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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后的哈尼梯田:附近村落被指"空心化"


    
    年味未散,春节已过。家住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箐口村的哈尼族女孩李秀(化名)和村中多数年轻人一样,踏上了离乡的旅途。奶奶用土话叮嘱她有空多回来。事实上,这个在昆明某高校读大三的姑娘对未来有许多憧憬,毕业后是否回乡,是个让她纠结的选择。
    在她的家乡元阳,世代扎根哀牢山的哈尼人在靠近森林处开凿梯田,让山泉沿着十几万亩、数千级的梯田,在完成灌溉使命后注入江河,形成了独特的哈尼梯田文化。
    去年6月22日,云阳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早在“申遗”成功前,县政府便与云南世博集团共同组建了“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世博公司”),设立元阳梯田景区,大力开发旅游产业。一时间,“元阳”似乎遇到了机遇。
    而在李秀看来,“申遗”成功大半年来,到元阳旅游的人或许多了一些,但是乡亲们生活的改变,远没有期待中的大。她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梯田的主人,有时候又觉得不是。”
    “空心化”村落如何承载哈尼族文化
    购买一张100元的元阳梯田景区门票,从售票厅出来沿着公路走几十米,就有一条湿漉漉的山间小道通向李秀在箐口村的家。
    作为离景区入口最近的民俗村寨,箐口村的民居被修葺一新,青石板路干干净净。李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世博公司每年向部分村民各支付100元,让其打扫村内卫生。尽管报酬微薄,大家却都干得很认真。
    负责打扫的多是妇女和上了年纪的村民。除了春节,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这个安静的村子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种梯田赚不了什么钱,但是留守的老人们并不愿抛下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种1斤红米只能卖1块多钱,不打工不行。”一位老婆婆说,儿子媳妇女儿都在外地干活,每月能往家寄800块钱;自己和老伴边种地边拉扯小孩。说话间,她的4个孙子孙女扭打在一起,她扭头呵斥了一声,却没人听她的,无奈苦笑:“我管不住他们。”
    放眼望去,成片水光潋滟中,偶见几块干枯的梯田。李秀说:“有人把梯田的水排干,准备种蔬菜,赚的钱能多点。”也有少数人家的老人年事已高,便放弃耕种,靠儿女在外打工寄回家的钱买米吃。
    李秀和朋友们也曾琢磨过留在家乡的办法:有些人开起了农家乐,但梯田景区太大,少数农家乐生意不错,更多的则往往等上半天都无人问津;还有的人“异想天开”地去世博公司应聘景区维护等岗位,但僧多粥少,“一个村子能有一两个人应聘成功就不错了”。在现实中碰了一头包后,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赚钱。
    不仅在箐口村,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走访了县里的胜村、大鱼塘村、普高老寨村等地,发现其“空心化”的状况大致相同。
    元阳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40余万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两千余元。怀抱着“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金钵,急于脱贫的村民却说不清楚“申遗”和自己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景区内,不时见到有几岁至十几岁的村里孩子,在寒风中光脚穿着拖鞋,提着一篮子煮鸡蛋央求游客购买。
    “哈尼梯田申遗”的首倡者及专家组组长、哈尼族学者史军超对哈尼梯田文化深感自豪,也为梯田文化的命运而焦虑:“一种文化,对它的主人必须有价值,首先要能让它的主人过得更好,否则主人要它干什么?”
    他也担忧,随着人的出走,“空心化”的村落如何承载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学界公认的观点是,旅游对一地的传统文化而言,或许是把双刃剑。史军超说:“老百姓才是梯田的创造者和主人,梯田旅游开发的收益必须保证惠及他们,否则,势必对梯田文化造成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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