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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金银器 精美到你不敢相信


    
    唐朝被称作是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和使用的“繁荣期”。该期的金银器不仅数量大,仅从考古发现来看,便已经超过了以前各朝代的总和,经粗略统计至少有36处之多。主要出土在窖藏、地宫和墓葬之中,其中最著名的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三大发现,就出土金银器达1347件。而且种类繁多,制作亦极为精美,代表着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
    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装饰图案主要分几何形与写生形两大类,前者多装饰器物边缘,后者多为装饰主题。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已普遍采用了镀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刻凿、锤揲、錾刻、镂空等加工技术。边远地区和南方地区同样出土了制作水平高超,时代特色明显的金银器皿。
    唐朝金银器出现繁荣景象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人们对金银所具有的神秘观念,汉代方士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到了唐朝这种观念仍然盛行。同时唐代统治者又把金银器皿的使用渗透到社会等级观念之中,为保证统治阶级对金银器皿的独占。
    
    《唐律疏议》做出了明确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神农二年(706年)进一步强调:“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这使得金银器不折不扣的成为了当时人们身份的标志。不过由于金银作为食器可以延年益寿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仅用法律条文很难去限制人们对金银器的使用,这从考古发现可以得到证明,许多金银器皿都出现在一品官员以下的墓葬中。
    另一方面,赏赐金银作为收买手段在宫廷内部权利之争中笼络人心也司空见惯,帝王为了表彰有功于朝廷的将军、权臣也常常以金银作为封赏。史载,唐玄宗李隆基在消灭太平公主等敌对势力,巩固其统治之后,对有功之臣赐“金银器皿各一床”。总之,金银器在唐朝宫廷斗争、外交活动、军事战争等方面成为了收买、赏赐的主要物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金银采矿和冶炼工艺的提高,以及政府强有力的管理等一系列背景,是唐朝金银器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新唐书 地理志》载唐代生产并贡金的府州达73处,生产并贡银的府州有68处,均超过前代。唐朝银器经过测定的纯度都很高,一般在98%以上,可见唐代冶炼银的技术十分高超。
    政府在发展金银采矿业的政策上也具有灵活性,在保证官府开采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允许和鼓励私人开采,政府则从税收中获益,如伊阳县中的一个银矿每年交税银就达千两之多。这既充实了国库,同时也促进了金银矿业的开发和金银产量的提高。
    
    唐中期以前,唐朝金银器的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所垄断,通过设立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等专门机构来进行管理。技艺高超的巧匠,几乎是强制性被征调为官府服役,这使得官府作坊集中了各地有熟练技术的金银工匠,客观上提供了工匠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机会,也保证了特殊技术的传授和提高。
    唐朝还制定了教授、培养后备人才的制度,金银器制作要学习四年,通过严格考核后方能成为正式工匠。当官府工匠短缺时,工匠的后代还可以优先被选择继承父业。
    唐朝后期,随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徭役上捐钱代役的现象更为普遍,官府作坊的工匠身份相对自由,致使金银器手工业领域开始突破中央政府的垄断,出现了地方政府甚至私人经营的作坊。许多器物尤其是银器上出现工匠、私人作坊联盟行会的名字等,都是前所未见的,这使得金银器逐渐走下神坛,开始普及到民间。
    金银矿开采的兴盛和冶炼技术的提高,为金银器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民间私人作坊之间的相互竞争,促进了金银器制作技艺的提高;加之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越来越多产自中西亚等地的外来金银器进入中原,其影响日益强大。这都为唐朝金银器物的制造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共同促使金银器越做越多,越做越美,成为历史上最繁荣兴盛的“黄金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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