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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里古镇 黎川杂录三:历史传说(六)


    柳亚子考秀才
    光绪廿八(1902)年,柳亚子(1887-1958)15岁周岁,在父亲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当时称为“考秀才”。
    
    (6.3.24少年柳亚子)
    清代的秀才考试,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必须有二位担保人,一位是本县的廪生,一位是本县的学官。满清王朝规定有些人家是不允许考科举的,比如娼、优、隶、卒。娼,主要指开设妓馆的人,也就是龟奴和老鸨。那做过妓女,后来从良,所生的儿子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优,就是唱戏的,即使是名伶,名气大,腰包鼓,但他本人及儿子都不得参试。不管是唱京剧、昆剧、地方戏的,还是北方唱大鼓的,苏南唱评弹的,耍杂技的,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隶,就是贵族人家的家奴,大多是卖身的或投靠的,还有一些属于雇佣性质的老仆、官员的跟班及其服役者,本身与儿子也不得应试。只有女佣属于特例,她们的儿子可以参试。卒,就是为官员服役之人,主要是差役、捕快、地保、甲头(叫花子的头头)、更夫之类,他们及其儿子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与卒有些类似,又有所区别的是吏,就是书办或者师爷,他们自身与子弟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担保者就是需要证明所保童生三代清白,不属上述违禁之人。此外,清朝还有一些列为贱民、堕民、流民的,也在禁考之列。在黎里,起步于梓树下的陶家,因祖上有人担任过太平天国的乡官,被清政府列为贱民,明令禁止参加科举考试。柳亚子在他的回忆录《五十七年》里,专门谈到自己的好友陶亚魂,由于无法在吴江参加秀才试,只好通过关系“冒籍”杭州,才考得了仁和县秀才。陶亚魂“冒籍”是很危险的,一旦被人告发,不但秀才要除名,而且还要追查保结者的责任。
    那一年,柳亚子的舅舅费仲深,同里的任味知、钱颂文,盛泽的郑咏春、郑桐荪都前往吴江参试。当时同里的金松岑与陈去病等廪生,为了给童生出具保结而来到县城。柳亚子的廪保是金松岑,官保是县学教谕,由两位保人引领着向县礼房报告,填明姓名、籍贯、年龄和三代履历。同样,任味知本是同里镇“王金范任”四大姓之一任兰生的儿子,他是退思园的第二任主人,任由陈去病作廪保,与官保一起陪同填写了礼房要求填写的一切。
    开考前夕,柳亚子与居于同里镇的舅舅费仲深,一起寄居到吴江城内一位亲戚家里。县试由宗能述知县主持,时间安排在旧历元宵节后二天,县试要考三个整天,每天都从早晨开考到傍晚结束,中午只能自带干粮点心充饥。头场开始,天还没有大亮,全县600多考生就都进场了。考场的规矩比较宽松,人人都带着一个考篮。柳亚子带的考篮,分为三层,上层安放笔墨纸砚,中层放着《诗韵集成》等应考必备书籍,下层放的是食物水果。进场后,柳亚子同费仲深、钱颂文等几个熟人坐在一起。考到中午时分,钱颂文拿出油鸡酱鸭来,给了柳亚子一份。柳亚子一不小心,一大块油鸡落在了考卷上了,油渍斑斓的,这下可坏事了,污损考卷别说不取,还有被指责斯文扫地的可能。好在陪同颂文前来应考的长辈,在衙门内有熟人,悄悄地为柳亚子换了一份新卷子。本来,柳亚子有交头卷的可能,头卷称为“红卷”,颇受判卷老师的关照,可是就因为这一失误,这头一场就失去了头卷的可能,接下来的二场和三场,他不再想得那个“红卷”的了。总算顺利过了场,头场是费仲深第一,柳亚子第二;第二场柳亚子第一,费仲深第二;第三场,又是费仲深第一,柳亚子第二。为了名次问题,宗能述知县,还特地接见了柳亚子,说舅甥俩的名次高下,实在难以决断,各有各的长处,不过,因为舅舅毕竟是长一辈,县试的案首,就取费仲深了。让柳亚子屈居第二,柳觉得这没有什么,很高兴地点头答应了。
    县试之后是府试,要到苏州府去考试,主考是苏州知府。当时苏州是江苏省的省城,清制督抚不得同城,因此两江总督驻地南京,江苏省巡抚驻于苏州。省下设府,府下设县,苏州一府,下面设有九个县,长洲、元和、吴县,称为上三县;常熟、昭文、吴江、震泽、昆山、新阳称下六县。上三县中长洲是首县,吴县是大县,两个知县,往往互相不买帐。据说每年八月半,两县的城隍老爷出会,双方的仪仗队争道抢行,各不相让,甚至大打出手。因此至今还留有“长洲不让吴县”一句俗话。到民国,长洲与元和两县合并为苏州市,吴县单立成县,其余六县,分别归并为常熟、吴江、昆山三县。苏州市面积不大,原本只400来平方公里,1995年,吴县归并苏州,分成南北二区,南区称吴中区,北区叫相城区。2012年吴江市改称吴江区,也归并了苏州,现在的苏州市面积扩大到2700多平方公里。言归正传,苏州的考场,称为贡院,在葑门内双塔寺前,双塔细而高,就像两枝毛笔,冲天而立,苏州人都说是吴下文风的象征。苏州一向尊重读书人,对于考生,称为“相公”“考相公”。贡院周边都是寻常人家,每次汇聚大批考相公,使得寻常巷陌顿时热闹起来,形成“考市”。外地考生一般都要到贡院附近租赁考寓,为的是及时进入考场。贡院一带的人家,多半将自家房子临时出租给考相公,房子宽敞的自不必说,好些人家专门腾出住房给考生,自己一家借住到亲戚朋友家去。不但腾出房子和床铺,还为考生们代办饭菜。府试再加院试,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县试,这里只有长元吴三县,谈不上如何闹猛,到了府试和院试,贡院周边可就热闹了,涌来了大批临时书铺和文具摊,有租借人家墙门间的,也是搭个简易棚的。有的竖起几个木书架,排上书籍,有的架起几块木板,套上兰布套子,上面放书。书籍之外,还有笔墨纸砚、卷袋卷夹、墨匣笔匣、诗笺信封。洋蜡烛也是必须的,有些考生时间来不及,照规矩可以点一支蜡烛,蜡烛点完,必得交卷。再就是临时菜馆、小吃摊点,甚至算命的测字的都来轧闹猛,都来掏考相公的腰包。
    柳亚子与舅舅费仲深,就在双塔附近的定慧寺巷内,租赁了一个人家的居室,讲明用府试与院试两次。这人家也是习惯了这宗生意的,全家移居他处,将床铺桌椅条凳,尽数腾让出来,每天代办饭菜。其中有一道菜是餐餐必备的,那就是芹菜。芹菜与考秀才扯上关系,全是因为《诗经》上那“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的句子,泮水,不论是县学、州学或府学,都有一条半圆形小溪环抱着,这条小溪专名“泮水”,考上秀才,旧称入泮,所以吃芹菜就成为入泮的佳兆。尽管主家备办的芹菜老得很,咬都不咬不烂,但长辈们逼着柳亚子他们非吃不可。
    府试与县试相仿,宽松得很。县试削去了一批考生,府试再次削去了一批。但总的说,县府二试削去的考生不多,不到三分之一。院试,才是正而八经的一场考试。院试,俗称道考。清代初期,主持这场考试的称学道,因而有了道考之名,后来学道改名学政,称为学台衙门、提督学院,因此又称院试。
    院试相当严格,需要带入考场的考篮,必须安有网眼,半透明的,一眼可以看到里面存放的每样物品。院门开考前,有专人检查,片纸只字,不准带入。有时还要搜检全身,遍体扪索,甚至解开衣服,连鞋子也要脱去检视。那年院试出的题目,与往常一样是两个,一个已冠题,一个未冠题,未冠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些。所谓冠,就是弱冠的简称,弱冠就是20岁。20岁以上的考生,只能做已冠题,不到20岁的考生,两个题目可以选做一个。舅舅费仲深只比柳亚子大3岁,照例他们二人都可以做未冠题的,不料,舅甥俩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已冠题,而且发挥得都不差。
    院试三场考下来,舅甥两人都考上了。在秀才排名榜上,吴江县总共录取20人,费仲深是第五名,柳亚子列名县榜最末一名,因此柳亚子戏称自己是“背榜秀才”。同里的任味知、钱颂文,盛泽的郑咏春、郑桐荪,即柳亚子夫人郑佩宜的两位兄长,都因“额满见遗”。一般说,额满见遗是一句讳饰语,其实在那时却是一句大实话。清朝末年,地球上天上飞的有飞机,地下跑的有火车,而中国高智商的读书人,还在死抱着四书与五经,这可怎么得了。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清廷终于同意用十年时间,创立新式学校,逐步缩减科举名额,最终让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吴江县是一个大县,每年的考生都在600至800人之间,按照往届录取秀才的名额,都在30至40名之间。可是,1902年秀才考试,参试仍在600人上下,录取秀才却已降到了20名。
    当时,苏州有个“六局”,专门办理人家婚丧喜庆之事,吴江各大镇也有类似的机构。吴江县秀才榜刚刚在县衙门口张挂出来,各镇马上就有一批人忙开了。这次黎里考上3名秀才,一个20多岁,另一个则30多岁了,都做了多年的老童生,现在终于有了身份。年龄大,再加家境贫寒,没有油水可捞,只有柳亚子了,才15岁,又是当地富家公子,当然大有油水了。于是一帮子人吹吹打打向居住在浒泾弄西侧的寿恩堂柳家报喜来了,将一张大红纸高高地张挂在堂屋正中,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捷报贵府柳慰高少爷高中苏州府吴江县学第廿名生员”。这柳慰高其实是柳亚子的谱名,亚子一名,是后来才有的。报喜人讨得赏钱之后,马上又到柳家的亲戚、老师家一一报喜,再讨赏钱。
    中了秀才,一般人家,特别是富有的人家,都要请酒、开贺。年龄在16岁以下的新秀才大多需要排出仪仗,好似中了状元似的骑马游街,鸣金喝道,四出拜师长拜亲戚。柳亚子不到16岁,家道殷实,当然必须庆贺一番。那天,柳亚子身穿盘领长衫,头戴方巾,脚蹬长靴,这是明朝传承下来的秀才服装,普通百姓是不可以穿戴的,有个专称叫蓝衫。家人还在柳亚子身上斜披了一袭红绸,腰间挂满荷包,两颊敷上一层薄薄的粉,好风流的一位白面书生啊。前有仪仗队开道,一道道彩旗,五色纷披,称为“竹筱旗”,旗上书有“三元及第”“一路连科”等口彩语、祝颂语。柳亚子乘坐的那座轿子,由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从浒泾弄向西,折北到达城隍庙,然后往南至接挂桥,经下岸向东,跨青龙桥到上岸,回到寿恩堂。沿途不时停轿,抢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擎起一个彩绸扎成的“龙门”,请新秀才柳慰高穿过龙门,昂首阔步前往拜见老师,拜会亲戚,鼓乐阵阵,高升呯呯啪啪,鞭炮必发必发,人声鼎沸,一片欢腾。一连三天,柳家大摆酒宴,接待满座高朋。
    秀才是俗称,真正的名字叫生员。这是功名的起点,以后,具备了乡试资格,乡试中式,就是举人,举人有资格参加全国的会试,考中了就是贡士,贡士一般不再黜落,再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然后确定名次。一甲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的第一名称传胪。举人的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的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的第一名称“状元”,这三次考试都得第一名的就是读书人最最荣耀的“连中三元”。封建时代,进士的前三名,最为朝廷看重,宰相多半从中选任。因此,民间有“秀才乃宰相之根苗”的一句俗语。
    在封建社会,秀才有诸多的特权,这也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追求的。首先,可以免除徭徭。明清两代,每家每户都要为官府服徭役,或者折合成银两上交,假如政府不要钱,那么就必须服役,秀才则可以免除徭役。其次,秀才可以免掉田赋。一般能够考上秀才的,家里总有一定的田产,田产每年都必须交纳田赋。考上秀才,可以免除一定田亩的赋税。在明清两代,徭役与赋税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一个农家,如果不出一二个秀才,那么肯定要被沉重的徭役与赋税压垮。秀才还有政治上的待遇,比如见到知府以下的官员,只需拱手作揖,口称“老师”或者“公祖”即可,而平民百姓则必须下跪,口呼:“大老爷”甚或“青天大老爷”。在旧社会,老百姓犯了罪,必得戴枷锁,打屁股。秀才不受身体刑罚,假如有所犯罪,须得老师(学官)处罚,一般就是打手心。犯了重罪,那么必须开除功名,然后才能用刑。秀才还有一项权力,那就是督察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职权吧。
    当然秀才也分等级。刚刚入学的秀才,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就是说这个生员获得了入学资格,可以到县、州或府的学堂里读书,但学额有限,暂时还不能入学。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升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正式获得了入学读书的资格。最高一级的是“廪生”,廪膳生员的简称。生员每年都要参加县或州、府的考试,多次名列前茅者,升为廪生,由政府发给一笔薪米补贴。这补贴费由于物价的变动,难以得出准确的数字。根据有关资料,清朝廪生,每年的补贴相当于两名兵丁的俸银,可见不是小数目。因此,出身穷苦的秀才,只要他努力读书,升为廪生,不务农不经商也不做工,妻子儿女可以勉强生活,所靠的就是这份薪米补贴。
    黎里镇在康熙五十四年,有个叫陈时夏的创建了黎川学舍,后改名禊湖书院。接下来,黎里“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八大姓及其他富有之家,不断对书院修建扩建,还储备了一份膏火银,其主要用途,一是授课教师的脩脯,二是生员们的膏火。脩脯,说白了就是教师的工薪。膏火,相当于奖学金。苏州府有三个学院,正谊书院、紫阳书院和平江书院。三个书院每月都有月考,主要考经解,有时也考诗赋。秀才去参加考试,当时称为“驳膏火银”,考一等的能够得到二两银子,这在当时,二两银子足够一个人一个月的开销了。黎里的禊湖书院,同样每月开考,不光秀才可以考,童生也可以考,据老一辈说,当时黎里的童生考得一等的,可得七钱银子,二等的可得五钱银子,可见当时书院对读书人的优待。因为禊湖书院的存在,黎里考科举的学子日益增多,为黎里镇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
    秀才除了考举人中进士的出路之外,还有一种出路,那就是被选拔为贡生。贡生,名义上是贡给朝廷的优秀生,他们拥有了升入国子监读书的资格。可以参加朝廷举行的特设的考试,考上后,直接授官。同中举人中进士的“三考里出身”者,一样是正途出身。柳亚子的曾祖柳时安,就是贡生出身,通过吏部的考试,出任教谕之职,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柳亚子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没有跻身禊湖书院去驳什么膏火银,再说,仅仅3年不到的时间,科举制度就消亡了,柳亚子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结识了一批激进的人士,参加光复会,同盟会,称自己为“双料的革命党”,走上了反清革命的大道。
    柳亚子文明结婚
    1906年初春,柳亚子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又参加了光复会,自称是“双料的革命党”。当时,他与爱国女学的L女士(柳亚子《五十七年》中以英文字母“L”称代这位女士)产生了感情,相约结为革命伴侣,随时准备为革命奉献自身。
    早在三年前,柳亚子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盛泽郑式如的女儿郑佩宜订了亲。封建社会,男女结合,都是“盲婚”,柳亚子与郑佩宜两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面,当然谈不上什么感情。柳郑两家将儿女结婚的日子都选择好了,是农历丙午年九月初二。柳亚子在朋友陈陶遗的帮助下,决定抗婚,避到陈陶遗家乡松隐藏了起来。这可急坏了柳郑两家,柳家派出了柳亚子从小最为敬畏的大姑母,将柳亚子搜索了出来,一番唇枪舌剑,摆明了利害关系,最后姑母使用了激将法,说敢不敢到到盛泽郑家去小住几天,会一会郑家三小姐?柳亚子一听,想想自己是双料革命党,难道怕你们吃了不成,去就去!大姑母可真是有心计的人,她找到了L女士,认作义女,保证义女以后的一切都将由她妥帖安排。
    柳亚子来到盛泽郑家,见到了未来的岳父郑慈谷。这郑慈谷,字式如,决非等闲之辈,他性情纯厚,思想活跃,喜欢结交宾客。戊戌维新之后,为了拯救国难,他提倡实业,创办商会,为众人推举为商会会长,为丝绸重镇揭开了新商业史的首页。同时,他在盛泽首开兴学之风,在自己家里创办了郑氏小学,是盛泽镇上第一所新式学校。郑式如元配王夫人,生二子一女,长子郑咏春名传,次子郑桐荪名之蕃,女儿郑佩宜名瑛。郑佩宜小柳亚子一岁,三岁丧母,由祖母抚养成长,天资聪慧,个性很强,待人接物委婉有礼,在郑氏小学内,她旁听哥哥们的课,放学之后,又请教两个哥哥。新式学校的教育,奠定了她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基础。
    在郑家小住的几天里,柳亚子和郑佩宜很自然地会面,交谈。柳亚子感到这位未婚妻聪慧秀丽,端庄大方,知书而达礼,最最重要的是,彼此间竟有着许许多多说不完的话。非常感谢,天作之合,中国的月老居然为柳亚子系对了红头绳。
    1906年10月19日,秋风送爽桂子飘香,柳亚子与郑佩宜在盛泽郑宅举行了吴江破天荒的“文明婚礼”。大凡结婚,只要不是赘婿,婚礼总是在男家举行,可柳亚子的婚礼却偏偏在女家。由此可以想见,柳亚子、郑式如,还有两家的其他家人的思想见地。
    吴中旧俗,新郎可以穿戴明代七品官的服饰,官袍玉带,帽插花翅,直到而今,苏南一带还将新郞称为“新郞官”,此典就出于此。按照旧俗,新娘头上要戴一种翠珠装饰的“头面”,盖上四方红巾,这方巾直到洞房里才能由新郎揭掉,俗称“挑方巾”。婚礼进行时,新郎新娘要在红毡毯上行三跪九叩大礼,一拜天地祖宗,二拜高堂父母,再夫妻对拜,参拜结束,新郎用一根红绸带将新娘引入洞房。这里面的繁文缛节还有很多很多。柳亚子与郑佩宜的婚礼不用跪拜,只是鞠躬。柳亚子身穿长袍马褂,郑佩宜不戴头面,不盖四方红巾,身穿红色衣裙。婚礼开始,一对新人同时向长辈行三鞠躬,然后互相三鞠躬,礼毕赴宴。这文明婚礼开了全县风气之先,人们争相观看,门庭如闹市般拥挤,轰动了全镇,也震动了整个吴江。
    
    (6.3.25 1906年柳亚子郑佩宜结婚时与母亲费漱芳太夫人合影)
    新婚燕尔,柳亚子在郑家住了一个星期,重阳佳节,柳亚子才偕同新娘一同返回黎里。满月以后,柳亚子去上海,母亲和夫人一起陪同前往。在上海,柳亚子写了一封信,约L女士前来见一下面,结果L女士回信说功课忙,走不开。不知是得知柳亚子新婚过于甜蜜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那热辣辣的恋情迅速降了温,两人的关系到此结束。最近,经柳亚子的孙子柳光辽先生考证,L女士姓陆名灵素,后来嫁于江南义士刘三,夫倡妇随,双双参加南社,成为南社骨干,都是柳亚子的好朋友。
    柳亚子与郑佩宜结婚50余年,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弥笃。在柳亚子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崎岖坎坷的一生中,佩宜夫人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既是贤内助又是革命伴侣。1945年9月郑佩宜58岁寿辰,柳亚子特地为她撰诗了二首七律,其中第二首很有代表性,引录如下:
    怀抱平生马克思,最难燕妮共艰危。苍生满眼成何济,青史他年已有辞。
    黻佩未能偕负戴,风云还拟仗鎡基。何当奋我垂天翅,安稳双栖到凤池。
    在诗中,柳亚子说自己崇信马克思,把佩宜夫人比作马克思的燕妮夫人,表达了对佩宜深深的恩爱、敬重和感激。
    
    (6.3.26“平生不二色”印文)
    婚后不久,柳亚子把“平生不二色”一语,请人刻成了一方印章,作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这方印章表露了柳亚子先生的生活道德,表露了他在恋爱、婚姻以及对待异性方面的准则。当然这里的“色”字不仅仅是指女色,这里的“色”应当有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国家和人民,也就是柳亚子先生一生为爱国爱民救国救民而矢志不渝地努力奋斗。这将是另外的一个研究专题。
    顾悼秋与缆船石
    中华民国元年,黎里镇东北侧的驳岸正好重新修筑,那里需要安排几方缆船石。当时,居住在驳岸对岸的南社社员顾悼秋,有感于民国肇造,心潮澎湃,总想在家乡留下一点印记。他想到,南社社员沪军都督陈英士,举起了那面激励民心的五色旗,攻下了江南制造局,宣布上海独立,为辛亥革命立下了大功,中华民国成立前夕,陈英士等人又力争将五色旗确立为中华民国国旗。为此,顾精心设计了一颗五色旗缆船石图案,找到了南社主帅柳亚子,征求意见。柳亚子一看,非常赞同,二人一起请了当时的石匠师傅,雕成了一眼“五色旗”缆船石,安置在了市河的驳岸上。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玩弄权术,大耍阴谋,篡夺了大总统的宝座,袁氏又欲壑难填,处心积虑复辟帝制,妄图爬上洪宪龙椅。每年正月十五,全国百姓都要过元宵节。袁世凯心中老大的不舒服,元宵,这不是“袁消”的谶语吗?于是秉承袁世凯旨意的几个爪牙,马上通令全国,元宵节从今起更名为元夜节,用“袁爷”替代“袁消”,马屁拍得应天响。全国有头脑有见地的读书人听了,无不嗤之以鼻。黎里镇有五个南社社员最为相知,人们称之为“黎中五子”,他们是顾悼秋、朱剑锋、朱剑芒、周云和沈剑霜。面对袁世凯种种行径,五子反感之极,他们都爱酒好喝,特别是这个顾悼秋,自取别号神州酒帝,周云则取号酒痴,五子会聚一起,每每一边喝酒一边吟诗,醉眼朦胧之间,不仅口出狂言,更笔落手撰。
    乙卯年(1915)元宵节,顾悼秋在家里用家酿宴请四位好友,酒过三巡,神州酒帝发话说,有二件要事相告,一是他想在黎里邀请部分南社成员成立酒社,二是设想雕刻两颗酒爵缆船石。
    大家请顾悼秋说说他成立酒社的计划。顾悼秋自认文弱,抡枪使刀,非己所长,也非在座诸位所长,因此他说:我愿长醉不愿醒,有酒壮胆,还能说几句真话,还能书写几首讽时嫉世的歪诗。大家一致同意悼秋的倡议,一则悼秋在五人中年纪最长,二则酒量最宏,一致推他为酒社社长。不过,顾悼秋觉得,酒社的社长,应当请柳亚子来担当。这一年的秋天酒社成立,柳亚子被推为酒社社长,成员以黎里为主,也有吴县、嘉善和昆山等地的南社社员。
    关于第二件雕刻酒爵缆船石的事,顾悼秋说自己一直爱好收藏,其中酒器收藏最为丰富。这,其余四人也都知晓,只是要求悼秋详细说一说。悼秋没有回答,径从里屋拿出了珍藏有年的一对酒爵,说将在自家的河桥上雕刻这么两个酒爵作缆船石。民国元年,为了铭记民国的建立,有五色旗缆船石之作,现在为了切记袁世凯复辟的印迹,就将这酒社的印记刻上缆船石。袁氏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螳臂挡车,不久的将来,袁氏肯定不得善终。一对酒爵缆船石,不会太过显眼,不过它将记录下袁氏这丑恶的历史,众人一致称妙。
    五色旗缆船石的雕刻,显示了黎里的南社社员冲决封建藩篱的觉醒,积极要求参政、议政,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可是这酒爵缆船石,决定是决定了,顾悼秋一直没能找到机会雕刻并作出安排,直到顾氏谢世。2012年,黎里古镇管委会成立,认定这些缆船石是解读江南水乡的密码,由这么一个小小的视点入手,可以挖掘到水乡古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准备设计并雕刻一批缆船石,其中包括顾悼秋当年想刻而没能刻成的两个酒爵。
    黄祥泰典当遭抢
    民国十八年,黎里黄祥泰典当遭到太湖强盗抢劫,当时的老百姓编造了一则民谣:“三月十三,华字末台。来了一群光蛋,黄祥泰老板倒霉。”光蛋,其实是太湖强盗;黄祥泰,黎里著名的典当。
    黎里镇素有“九当十三车”这么一句老话,是说全镇有13个榨油作坊和9爿典当。九爿典当中最有名的典当要数祥和与祥泰两当。祥和俗称西当,祥泰俗称东当。东当祥泰典当是安徽来的黄老板开的,始于清代道光年间,老板精明,善于经营,因而日益兴盛。至民国初年达到鼎盛。黄祥泰典当位于现在黄祥泰弄西,一幢五开间五进进深的楼房。开设典当,获利最丰,黄祥泰典当在黎里更是首屈一指。老板知道,典当最怕的就是火灾和强盗,因此黄祥泰典当十分注重防火和防盗二项。
    先说说黄祥泰典当的防火设施。
    祥泰典当第一进是三开间楼房,楼下中间一个石库门,双扇铁皮大门,配上狮首铜环,满门铜钉,一尺来高的门槛后面是一条石板甬道,甬道尽头又一道石库门,走过石库门,后面东半为楼房,西半为天井,东边楼房下供奉一尊关云长像。整个当铺内是绝对禁止烟火的,唯独这里,日日有供奉,天天上香烟。关云长死后,尊称为关公,关圣,被作为武财神供奉。且看这位武财神左右的对联:“功成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不知从何时起,关云长的三分鼎与一部书,居然与招财进宝扯了关系。不能免俗的黄祥泰典老板将武财神安排在这里,是动了一番心思的,这里自成一角,不摊任何杂物,同时派有专人照看。
    穿过西边狭长的天井,是第三道石库门,过门,才正式进入黄祥泰典当。迎面一排五尺高的柜台,当铺的柜台是360行中最高的,柜台里面的人总是居高临下俯视来客,给上门当当头的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威压。祥泰典当里的朝奉,多数来自安徽,最多时有五个。他们负责收质各色衣服、金银首饰,还有铜锣锡器等等杂件,看货定价,面无笑容,黎里当当头的贫民都叫他们“徽壁板”。
    黄祥泰典当前后五进,朝奉接货的这一进,是第二进。后面还有三进,全是楼房,满满的竖立着木架木柜木抽屉,那是存放货物用的。五进楼房每一进都相对独立,楼房与楼房之间砌着高高的封火墙,中间以石库门封闭。每个天井里,都安有两口太平缸,其实就是硕大的荷花缸,有荷花时盛满了水,没荷花时也盛满了水。在没有消防龙消防车的时代,一个荷花缸就是一个灭火器。一旦失火,荷花缸里的水可以对付一下;万一烧起来,封闭的各进,还能对付一时半会的,至少不会立马火烧连营。
    再说说黄祥泰典当的防盗。
    整个祥泰典当,犹如一个封闭的长方型小城。四周墙基清一色的青石,垒筑到一米左右。再上是踏扁砌的墙头,厚度超过50厘米,据说是用糯米浆拌石灰砌成的。东西两面的外墙,比一般大户人家的封火墙高得多。这样的墙体,掘壁洞的盗贼无计可施,想从上面攀爬的盗贼也只能望而却步。在这个小方城的东墙中段,建有一个三层木楼,是全镇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当铺各进各处,尽收眼底。黄老板专门安排更夫,在此巡更守夜。晚清时期,地方不靖,黄老板购买了枪支弹药,增加巡视防卫。
    民国元年,黎里在夏家桥东下岸设立警察所,维持治安。不久,袁世凯窃取总统大位,妄图登上洪宪皇位帝,结果仅仅83天即一命呜呼,接下来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吴江县加强了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民国十二年,江苏省水警厅所属第三区成立的水警部队驻扎在黎里镇西栅,加强水道的武装巡逻。民国十六年,黎里警察所升为公安分局,设分局长一人,书记一人,招收了20多名警察。黄祥泰老板为了当铺的安全,有意与水警部队与公安分局的头头打交道拉关系。那黎里公安分局局长陆长生,家居就在黄祥泰典当后面,黄老板隔三差五的与陆长生局长套近乎拉关系。
    典当在那个时代是最为赚钱的行当,他们有着严格的内部分工,也有一整套赚钱手段。
    黄老板是当铺的财东,他聘有一名总管,这名总管精通业务,掌握财权、人权、营业权。民国时期的总管,称为总经理,那时忙不过来,往往再聘襄理。据老一辈说,民国十年起,业务实在多,祥泰典当襄理就有二人,一人管帐一人管钱。襄理与总经理三人,白天在第五进楼上当值。两名襄理,还须轮流“明看夜守”,也就是白天上班,晚上住夜值班。
    下面有管包先生与管饰先生,管包先生负责每天收质衣物,由学徒打包,存放到指定的橱柜中;管饰先生负责将每天收到的金银玉器,存放到特定的抽屉里。管包与管饰二位先生,地位仅次于襄理,相比而言,管饰先生的地位略高一些,薪金也要高一些。第四种人为朝奉先生,黄祥泰典当一般有朝奉3到5人。朝奉是直接面见当当头的平民的,他们主要的业务就是“收当”和“议价”。所当之物,不论是金银首饰,还是衣服杂件,总是“当半价”。一件首饰按市场价,可值10块银元,在朝奉先生嘴里只有5元,有时还要当场扣除一定的压箱费。所当物品,一般从6个月到18个月为期,利息大多是每月2%。如果过了期限,那么所当之物就被“没”掉了,典当可以按市价出卖。
    除了上面这些成员外,黄祥泰还有常用的六七名学徒,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衣服打包,为朝奉先生寻包,晚上住夜看守。学徒们都在熬资格,等待升迁,升至管包或朝奉。典当中还有伙夫和更夫,伙夫负责烧饭做菜,伙房在第一进;更夫在更楼上负责守夜值班。
    典当总是赚钱的,黄祥泰典当更是川流不息,财源滚滚。可是树大招风,黄祥泰典当遭到了太湖强盗的注目。
    民国十八年三月,黎里华字村上演春台戏,自三月十一开始,连演三台,到三月十三(公历4月23日)是最后一台。那天,华字村及黎里的街道上混进了一百来号陌生面孔,戏文刚刚开场,一百多人全部窜到了黎里镇上,亮出了各式短枪;后长荡好几条船上跳出了十数条汉子,端着长枪,还有两挺轻机枪。原来这一百多人,都是太湖强盗,他们用两挺机枪分别封住了水警队与公安分局的大门,其他强盗亮着家伙,直奔各家商店。顿时,全镇所有店铺的排门板呯呯啪啪,乱响起来。黄祥泰得知消息,急忙想关大铁门,可是门口早有几个光着脑袋的家伙,抖着短枪,射出了好几发子弹,枪声刚过,大批强盗就涌进了当铺。
    街道上,枪声大作,子弹乱飞。所有的行人,都往弄堂里钻。一个手提长柄提篮叫卖的中年妇女,不幸为流弹击中,倒地身亡。太湖强盗是直奔黄祥泰而来的,西当及其他商店,虽然也遭到了抢劫,但损失都不大。黄祥泰可就惨了,所有的现洋、金银玉器和值价的毛皮衣服包裹,一扫而光。数十名强盗从黄祥泰出来,有用口袋装的,有手里捧的,也有肩上扛的,耀武扬威的,一半往镇西牛斗湖,一半奔后长荡而去。
    再说,就在黄祥泰门口的高廊棚下,有个挑骆驼担的,平望人姓张,天天在这里卖馄饨。这天,十多个预先混到这里的强盗,向骆驼担赊馄饨吃,说等会儿再汇钞。馄饨担没办法,只得让他们赊帐。开抢之后,骆驼担闪在一边,没有逃跑,当他看到几个捧着抽屉的强盗出来时,壮着胆子向他们要馄饨钱。其中一个强盗高叫一声:“给你,张好了!”骆驼担将衣服的下襟提将起来,强盗把抽屉一倾,哗的一声,倒出了一批金银玉器。从此以后,骆驼担消失了,据说他迁居到浙江某地去开饭馆了。再说,杨家桥附近有十多个叫花子,看到强盗急匆匆而来,齐声高叫:“行行好!行行好!”结果其中一个家伙随手从抽屉里抓了一把,扔了过去,听叫花子还在叫,又抓了一把,又一扔。这两把扔过去的都是金戒指,叮叮当当的,有几个在杨家桥的桥石叮了几下,蹦到市河里去了。事后,两只网船在这里扒螺蛳,扒出了这些戒指。当时黎里市行政局长毛淦生知道了,带领手下,勒令两只螺蛳船将戒指缴出来。螺蛳船没有办法,只得拿出来,后来毛淦生用这笔钱将杨家桥修建了一下,也算是为黎里的市政建设做了一件实事。
    黄祥泰典当遭到太湖强盗抢劫,惊动了吴江县与苏州市当局,急急下令全力查办。同年6月6日,吴江县警察局,抓住了太湖强盗的两名头子,吴大金子和吴大壳子。关押在县警察局内,让黄祥泰老板他们去辨认。黄老板们从来没有与这两个匪首照过面,怎么辨认呢?仅仅14天,1929年6月20日,草草结案,吴大金子和吴大壳子就被匆匆的枪毙了。
    捉来的匪首是枪毙了,可是被抢的财物呢,根本无人提及。黄祥泰老板遭此一击,一蹶不振,从此关门歇业。后来东当虽然仍旧叫祥泰典当,但老板已经不姓黄了。再说公安分局陆长生,三月十三清早,他照例拿上自己的一把紫砂茶壶,去顺和春茶馆喝早茶,堂倌提着铜壶,揭开壶盖,一道白水直冲过来,只听“啪”的一声,紫砂茶壶竟然一分为二,陆长生连声惊叫,不好,不好!堂倌连忙拿来了把好茶壶过来,再次为陆局长冲茶。但陆局长心神不宁,似乎有什么不祥预感。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他刚刚踏进公安分局,就被机枪封在里面,动弹不得。东当遭抢之后,陆长生受黄祥泰老板之托,请求上级追查赃物。上级说,陆长生身为分局局长没有起到维持治安职责,手下招募来的警察,也都是只吃粮不管事,大部分被遣散,甚至有人认为陆长生充当了太湖强盗的内线,事后分得赃款,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最后陆长生被削职了事。从此,黎里流传着本文开头的那一则民谣。不过这个民谣,另有这么一个版本:“三月十三,华字末台。来了一牵光蛋,陆长生局长倒霉。”(此文部分资料由费新生先生口述)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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