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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鱓与加冠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李鱓中国画《加冠图》。
    丁酉新年,掀起了关注历代以“鸡”为题材的艺术品的热潮。鸡以“德禽”形象深受历代画家喜爱,其“文德”更是画家着墨最多之处——头戴冠,“冠”又与“官”谐音,有功名之喻。因此,明清时期,“加冠图”尤为画家钟爱。单以作品数量论,头筹恐非清代李鱓莫属。
    和其他“扬州画派”画家一样,李鱓(1686年—1756年)生活在商业文明和艺术市场活跃的扬州,故其绘画多迎合艺术赞助人的审美。以吉祥寓意的题材入画,成为其创作的不二之选。赞咏鸡之“文德”也就成为其常备的画题。在现存作品中,李鱓的画作多见同题多画的现象,“加冠图”尤为明显。就笔者阅历所及,在李鱓的近百件绘画中,以“加冠”命题作画者有三件,雷同率在其传世作品中居于前列,可见其对“加冠”题材的热衷程度。
    李鱓有两幅作于乾隆七年的作品分别藏于山东博物馆和北京。前者绘一只雄鸡寻觅于寿石、鸡冠花之间,鸡冠与花冠均用朱砂和曙红绘就。作者题识曰:“昔人画德禽于波罗奢下,名曰官上加官,以赠当时之缙绅士大夫,所以称颂之者,至矣。夫虽有五德,躬膺三命,五德益修,则天爵人爵并美,自不负昔人称颂之心耳。乾隆七年五月,李鱓。”波罗奢即鸡冠花,鸡冠花之“冠”与雄鸡之“冠”并处于一画之中,有“官上加官”之意,这正是该画所传递的吉祥喻义,也是“加冠图”所高扬的画外之音。后者绘一雄鸡于鸡冠花下啄食,题识与前作大同小异。两画用笔均显粗率,赋彩鲜艳,具有很强的观赏性。相信这类画在当时受众面较广,且文字和构图均有一定的模式,容易在短时间内重复绘制。或许这正是包括李鱓在内的“扬州画派”诸画家在特定生存环境下的艺术抉择。
    在两画之外还有一件作于乾隆十二年的《加冠图》存世。该图亦描绘一雄鸡在鸡冠花和寿石旁觅食。与前作相比,该画在鸡冠花的描绘上用笔更为松动,有没骨之意。或许,其技法受到恽寿平开创的“常州画派”影响。恽氏画法影响清初以降花鸟画坛三百余年,李鱓即为一例。从构图及题词看,该画与前两图并无二致,只是题词表达、随类赋彩与经营位置有差异,可知李鱓在“加冠图”的创作中已然形成特有的范式。这种状况在“扬州画派”诸家中并不鲜见,如郑燮的兰竹石图、金农的梅花图、黄慎的高士图、罗聘的罗汉图等,都有类似现象。
    当然,李鱓也画了不少其他以“鸡”为主角的花鸟画,如作于乾隆二十一年的《百事大吉图》,仿沈周笔意画一只雄鸡伫立于柏树之上,此画也是“假借音义”而成的吉庆图。正是因为题材上采用了谐音,再加之以题词予以诠释,使得此类画作雅俗共赏,为广大受众喜爱。
    李鱓早年曾做过宫廷画师,作品以工整精细为主。离职后,他在扬州以鬻画为生,画风因而转为粗犷小写意一路,今人所见其行世画作大多属此类风格。清人李斗称李鱓“花鸟学林良,纵横驰骋,不拘绳墨,而得天趣”,便是针对这一时期的画风而言。比李斗稍晚的鉴评家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沿用了李斗此论点,也指出了李鱓画中不足:“究嫌笔意躁动……盖积习未除也”“此外纵极超妙,终不免失之犷耳”。这在“加冠图”等诸作中同样有所体现。李鱓画中常见的粗率甚至荒野之气,在其后期绘画中更为突出。“扬州画派”很多画家的画风被时人目之为“怪”,故有“扬州八怪”之名。另辟蹊径是“怪”之根源所在,李鱓画风由工细转粗犷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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