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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值得敬重的有德之人


    
    作者:刘衍文
    我对每一个有德之人,每一个读书有得之人,都是很敬重的。但如问我究竟对谁的学问最为敬仰,古人且不说,今人则除了钱锺书先生而外,就是潘雨廷先生了。
    潘先生精通古今中外的哲学,对于《易经》的各种流派,《易经》在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影响下的变化及其得失,说来真是如数家珍。最初,请他来上海教育学院对教师开设讲座,是我征得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蒋锡康先生的允若而安排的,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是我向过去的朋友,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副所长的叶百丰先生力荐的,而他评上副研究员、正教授,前后也都是由我写出鉴定的。
    那些评职称的送审材料委实不能代表潘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人对之颇多挑剔,由于不了解先生的苦衷,这是难怪的;有人却把他奉若神明,甚至某些新闻报道和小说也大加渲染、神乎其神,而一些医生、技击家、气功师、术数家则纷纷借其名以自重,以为获得他的真传,那也简直是胡说八道。先生学术的精粹之处这班人全然不晓,只抱住一点,就随心所欲,任意发挥,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这里只想如实写下一点我之所知所感,以为永怀,并奉献对《周易》有同好者。
    潘先生自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一直居家研《易》,在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任职前,从未正式有过工作。他的父亲是旧日浦东银行的总经理。我的难友、原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吴企尧先生与其父、其兄皆有交往,但与其本人却不熟悉。正是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有优裕的环境足供他长期向学。据潘先生自己说,他的研《易》,所以能锲而不舍,最初和他母亲的病痛乃至逝世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能 “转益多师”,就历代哲人的《易》学研究来说,他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对潘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践行先生和薛学潜先生。当初我和王逢年先生、丁济华医生一起,由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介绍,并陪同我们去潘家听过杨、薛两位先生及潘先生约三周的课,随即因十年浩劫与世隔绝。及至拨乱反正、恢复自由后,再因张大文、黄福康诸君之介,重新与潘先生有了联系。才知杨、薛两位先生都已归道山,当时听课的王逢年和丁济华也已先后去世,惟成一先生健在。同时得交与杨、薛两家有通家之好的傅紫显先生。潘先生曾对我们谈起杨、薛两先生的轶事,而傅先生尤知其详。可惜我今撰此文时,成一先生早已辞世,两年前,傅先生又忽告病故。不然,很多存疑的事,都可向他们请益的,这是很大的遗憾。
    当初我们去听课,是由薛先生首先开讲的。薛先生是近代著名经办洋务的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薛福成(1838—1894)的长孙,父薛翼运(1862—1929),字南溟。薛先生小时,其父聘请钱基博先生为家庭教师,讲授过查理•斯密所编的《小代数学》。钱老有文记其事,但没有道出他这位学生的名字。先生字毓津,尝游历世界各国,创办实业,著有《政本论》。桐城吴挚甫(汝纶)先生就是他的外祖父,程序他“可绳乃祖”。后潜心于《易》学,专著有《<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等书,颇流行于海外。我们去听课时,薛先生又有新著两种陆续印行。他对我们讲的似乎是“宇宙起源与河图、洛书”这一命题,发了二十多页讲义。听课的人很多,男女老少,济济一堂,有的还不时点头,我们却都听得莫名其妙。只约略记得论证宇宙星云的布局与河图、洛书的运行规律完全一致,我想这里面是否会有些牵强附会呢?上面提到的后两本书我都翻过,但一点不得要领。老友傅先生见告,旧书店有廉价可得,是否把他买来?我说,我买书只讲实用,要是买书不看,或看不懂,何必虚张门面呢?前几年傅先生又与其亲友联系,想整理薛先生全部遗著,要我作序,我说,对薛先生的学问,我一点门径都摸不着,让我如何下手去写?倘潘先生在,那就好了。
    潘先生曾和我讲起薛先生的一个奇论:他说人们都讥笑“历史循环论”的非是,其实,宇宙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全部都是循环的。“朝茵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推而广之再广之,扩而充之再充之,由于时间过长过久,人类的历史和智力尚不能见,故不能知。薛先生提出了一个计算方法,以星际间的距离速度,转换为时间的长度,得出十二亿年为一最大循环的结论。曾演讲给我听,问我信也不信。这是薛先生不轻易为人言的,估记于此。
    杨先生字圣一,生活清苦,度日维艰,平时薛先生常有所资助。他潜心《易》理,坚毅不拔。他的讲课,皆平正通达。近人根据马王堆出土文物才发现的,杨先生大都皆先行推断而得。他的著作,傅先生都借我看过。潘先生尝从杨先生学气功和太极拳,但我陪潘先生去看尢彭熙博士时,尢说其站桩姿势先就不对,气犹未通,途径走错了,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又请几位有气功的人来检测,奇怪的是,不论气功师功力高下如何悬殊,测别人的气功能量都大致不差,他们都一致认为潘先生其实无气可言,好像并未练过功。为此我请教了傅先生,而傅也早有察觉,曾私下问过潘,潘回答说:练与不练是一样的,一通百通嘛。《易》之道无所不包,有了《易》,什么都解决了。
    我不知杨先生的气功究竟功力如何。但他始终忠于他的研究。潘先生说,杨先生曾和他私下谈起,说曾三次梦见伏羲,与之论道,得益甚多。问我信也不信?我说:精诚所至,日夕怀之,自然就会形诸梦寐的。孔子欲从周,就经常梦见周公;刘彦和崇拜孔子,“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寐,乃怡然而喜”(见《文心雕龙•序志》),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完全是可以解释的。但潘先生认为,此事绝非如此简单,当是精神的贯通感召有以致之。并说他曾几度梦见虞翻云云。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执着的“通人之弊”吧。杨先生后来得癌症而死,据潘先生说,照理杨先生是不会生癌的。别的事他都想得开,但儿子划上右派,一时转不过来,刺激太大,癌症就发作了。
    潘先生年轻时到唐尉芝(文治)先生家拜过门,唐的《年谱》中有记载。潘先生平常是不赞成卜卦的,他屡屡以“不疑何卜”告诫人,疑而能解者亦不卜,有大疑大惑者才偶尔卜之。他说到唐夫子只在清末明初交替之际,对自己的出处卜了一卦,得一“遯”卦,才下定决心,退出官场,专心壹志于教育事业。这与南宋时朱熹欲上奏章弹劾奸臣,因蔡元定为其卜得一“遯”卦而就此缩手,其事殊而其情类。潘认为这是一种触机,原有天意在。我则以为卜卦是有极大地偶然性的,只是一时的凑巧而已,又有点像摇奖,以之为戏则可,为之执迷则不可取。
    潘先生也尝拜在熊十力的先生门下。我们知道,熊先生在金陵刻经处与其师欧阳竟无大师及其同门友吕澂先生决裂,后与马一浮先生也搞得不欢而散,很多人都有意见,觉得熊无非是要故意标新而争胜于人,正确的还是原来的师徒传统承受。傅先生认为:老潘水平不知要高出多少熊多少,何必凑热闹屈尊拜其为师。我也委婉地向潘先生说了熊先生《新唯识论》、《乾坤衍》中的一些疑问。潘先生解释说:《易》学在各个时代都会与其他学派结合而有所变化发展。唐代中国佛教兴盛,从《华严经》带来的《易》学新课题,却经历宋元明清皆付阙如,熊先生是最初填补了这方面的缺陷的,在《易》学史上会有一定的地位。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史略》讲法相宗甚精辟,涉及禅宗的就有多处错误。顾毓琇先生专讲禅宗发展史虽有微误,但可补吕书之不足。顾毓琇、毓瑔兄弟都与潘先生相熟,毓琇先生有书从美国寄赠予潘,我因得略翻一过。毓瑔先生则我也相识,一度往来甚密。他尝介绍多人来潘家听讲,又与尢彭熙先生交好,跟尢学气功,过从甚密。但我之结识毓琇先生却是因难友黄睿思的推介,与上述诸公无涉。后来我们在潘、尢两府都不期而遇,彼此一怔,觉得上海虽大,亦何其狭小!
    潘先生曾告诉我一件熊先生的“秘密”,现在他们两位都已作古,就不妨斗胆公开了吧。潘说,熊先生在其行将易箦时,深自忏悔,觉得自己所以会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乃是晚年辟佛所致。于是不断念诵《往生咒》,以赎罪其罪愆云。
    到潘先生家里听课的人很多,有一位S先生,据潘先生暗里对我说,这位先生自称练功已出“阴神”,结果不慎飘入母猪肚内,变成小猪生出,幸得灵心未泯,不食而死,遂得生还,但所有功力都已荡然无存,一切只好从头做起。其入定所得,都写成韵语,出示于人,很多人都抄录了下来。我看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门面语,最不像样的狂禅语录也要比它高明。S先生已经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看似活不长久了,但他却沾沾自喜,自信功德即将圆满,尸解飞升。他人当然是老实的,不会也不必要骗人,那一定是走火入魔了。我和潘先生说,旧笔记小说有类似记载,只说有人死后魂入猪肚,变为小猪,闻秽不食,饿死再生,但没有说是练气功。不知S先生是否精神恍惚,认梦成真了吧。
    听课者中又有刘公纯先生,在唐山大地震期间,闻北京也将发生地震,匆匆赶往梁漱溟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光景,挥汗抄录了梁先生的著作返杭。他是马一浮先生的得意弟子,惟恐梁先生会地震遭难,人稿惧亡。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通义》,就是他校点的。以马氏弟子而能对梁先生著作如此关心爱护,尤重异量之美,实是难得。他比梁年轻的多,但想不到先梁而辞世。我们则因他的劳力而比别人早一些读到了梁先生的未刊著述。
    据傅紫显先生说,这种民间讲学的形式可追溯到解放之前。过去来讲课的先生,曾有一位来自昆山,一位来自嘉兴,也各有特色,且都在薛家开讲,听课的大都留饭,竟有三桌之多。解放后那两位先生也就从此未曾再来,现已不记其名姓,也不知其下落了。又苏州沈祖绵、沈廷发父子,与潘先生有通家之好,其《沈氏悬空学》在海外煞是风行,潘原有著者惠赠的一部,却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未能一睹内容。有一次沈廷发先生来沪讲学,本约我与之相会,复因忙而失之交臂。在潘先生家,一次有一位张竹铭老先生自美国来访。张老是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的高足,于道教最有心得。我尝献数疑,蒙其一一指点,虽相聚恨短,而受益实多。至于听讲者中,有专门研究“西藏学”的吴中先生,为白教传人,现尚健在,可惜我身体不好,不能向其求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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