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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里古镇望族蒯家:树滋堂兴衰


    蒯家的树滋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树滋堂,指整个新蒯家弄,狭义的树滋堂,则专指第三进大厅。黎里民众,习惯上将狭义的树滋堂叫作“蒯厅”。
    这蒯厅面积163平方,哺鸡筒瓦脊顶,下有飞椽,外观高大轩敞,气势雄伟。这么一座与厢楼等高的厅堂,厅内并没有因为过于高大而让人感到过于空广。原来设计得很巧妙,采用了覆水椽及轩,也就是建造成双层屋面。在高大的屋面之下又安排了一个人字形屋面,外加接上一个船篷轩,这样,降低了厅内的净高,梁架上的纹饰也让人可以逐一领略。整个大厅可以划分成三个空间。内部人字形屋面及船篷轩覆盖下的属大厅的中央部分;船篷轩南安排了14扇落地长窗,分割出宽宽的走廊;北面沿金柱一线一排屏门,上悬匾额,下挂中堂,屏门后面的空间,就成了吴地俗称的“退堂”。双层屋面,具有隔热作用,冬暖夏凉,尤其是夏季凉爽宜人。
    
    (4.1.1蒯厅(摄于1950年))
    蒯厅极有特色,一是相亲的绝妙场所,千万别小看了这相亲一节,它可关系到夫唱妇随,家庭和睦、家族兴盛的大事。二是说书的好去处,来此说书的响档更响。晚清及民国年间,来此说书的名角儿很多,听客场场爆满。
    先说蒯厅第一个特点,相亲的好去处。蒯厅正厅三间,两边各有二楼二底厢楼,黎里民众俗称“夹厢”。就而今保存完好的东边厢楼来看,楼上有特制的格窗,状如抽屉,因此又称抽屉窗。厢楼上光线较暗,从抽屉望到敞亮的厅堂,清清楚楚,厅堂上的人却无法看到小楼上的动静。
    树滋堂主人蒯嘉和与钱与龄,真是一对开明的好夫妻。他们利用蒯厅这一特殊构造,决定为女儿们选择乘龙快婿。大凡有公卿弟子进谒,蒯嘉珍总是热情地与他们在厅堂上品茗叙谈,这时女眷们在抽屉窗后仔细观察,小伙子的身材相貌,神情举止,乃至出言吐语都一清二楚,就这样,蒯家的姑娘们一个个都觅得了如意郎君,为她们相夫教子奠定了感情基础。
    这个特殊佳构,也为树滋堂男子相亲提供了方便。每当年节佳日,女眷们当然也要走动走动,这时,与龄夫人带领小姐来到厅堂上,与前来造访的女宾叙谈,蒯家的少爷就在抽屉窗后仔细端详,觅取佳逑。清朝政府规定,士子可以一妻一妾。蒯嘉珍在儿孙的婚姻方面,订有严格家规,他认为“娶妻娶德,取妾取色”,男子成家之后应当致力建功立业,不能随便讨小,沉溺于儿女情怀,只有年过不惑,没有儿子,才可以取妾。在封建社会,男女结婚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自身很难有选择的自由。蒯嘉珍夫妇独辟蹊径,让儿子们选到了中意的妻子,为他们日后奋发找得了贤内助。
    蒯厅的第二个特点,音响效果特别好。厅堂蒙砖密布,屋瓦密集,墙壁平整,梁架椽子用料考究,加工精致,油漆光洁,一堂屏门齐齐整整,关闭后看不出门缝。在空旷的厅堂中,高声说话,嗡嗡有回声。晚清年间,苏州一带盛行评弹,黎里镇有十来家书场,大多设在茶馆里,设在大户人家的厅堂里的只有两家,一是传经堂,习称“李厅”,后来改名易安书场,再就是蒯厅,由于蒯厅的音响效果特好,评弹艺人都喜欢到这座厅堂来献艺。蒯厅还是黎里镇最早放映无声电影的场所。
    
    蒯厅东夹厢
    蒯厅书场布置,与一般茶馆自是不同。靠厅堂屏门正上方悬挂着“恕不迎送”四字匾额。据说这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特赐给评弹艺人的,评弹艺人不必对听客低三下四地作揖迎送,这对说书人是一种礼遇。匾额下设书坛,高出地面约三个台阶,所占面积不大,上面安放一张半桌,系上桌围。如果说大书或单档,半桌横放,说书人坐在桌后;如果是三档小书,有三位说书人,一人居中,左右两边各坐一人。蒯厅邀请的多数是双档小书,半桌竖放,说书人上手在左边,下手在右边。桌上放三弦、琵琶、茶壶、醒木、折扇之类的道具。书场中央,竖直安置二排条形长桌,左右两边横放双人长凳,很像“非”字的形状,这些座位处于中心位置,叫“头台”,黎里称为“状元台”,坐这样的位置,说、噱、弹、唱听得清清楚楚,就连说书人的举手投足,眼神表情,一一尽收眼底,一般这是有身价的老听客的专座。四周安排长条靠椅,椅背后有一长溜雕有圆孔的木板,每个圆孔可以装一个茶杯,购票入场,堂倌就会捧上一杯茶,红茶绿茶任凭听客自点,夏季还有菊花茶供人享用。堂倌不时为听客添茶加水,他们手拎铜壶,隔老远也能够把水准确地冲进杯子。
    苏州评弹名家的到来,使蒯厅场场爆满,客厅内挤不下,场主打开落地长窗,在走廊上安置听客,一场书可以卖出二百来根筹码。可是,来得晚的人还是进不了书场,只能靠在院墙上听“戤壁书”,有的时候台阶上、院子中央都站满了人。
    蒯厅立有一个规矩,其他书但说无妨,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不准说。为只为蒯贺荪,一生仕途顺利,想不到年及古稀,竟为了“杨葛”一案不得善终。自从杨葛一案发生,种种版本的评书、小说纷纷问世。苏州的评弹艺人,在杨葛案件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杨乃武与武小白菜》一书,随着历史的推移,版本日多,艺术加工更多,深受听众欢迎。但是,不必讳言,内中差不多都将蒯贺荪描绘成一个贪官、昏官。因此,蒯氏后裔禁止在蒯厅演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民国年间,蒯家遵祖训,把禁说此书的规矩明文刻在大厅进门处的石碑上。后来,黎里其他书场,也同样禁说此书,因此,苏州评弹艺人都知道,到黎里是不好说《杨乃武与小白菜》的。
    
    蒯厅厢楼抽屉窗
    1875年,树滋堂,也是整个蒯氏家族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蒯贺荪兢兢业业地供职,到头来却不得善终,蒯氏后裔觉得宦海险恶。他们不想再习举业读书做官,也不愿再参军建功甚或镇压义军以染红顶子。那时期,满清王朝大厦将倾,官场腐败成风,蒯氏片面接受教训,既然不想达则兼济天下,那就独善自身吧。于是蒯氏一族,都将儿孙们圈在家里,不再死啃四书五经,也不写什么八股策论,一味陶醉于琴、棋、书、画。对于幼儿的启蒙教育,也只是请几位私塾先生前来坐馆,识几个字,能够读读闲书,写写书信。少年人好动,总有几个在家呆不住,家长们左思右想,终于有了妙法,诱使他们吸食鸦片,美其名曰“福寿膏”,祈求吸食之后添福上寿。实在蒯家就要子孙们一个个上瘾,使他们无法远离蒯厅这个窝窠,只能乖乖地呆着。至于生活么,不成问题,祖上传下良田数千,一切地租收入、财产管理,悉数托付给帐房先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悠哉优哉。
    以琴棋书画而自鸣高雅的蒯氏后裔,后来玩起了评弹和昆曲,亲朋好友一拨拨地前来,蒯厅开设书场,卖票营业,也由此开始,可听听唱唱之间,又白相起戏子来了。再后来,掺杂进了许多嗜好,搓麻将、摊牌九、斗蟋蟀、发酒疯、逛窑子,醉生梦死,纯粹一个寄生的家族。
    杨葛案件之后,树滋堂再也没有出过正而八经的官员及儒生。倒是在斗蟋蟀方面,出过一位特殊人才。那就是蒯贺荪的曾孙蒯竹生,此人酷嗜蟋蟀,从小练就一手绝技。他手里的一根须草,最能逗引蟋蟀,经他的须草一撩拨,哪怕最疲惫的虫儿,也会兴奋异常,立马变得骁勇善战,更别说其他了。虫儿玩多了,蒯竹生肚里就存有了一本蟋蟀经,哪一类犹如程咬金只有三板斧,哪一类善于后发制人;什么地方的蟋蟀骁勇善战,什么地方的中看不中用,等等,等等,都烂熟于胸。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两头将要下笼或入盆打斗的小虫,蒯竹生只要须草一拨一逗,孰胜孰负已经心知肚明。还有更绝的,两头旗鼓相当的小虫,本来势均力敌,蒯竹生有本事,当众舞弊,在牵草时暗使手脚,让其中一头小虫开不了牙钳而落败。晚清及民国年间,斗蟋蟀成风,输赢动不动成百上千。蒯竹生成了蒯家一宝,一年一度秋虫鸣叫,这家请那个邀,俨然黎里镇上的大忙人。
    一大群纨绔子弟,坐吃山空海要干,蒯姓家族从官僚士大夫的大家庭,一步一步沦落为普通地主,进而变成破落地主,兴盛百来年的树滋堂衰落了。解放前夕,田产所剩无几,佃户大减,民怨倒也不多,土改、镇反等等都安然度过。但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蒯氏子孙,在新中国的号角声中,要想脱胎换骨谈何容易?有的卖油条,有的拣破烂,乞丐似地活着。
    时代毕竟在前进,蒯氏一族的儿孙们不可能个个都禁锢在蒯家弄内。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震惊了树滋堂,蒯家弄东隔壁站起了爱国民主主义战士柳亚子,他创建南社创办刊物,配合同盟会推翻了满清王朝,又反袁世凯反张勋反段祺瑞。蒯贺荪第四代长孙蒯斯曛,自1906年呱呱堕地,迈出门槛之后就接受了新思想,紧跟南社领袖柳亚子的步伐,踏上了背叛封建家庭的道路。本书列有小传。
    蒯氏后裔日暮途穷,固然是树滋堂的衰落;蒯斯曛背弃封建家族,获得了生命的价值,这更是树滋堂的衰落,同时,蒯斯曛成为了蒯氏家族走向新生的领衔人。新中国成立后,从蒯厅里走出了众多的医师、画家、教授、工程师乃至企业家。
    纵观树滋堂蒯氏一支,从嘉道年间开始崛起,经三代的接力达到鼎盛。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尤其是满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代,蒯氏盛极必衰在所必然。蒯氏家族的兴衰深深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堪称黎里的一部《红楼梦》。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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