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州的城市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24/09/19 03:09:24 网络 佚名 参加讨论
 明代，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与国内外的经济、文化交往非常频繁。同时，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广州最重要的经济腹地。因此，明代广州的城市文化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广东文化中心。 一、府县学、书院、诗社 明代府县儒学是官办的学校，是明朝政府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地方文化赖以发展的重要场地。广州城内除设府学一所之外，还有番禺、南海两县的县学。明朝政府规定，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4人，入学生员名额为40人；县学校教谕1人，训导3人，入学生员为20人。之后，又决定增加各级学校的生员名额，以便有更多的人进入学校读书。 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员的重视，广州府学在洪武二年（1369）重建，并聘广东著名诗人孙锺主持。特别是天顺年间，广州府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建“新屋百四十有八间”①。元朝时番禺县学附设于南海县学内，洪武三年（1370）于广州东城外新建校址，此后不断增修，弘治十五年（1502）又新建生员宿舍70间②。南海县学原来“甚隘且陋”，经多次改建和扩建之后，有“成德斋”、“达材斋”和“尊经阁”（图书馆），有教谕宅、训导宅二区，有生员住宅五所③，从而使广州城内的府县学从明中期开始，便“学制大备，文教日兴”。有明一代，许多人在广州府学和番禺、南海县学读书而考中举人、进士，进入仁途或成为学者。如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增城人湛若水在中举之前，曾就读于广州府学。 此外，广州城内还设有南隅、西隅、西南隅、中隅、东隅、北隅、东南隅等多所社学，商人子弟和劳动者的子弟在少年时期都有机会入社学读学。除少数人继续进入县学、府学之外，多数人学到了文化知识之后还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学习有关的技术和经商业务，并且在大都市中还可以开阔眼界，丰富见闻。 中国民间素有私人讲学之风，明代的书院成为私人讲学的重要场所。成化、弘治间，广东私人讲学渐盛，书院不断增多。而广州书院之多，远远超过广东其他各府府城。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有濂溪书院、矩州书院、正学书院、崇正书院、迂冈书院、白山书院、慎德书院、晦书书院、天关书院、粤洲书院、泰泉书院、云淙书院、赤山书院、镇海书院、营道书院、龙德书院、云谷书院17所④，此外，尚有不以书院命名而实际上属于书院性质的讲学和读书的场所多处，如秋涧草堂、清泉精舍、两台精舍、蒲涧馆谷，等等。 广州的书院，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从事讲学。如黄畿隐居粤山之麓，潜心学术研究，并创粤洲草堂（书院）讲学，订有《粤洲草堂讲学条约》，学者称他为粤洲先生。陈英，“博记能文，尤工诗赋”，隐居广州城内，建秋涧草堂授徒讲学，“多士景从”，郡人称他为秋涧先生。黄佐是他有名的弟子。其后，黄佐于泰泉书院讲学，其弟子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诗名最著”。庞嵩，“博通经籍”，又师事湛若水。他在天关书院讲学，后又与学者陈唐山、林艾陵、刘素予、黄莱轩、岑蒲谷、邝五岭、霍勉衷等为“天山讲易之会”，四月，则大集天关。学者称他为弼唐先生。理学家湛若水说：“北有吕泾野，南有庞弼唐，江门之学遂不坠。” 嘉靖间，礼部尚书何维柏疏劾严嵩，被下狱，除名，从此回广州家居20余年。他在天山书院聚讲，“发明陈白沙宗旨，四方从游者众”。广东人兵部尚书叶梦熊、佥事陈吾德等皆出其门。 此外，两广总督、理学家王守仁于嘉靖六年（1527）在广州讲学，“首言知行合一，又言朱、陆之异同，又言为学莫先于致良知”⑤。广东人方献夫等“皆师事之”。王守仁还与湛若水往还议论理学。 明代的广州诗社不少。先是元末明初，孙锺、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等五人在广州南园抗风轩结南园诗社，称“南园五先生”。一时名流如蔡养晦、黄希贡、黄希文、黄楚金、黄原善、赵安中、赵澄、赵讷皆与焉。嘉靖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复于抗风轩开诗社，称“南园后五先生”。万历间，郭?致仕后，创浮邱诗社。天启间，梁元柱疏劾魏忠贤罢归之后，与陈子壮、黎遂球、赵焞夫、李云龙、梁梦阳、戴柱、梁权创诃林净社。崇祯四年（1631），陈履于东门外创东臬诗社，“一时词客名流，相过觞咏”。崇祯中，陈子壮辟云淙诗社。崇祯末，陈虬起、萧奕辅、梁佑逵、黎邦馸、区怀年等结社，名芳草精舍。“感伤时事，抑郁之气地流露于诗词间。”⑥也在崇祯末，陈子壮、陈子升、黎遂球、谢长文、区怀瑞、区怀年、黎邦馸、黄圣年、徐?、区必元、王遇、黄季恒、僧通岸等重启南园旧社。 二、音 乐 广州人爱好音乐，不仅士大夫喜弄乐器和研究乐律，而且宴会、节日以及日常娱乐都离不开用乐器演奏。当时乐器的种类多样化，即有中国乐器，又有外国乐器。 据嘉靖十四年（1535）的《广东通志初稿》说：“民是多奏月琴、胡琴、琵琶三弦之属。”这些是中国传统的乐器。又25年后，葡萄牙人记载了广州人使用的各种乐器以及演奏的具体情况。葡人克路士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到过广州，并在广州住了50多天，“是第一个有记录的（而且长时期惟一的）鉴赏中国音乐的欧洲人。”⑦他说：广州人在宴会时，“弹奏各种乐器”，在春节，“演奏各种乐器，唱歌”。又说：“他们用来演奏的乐器，是一种像我们有的中提琴，尽管制作不那么好，有调音的针。另一种像吉他，但要小些，再一种像低音提琴，但较小。他们也用洋琴和三弦琴，有一种风笛，和我们用的相仿。他们用的一种竖琴，有很多丝弦。他们用指甲弹，因此把指甲留长。他们弹出很大的声音，十分和谐。有时他们合奏得多种乐器，四声同奏发出共鸣。”⑧ 他还说：“碰巧一个有月亮的夜，我和几个葡人坐在我们馆舍门前河边一条板凳上，几个青年正驾艇在河上游玩，弹奏各种乐器。我们喜欢音乐，就派人去请他们上我们这儿来。他们是豪爽的青年，乘艇驶向我们，开始调拨他们的乐器，直到我们高兴地发现他们调配到没有杂声。开始演奏时，他们并没有同时弹奏，而是一个人演奏下去由另一个人参加进来，音乐中表现出很多分段，有停的，有弹奏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四重合奏。合奏的是两把小次中音琴，一把大上次中音琴，一把配合其他乐器的竖琴，有时一把三弦琴，有时一把高音洋琴。同时他们熟练地演奏不超过两首曲子，致使我们还想再听。”⑨ 三、歌 舞 “粤俗好歌。”明代，广东人唱歌不仅非常普遍，且歌的形式亦多样化。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 关于歌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长调摸鱼歌：“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竞一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⑩ 短调蹋歌：这种歌，“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又如：“一树石榴全著雨，谁怜粒粒泪珠红。”又如：“灯心点著雨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再如：“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11)这种短调蹋歌，多在田野间歌唱，所以又名为田野蹋歌。 谣：民间流行的歌谣，不用乐器伴奏。其歌词略举数例：如：“清河绾髻春意闹，三十不嫁随意乐，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滘。”屈大均认为，蹋歌和谣，“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12) 采茶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屈大均很赞赏这些采茶歌，说：“是三章则几于雅矣。”(13) 山歌：“亦曰歌仔”，“儿童所唱以嬉。”这种歌，“多以诗余音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当然，也有更多的青年人喜唱山歌。如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戴璟的《禁约》中就有勿“群唱山歌”这一条。(14)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溜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而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足见广东人爱好唱歌之普遍，且有雅有俗，雅俗共赏。至于上述歌词虽不限于广州，但广州基本上包括了上述各种形式的歌体则是没有疑问的。早在洪武初年孙蕡所作的《广州歌》就这样写着：“城南南畔更繁华。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干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 广州还有相当多的专门从事歌舞的艺人。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多次提到广州的“歌舞”和“歌楼舞店”。并说：“广州南海、番禺两县因住省城，入出不时，门禁多不严肃，吏胥得以恣意往来，不复有专意焉，写办公文者每日或一人在房，余在歌楼舞店。”这表明广州城内有专门经营唱歌的场所和舞蹈的场所。在商业闹市区，歌楼舞店更多，如濠畔街，“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因此，那里的“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 四、戏 曲 广东在明嘉靖年间仍盛行杂剧和戏文，粤剧这一地方剧种尚未出现。据《羊城古抄》卷六载；“张丽人，其母吴倡也，以善歌转籍入粤，生丽人，体貌莹洁，性质明慧，尤好诗词……善鼓琴……年甫及笄，丽人随诸伶于村墟赛神作剧……无疾而逝，粤中名流葬诸梅花坳，黎美周志其墓。”(15)张丽人不仅善于鼓琴，且能歌曲，好诗词，为粤中名流所赞赏，也随同戏剧艺人一起去“村墟赛神作剧”，可以说明这是一批从事戏剧演出的专业人员，并不乏有较高技艺者，他们不仅在城内演出，而且到村上的墟场演出。? 葡萄牙人克路士记述了广州演戏的一些情节。他说：“他们表演很多戏，演得出色，惟妙惟肖，演员穿的是很好的服装，安排有条不乱，合乎他们表演的人物所需。演女角的除必须穿妇女的服饰外，还涂脂抹粉。听不懂演员对话的人，有时感到厌倦，懂得的人却都极有兴致地听。一整晚，两晚，有时三晚，他们忙于一个接一个演出。……他们的这些演出有两大缺点。一个是，如果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非换服装，那他就当着观众面前换。另一个是演员在独白时，声音高得几乎在喊。”(16) 此外，还有木偶戏演出。如番禺大洲的龙船，船长十余丈，“上建五丈樯五，樯上有台阁二重，中有五轮阁一重，下有平台一重，每重有杂剧五十余种，童子凡八十余人，所扮者菩萨、天仙、大将军、文人、女伎之属，所服者冠裳、介胄、羽衣、衲被、巾帼之属，所执者刀槊、麾盖、旌旗、书策、佩悦之属，凡格斗、挑招、奔奏、坐立、偃仰之状，与夫扬袂、蹙裳、喜惧悲恚之情，不一而足，咸皆有声有色，尽态极研。观者疑为乐部长积岁月练习，不知锦幔之中，操机之士之所为也。”(17)这段话不仅描写了木偶戏演得非常逼真，而且透过木偶戏的演出，可以窥见当时杂剧艺人的装扮、演技和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五、节令文化娱乐? 明代人，广州的节令文化娱乐的内容甚多，择其要者有如下几项：?? 1.上元灯市。广东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以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其夜为上月夜，通称元宵。? 据载：广州“上元作灯市，采松竹于通街结棚，缀华灯于其上，有楮帛、竹缕、菩提、琉璃诸品，又为稻草、虫鱼、人马等像，极其工巧，其鳌山则用采楮为人物故事，运机能动，有绝妙逼真者，箫、鼓喧阗，士女嬉游达曙，或粘诗藏谜题，写诸经书典故鸟兽花木物类，暗蓄事义，作为诗词，粘于方灯，以示博物通征，谓之打灯”(18)。 由此可见广州正月十五闹元宵，气氛热烈，场面壮观，布置独特。?? 2.端午龙舟竞渡。每年端午节，广州都有非常热闹的龙舟赛。孙蕡的《广州歌》有“乱鸣鼍鼓竞龙舟”之句，就是反映广州的龙舟赛。戴璟《广东通志·风俗》说“江浒设龙舟竞渡，以效楚俗，观先后为胜负，胜者辄得赏”，反映出龙舟赛胜者可以得奖的赛事，关于使用的赛船，大体上“粤人习海竞渡”，“船广可三丈，长五丈，龙首至尾金光夺目”。(19)赛舟这一天，男男女女都去观看竞赛。所谓“水嬉五日闹龙舟，鬓影衣香恣治游”，就是说端午节那天，许多人都趁此野冶，直至日暮而散。其人数之多，有“士女如山”之说。 广东的龙舟赛，以广州府所属的顺德、东莞最为有名。?? 3.重阳登高。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 广州人重阳登高的地方是越秀山、白云山。? 越秀山在城内正北，耸拔二十余丈(约68米)，南汉时期便是“九日登高游”之处，明代 成为“郡人岁时必登游之地”，特别是“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鹞”(20)。? 白云山在广州北十五里，“每当秋霁，有白云蓊郁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云。”白云山的峰、洞、涧、台、寺配成景致，又有美丽的传说，成为人们游览和登高的好去处。 六、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明代，广州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文景观多属祠、寺、观、楼之类。如六榕寺、光孝寺、怀圣寺包含着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的内容，而更多的祠、楼主要属儒家文化。如玉山楼祀越先贤高固、杨孚、董正、罗威、名德祠祀“历代名德”高固、杨孚、董正、罗威。唐颂、疏源、陈临、王范、黄恭；五贤词祀“宋周程张朱五子，以乡贤唐张九龄、赵德、宋余靖、崔与之、李昴英，明丘濬、陈献章、湛若水、梁储、方献夫、霍韬、黄佐、海瑞、庞嵩、何维柏、杨起元、区大任配”；大忠祠祀宋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五先生祠祀南园五先生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以五先生曾结社吟咏其地”；“永赖祠祀都察院副都御史庞尚鹏；报德祠祀明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潘季驯。此外，还有白沙祠，祀陈白沙；文康祠，祀内阁首辅梁储；文简祠，祀尚书湛若水；文敏祠，祀尚书霍韬；文襄祠，祀内间大学士方献夫；文裕祠，祀学者黄佐；迂冈祠，祀状元伦文叙；汪公祠，祀广东参知政事汪广洋；吴公祠，祀两广提督吴桂芳，等等。(21) 概括地说，这些祠一是祀广东历史上各朝的先贤；二是祀忠于国家、民族的英雄人物；三是祀全国著名的学者；四是祀有突出政绩的广东人和官广东的外省人，如南海人庞尚鹏曾在浙江、福建实行赋役改革，行一条鞭法，并疏清通行南直隶、江西、湖广、两广和云贵。浙、闽、粤三省因他推行一条鞭法，均立祠祀。又如浙江吴兴人潘季驯在巡按广东任内，“风裁 大著，惩贪吏，除积恶，解烦役，定均平，百姓怀其惠。”?(22)又如南海人霍韬在 任侍郎和尚书时，“立朝敢言，无所顾忌，”且建言颇涉国家大计。在对外贸易方面，他肯定这是“互为利市”，“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郎机（葡萄牙）则“不可不拒”，时人对他有“孤忠伟识、近世罕俦”之誉。(23)再如海瑞不仅是明代著名的清官，且是一位具有爱国忧患意识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在应天巡抚任内，摧豪强，抑兼并，行一条鞭法，就是想实现“天下治，百姓安”的政治抱负。因此，这些名人祠，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人物 纪念馆，属于文化建设，并具有学有榜样的内涵。它对各阶层人士都会起到一定的和不同的教育作用。? 至于类似博物馆性质的有五仙观，“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有立者，有角形微弯势若抵触者，大小相交，毛质斑驳。”(24)这是根据传说塑的，不仅反映广州别名羊城、穗城的来源，而且反映着广东水稻的发展和广东人以农作物为主的生产与生活。 另一类以壮观赡和供人游览的楼台亭阁，属明代建设的亦复不少，主要的有岭南第一楼、镇海楼（亦名五层楼）。两楼各有特点，前者属于钟楼，悬有重约五千公斤的青铜大钟。后者矗立越秀山巅，气势宏伟，登楼眺望。“山川形胜，了然在目”。另外，随着时代的变迁，明代羊城新八景也自然而然地依实际而作了更易，其为：粤秀松涛，穗石洞天，番山云气， 药洲春晓，琪林苏井，珠海晴澜，象山樵歌，荔湾渔唱。以上八景，有的是属于人文景观，有的是属于自然景观，有的是两者兼备，相互辉映。? 七、刻印书籍? 书籍印刷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正统以来，广东的雕刻印刷较前代陡增。广州刻印书籍分官刻与私刻两种，官刻本以崇正书院（亦有作崇正堂者）为代表。? 崇正书院建于正德二年（1507），院址初在广州内城西湖（药洲），后迁都府后街（朝天街）。官刻本有《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通典》二百卷；《周易程传》十卷；《春秋胡传》三十卷；《叔禾集》十二卷；《名家表选》，等等。官刻本多在嘉 靖年间刻印成书。标崇本书院刊本，崇正堂刊本。? 私刻本早于官刻本。如明人杨士奇《东里文集》二十五卷，系正统五年（1440）广东刊本。这套书“刻板古雅，字画刀刻尚有宋元之遗”。此后，景泰、正德、天顺、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崇祯年均有雕刻印书。(25)私刻本有二十多种，一千余卷，除《宋史》等少数几种外，均为个人著作。私刻本的数量远超过官刻本，不过私刻本并不全属广州刊本。由于明代许多城市印刷业的发展，书籍的流通量极大地多了起来，藏书也多了起来。因此，“七月七日，出衣服、书帙于中庭晒之”(26)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印刷业的发达，对广州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述，明代广州的城市文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既显示出古代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地方特点，又反映出较明确的时代精神、文化导向。当然，其中不乏封建文化的思想意识和封建的道德规范，这些都属于社会文化的时代特性，今人在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同时是必须充分意识到的。注释： ①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三十四。? ②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六。? ③嘉靖《广东通志》卷三十六。? ④仇池石：《羊城古钞》卷三。? ⑤郭棐：《广东通志》卷十三。? ⑥民国《番禺县续志》卷四十一。? ⑦〔英〕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中华书局，1990。 ?⑧《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载：克路士《中图志》第十四章。? 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载：克路士《中国志》第十四章。? ⑩《广东新语》卷十二。? (11)《广东新语》卷十二。? (12)《广东新语》卷十二。? (13)《广东新语》卷十二。? (14)《广东新语》卷十二。? (15)《羊城古钞》卷六。? (16)《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载：克路士《中国志》第十四章。? (17)《广东新语》卷十八。? (18)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 (19)阮元：《广东通志》卷九十二。? (20)《羊城古钞》卷八。? (21)《羊城古钞》卷三。? (22)郭棐：《广东通志》卷十三。? (23)郭棐：《广东通志》卷六。? (24)《羊城古钞》卷七。? (25)刻印书籍，据黄荫普编纂：《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附补编》写成。? (26)戴璟：《广东通志》卷十八。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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