陵县男。当时姜恪以战功擢任左相,因而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咸亨元年(670)迁中书令。咸亨四年卒。
    作品欣赏
    阎立本代表作品《步辇图》
    
    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作者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作者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我们弹琴时的左手伴奏,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西域,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我们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现在的土黄色,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历代帝王图》
    绢本,设色,纵51.3厘米,横531厘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全卷共画有自汉至隋十三位帝王的画像,从画像来看,虽仍有程式化的倾向,但在人物个性刻画上表现出很大的进步,不落俗套,而显得个性分明;画中按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观念,处理人物的大小。《历代帝王图》用重色设色和晕染衣纹的方法,有佛教艺术的影响。
    
    《古帝王图》或者《历代帝王图》,画了十三位帝王形象:前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陈废帝陈伯宗,陈宣帝陈顼,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加上侍人共四十六人。
    
    
    阎立本成功地刻画了帝王们的个人性格。画中不仅表现了画家对他们的了解,并且表现了画家对于他们的评价。据过去史书的记载,魏文帝曹丕是博闻强识,才艺兼备的。晋武帝司马炎是深沉、有度量,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北周武帝宇文邕是粗野强梁,没有文化,然而是很有策略、很有能力的人,他从叔父手中夺回了政权,进一步统一了整个北方。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有名的,表面上平和,而心中有计谋多猜忌的人。隋炀帝杨广,据史书上说是美姿容,很聪明,但又浮夸、空想、好享受。陈文帝陈茜也是美姿容,有学识才干,很干练。这一切都和阎立本的表现相符合。
    
    
    阎立本是从拥护统一,赞美稳固的政权的立场出发描写这些帝王,这一立场是符合初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要求的。阎立本对于曹丕、司马炎、字文邕、杨坚等统一了天下,或促成了统一的趋势的帝王,除了表现出他们的个人特点外,也表现了他们共有的一种庄严气概。而陈叔宝是所谓亡国之君,阎立本则处理成以油掩口的委琐之态以表示对他的蔑视。至于偏安江南的其他陈朝的帝王们就都缺少英雄气概,但江南的陈荷是一个建立基业的帝王,陈顼是一个纵容政治败坏而无办法的帝王,两人也有显著的不同。由于历史上的帝王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个人的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而经他们之手所实现的统一与分裂、偏安等不同的政治情势对于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阎立本对他们的描绘联系着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也就是通过了个人的性格刻划而企图实现概括广阔生活的目的,这样的创作是从人物肖像画的最高要求出发的。
    阎立本力求描绘出带有特征性的细节以表现一定性格的一定精神状态,例如曹丕的锐敏的挑衅式的目光,显出十分精悍,有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叔宝两眼无神,软弱松弛。杨坚头部微颔,眼光向上平视,具有一种深沉有计谋的神情。
    画家所选择的有特征性的细节,主要的是在面部,特别是眼睛和嘴。眼睛除了天生的尖圆长宽等不同外,更显然可以看出内心的心理状态经常表现的不同,而筋肉因习惯性的动作而形成的特点,嘴部表情或用力,或放松,对这些部位都特别着力地加以刻划。
    此外,如胡髭,因人而有软硬、疏密的不同,头身的姿势和面部筋肉、骨骼、皮肤也显然可以看出各人的差异。皮肉有松有紧,有硬有软,有粗有细。字文邕的粗野和陈蒨的文雅,极其明显地表现出面部筋肉的不同,几乎能够令人感觉到一个是白净光细,一个是黑而粗糙。
    其他,如侍从有男,有女,服饰器物中有的跨剑,有的执如意,也都有烘托性格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阎立本还保持了南北朝绘画风格的若干残余,如相类似的长圆的头型,侍从占较小的比例,姿态及表情也有僵硬的痕迹,衣褶的处理的规律化,人体比例不全正确等等,这一些都说明写实的能力虽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步,而犹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即使在主要的人物形象上,概念化的痕迹以及未能尽情描绘的生硬感觉也还是存在的。然而,技法上已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因描写对象而使用不同的线纹,如眼、鼻、嘴、耳、脸的轮廓、衣耦,用了粗细不同的线描,并达到了表现体积感的目的。
    《历代帝王图卷》的这一些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新水平,在古代绘画史的发展上有着重要地位。
    《职贡图》
    
    绢本,设色,61.5x191.5厘米。
    唐朝时期,中国为世上强大的国家,连接东西双方的通商大道行旅不绝。首都长安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性都市,并且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活动中心。在长安的街道上,各类种族、肤色的人群熙来攘往,呈现着嘉年华般的热闹与多样。阎立本《职贡图》所描绘的便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
    从前端牵羊者已在画外的形式判断,有学者认为现存的《职贡图》乃是经过裁切之后的作品。目前全幅共绘有二十七人,如同游行的队伍一般,自右向左行进。行列的中央及左方,有仆人持伞盖随行,暗示出伞盖下人物的使者身份,而伞盖的存在,同时突显了他们尊贵的地位。画中的贡品包括鹦鹉、怪石、象牙等等,其样式之多,除了令人目不暇给外,也充满了异国的情调,让人得以窥探在不同文化的下多元性。
    该幅作品无作者款印,右端牵羊绳直出画外,显然牵羊人已不见;左端捧盘者已近画边缘,皆不符合画理。盖古画历经流传,污毁残缺往往有之。画中所见,显然是“异方献宝,万方来朝。”《新唐书‧南蛮传》记公元1629年(太宗贞观三年)有东蛮酋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帔,韦行縢,著履。因此,中书侍郎颜师古上书:“昔周武王时,远国入朝,太史次为王会篇,今蛮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写为王会图。”太宗应允。于是命阎立德作画。又据《唐代名画记》“职贡图卤簿等图,与立德皆同制之。”阎立本画职贡图事,又见之于苏东坡记载。画前题签唐“阎立本职贡图”字迹也略有裁缺。惟本卷是否出于阎立本画,殊难证明,但北宋徽宗时《宣和画谱》已记载阎氏《职贡图》且画中有北宋宣和印记,即令印记为伪,至迟北宋时也有所本。
    据李霖灿先生研究,画中所绘是唐太宗时,爪哇国东南有婆利国、罗刹二国,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于公元1631年(贞观五年)抵达长安。全幅共二十七人,画中人马各自成组,由右往左前行。一脸虬须骑白马,后有仆人持伞盖掌羽扇随从,后随抬一笼裏鹦鹉,这可能是林邑国使者。画左端也有伞盖随侍者,手捧怪石,旁有黑肤卷发昆仑奴,可能是婆利国使者。画中人物穿耳附璫、持象牙,著古贝布、有孔雀扇、耶叶、琉璃器(双重罐)、臂钏、敬浮屠、假山石(蚶贝罗)、香料、革屣、珊瑚、花斑羊等等,画之时代虽未必是唐,但存唐之历史则弥足珍贵。
    《兰亭序》
    绢本,横宽65厘米,高28毫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根据唐何延之《兰亭记》故事所作。描绘唐太宗御史萧翼从王羲之第七代传人的第子袁辩才的手中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的故事。画的是萧翼和袁辩才索画,萧翼洋洋得意,老和尚辩才张口结舌,失神落魄;旁有二仆在茶炉上备茶;各人物表情刻画入微。
    萧翼赚兰亭之事,唐初即风扬。画家阎立本尝作此画,今佚。辽宁省博物馆有宋人临本。画中辩才口沫横飞为之言;萧翼恭谨露阴险。
    唐太宗最喜王羲之法书,虽收集甚富,仍思念《兰亭序》,常令人明察暗访之。浙江绍兴永欣寺有僧人辩才,为王羲之第七代孙僧智永嫡系的再传弟子,藏有《兰亭序》,从不示人。李世民多次高价收之,不遂,谋之。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谋。萧翼讨得王帖两三,着便服,饰书生,径至会稽。每日至永欣寺看壁画,引得辩才注意。萧翼以山东口音与之招呼,不若西北口音。彼此寒暄,引至内室。萧翼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与之言,甚稔。逾日,更十分投合,至晚留宿。引灯长叙,竟类知己。萧某拿出王帖与之观,辩才云:帖乃真迹,却非精品。萧某叹曰:惜乎!《兰亭》虽有,今不得再见。辩才使气,从房梁处取得《兰亭》以观之。萧某云:假。二人争论之。一日,乘辩才不在,萧某取之,寻得驿长,以真面目示之,取绢三千匹、粮三千石予寺。此强取豪夺者也。太宗殁,《兰亭序》陪葬昭陵。苏东坡有诗“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句(《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画史地位
    阎立本在艺术上继承南北朝的优秀传统,认真切磋加以吸收和发展。从传为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刚劲的铁线描,较之前朝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都超过了南北朝和隋的水平,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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