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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志于道


    
    “士”是文化道统的化身。诗人写文,尤其政论文,古来如此,苏东坡,王安石皆是。只是我们这一代诗人与此相当匮乏,匡政在这一点上,开风气之先。
    读叶匡政的新书《格外谈》,引起我的很多联想。八年前我曾去过杭州的孔庙,那里的冷寂清凉气息一直萦绕在心。至今回想起来,孔庙里除了碑石和拓片与几棵干瘦的银杏树形影相伴,别无他物可入眼,一派空荒景象。
    从汉高祖刘邦亲祭孔庙至西晋,孔庙历来作为正统政权的象征之一。随着1911年帝制的废除,即标志着中国礼乐的政治风景退出历史舞台,孔庙在劫难逃,与之随行的以“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形态也遭崩解。
    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在二十世纪的遭遇,可谓是三千年未有之遭遇。叶匡政在《对季羡林的误读》一文中指出季羡林最佩服的文人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说他们即是孟子所说的“不召之臣”在现代社会的化身。
    我一直认为,“士”是中国文明独有的产物。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再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士”在历代朝代中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表达出“士”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
    “士”是一个国家文化道统的化身,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直指“士与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瓦解,不仅让几千年来绵延传承的古气荡然无存,也让“士气”在这个国家从此销声匿迹。 我愕然于在改朝换代之际大批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前途大多抱着天真的幻想,只有少之又少的学人才能预知未来。在1949年胡适“抢救学人”的名单中,当陈寅恪先生与适之先生一起南下,最终却还是留在岭南,他认为自己绝缘于政治,于是选择在岭南终老,也就是在他想终老之地的岭南,却成为他的丧身之地。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道出陈寅恪真正的死因:“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据说,陈寅恪中山大学的住家贴满了大字报,红卫兵最后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以此加倍摧残他的身心。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一代史学大家在一间小屋中化为天地之气。
    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刚好与陈寅恪相反,他虽没被列入“抢救名单”,却执意要走,一生为故国招魂。他对老师吕思勉说‘要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万万做不到’。他只身一人流落香港,与几个友人一起创办新亚书院,专门接收来港的年轻学子。余英时就在其中,他回忆其恩师创办新亚书院的一个场景,让人百感交集: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陈寅恪与钱穆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两种写照。
    1990年,时值95高龄的钱穆被迫离迁素书楼三个月后即病逝,即宣告了“士大夫”这一阶层的彻底消亡。我们现在唯有剩下“知识分子”,我不喜这个词,因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士,但“士”一定是知识分子,构成士最重要的质地是独立的精神和高洁的节操。从叶匡政的《舒芜先生走了吗》、《黄苗子“告密”背后》、《文怀沙是怎样的狂士》等文中,可以看出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大难临头之时,难得有几人能坚守住“士”的阵地,所以他们也够不上“士”的称谓。
    陈丹青说到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许多久违的老面孔纷纷登场: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的模样被扭曲,全都坍塌了。我想这正是知识分子遭遇的最好写照,知识分子在“文革”被凌辱、被践踏、被摧折,对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如匡政在《诗人与母语》记录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不识字时,街头巷尾就贴满了大字报。站在大字报墙前的人非常安静,他们的目光被白纸黑字牢牢抓着。文字让大人们不说话了,这是我对文字最早的敬畏。”
    “文革”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仍然引人关注,特别是诗人,要靠“诗”来存活难如登天。匡政眼看着在商业明星和文体明星为主流的时代,诗歌的存在奄奄一息,而诗人又必须对这个时代发言,此时的匡政毅然放下诗歌,以文立心,踏入公共知识领域,所关注者,涉及诗歌、文学、学者、历史、时事及电影娱乐等方方面面,此时匡政的面子俨然一文化批评家,而其内里依旧是一个诗人,所以匡政之文,即匡政之诗。匡政即诗心而士心,以诗之心来回应社会之方方面面,诗人中独匡政一人。
    诗人写文,尤其政论文,古来如此,苏东坡,王安石皆是。
    只是我们这一代诗人与此相当匮乏,匡政在这一点上,开风气之先,将这一伟大的传统率先重建,以《格外谈》这本新著为我们这一代诗人发出对这个时代相当有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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