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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醒世恒言《金瓶梅》


    中国古典小说萌芽于先秦时期,百家散文如《庄子》《韩非子》中大量的寓言至今看来依然引人入胜;经过魏晋笔记、唐宋传奇话本的蜕变,在明清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作品描写对象大抵不脱历史、英雄、神怪、言情等范围;直到《金瓶梅》横空出世,中国小说花园中才开始陆续绽放现实主义的花朵。
    现存最早《金瓶梅》刻本,为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署“兰陵笑笑生著”,史称“词话本”;崇祯年间又出现题为《金瓶梅》的刻本,史称“崇祯本”。就文字比较,万历本显然受到此前小说撰写的影响,在行文中大量穿插曲子、韵文,有时不免令人觉得繁琐而无味;崇祯本则明显将大量与文意无关者删去,另外就部分回目作了修改。康熙年间张竹坡仿照金圣叹笔法点评《金瓶梅》,史称“张评本”;此后大行其道,逐渐取代原崇祯本,目前市面上所流行的基本上即是此本。
    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为谁,至今学界没有公论,大抵只能根据“兰陵”二字推测其或为山东或为江苏人;后来又有部分学者根据作者的写作态度推测,“兰陵”乃隐喻荀子性恶论主张,未必即是作者籍贯。
    《金瓶梅》的成就之处在于其细腻的写实与同情的讽刺。
    提到写实,一般读者大抵不作深究;通常凡见文字中有生动对话与活泼动作,即欣然满意,诩为现实主义,而不再作更进一步追究。然而一个技巧精湛的作者,即便向壁虚构些子虚乌有的人物事件,其高明的写作手法也依然能令读者在翻看作品时得到真实感受(如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述及峨眉派奔赴北极陷空岛一折,固然全属信口开河;然而由于作者笔法精妙,娓娓道来,读者只觉如在目前,浑然不觉其虚)。
    《金瓶梅》之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英雄尺度”为写作态度,所描摹的对象,都充满了浪漫情怀,很少以现实人生为关注点;而《金瓶梅》以后,这一写实主义也没能得到长足发展,很快夭折。
    《金瓶梅》凡一百回,上起政和二年,下讫建炎元年,共十六年;所述故事情节,乍看亦平淡无奇,没有造反与招安、没有降魔与证道、没有战火与封侯,甚至没有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而仅仅只是一个土财主的身家兴衰。以通俗小说的要求来衡量,《金瓶梅》简直没有任何能够吸引读者的地方;唯一可以引起兴趣的,似乎只有那不厌其烦描写的床笫间事——于是世人不假细详,冒然以淫书目之,遂令一部伟大作品蒙尘数百年。
    在《金瓶梅》之前,由于社会风气使然,已有大量淫秽小说面世,如《效颦集》《如意君传》等,同时代则有《绣榻野史》《宜春香质》等,后世则更蔚为大观。然而以《金瓶梅》与这些公论为淫书的作品相比较,即可明显看出二者的不同:删去露骨的床笫描写之后,《金瓶梅》的故事丝毫不会受到任何损伤。
    东吴弄珠客在序文中曾经提及自己的看法,认为世间读《金瓶梅》者大抵可以分为生四心:即怜悯心的菩萨、畏惧心的君子、欢喜心的小人与效法心的禽兽。而张竹坡也认为一般读者大抵只着眼于床笫描写,却忽略了其“史公笔法”的讽喻。
    《金瓶梅》的故事开端源自《水浒》,然而相同内容其描写力度则明显不及后者。写实主义无法驾驭浪漫艺术,没法描写那些存在于想象中逃避现实而令人快意的情节,故而作者巧妙令西门庆逃脱武松的复仇刀锋而多活了几年,从这一刻开始《金瓶梅》自身的艺术价值才开始慢慢放出光彩。人的心理往往只注意非常事件,而《金瓶梅》通篇日常生活中的琐屑由于作者高超的写实主义笔法,令认真的读者在阅读之余不免掩卷长思。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也明确认为“食色性也”,《金瓶梅》全书对于两者津津乐道,尤以饮食为最。然而《金瓶梅》的饮食虽然细腻生动,品类繁多,却还在可触及的范围之内;到了后世某些作品中,则被细细洗去尘俗气息,凝结成令读者赞叹之余不免自卑的惊人之作。
    作者如此不厌其烦描绘日常生活中林林总总的五光十色,似乎要告诉读者:这个世界背景是如此美好;然而掀开这一幕布之后,却令人赫然发现人生的悲苦。
    《金瓶梅》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书名由来;然而统观全书,西门庆妻妾众多,何以单单以此三位为杰出代表而张于书目?细细分析,不难看出,三者的共同点在于其强烈的情欲;然而这一点原是人类通性,《金瓶梅》中人物大体都不脱此类,然而真正无法自我遏制的,除西门庆外,恰是此三位。
    《金瓶梅》中唯一有着较好下场者,当属吴月娘,此女别无他长,唯一尚能称道者,只是善于自我修持。从这一点反观作者署名,大约可以明了何以作者在文中不嫌絮叨,屡作劝世之言。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手法阐明人生真理,而人生的真实不仅仅只是诉诸快感、情绪与美感,不仅仅只是大快人心的豪侠、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和可以细细叹赏的诗作;要诉诸于人的理性与是非,而不是简单流一把眼泪了事。
    从这一点出发,作者推翻了以往小说的写作模式,不再关注浪漫艺术的虚拟人物;而是用大量笔墨描摹现实人生。在此之前的写作中,作者往往预先设立好道德对立,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带着先天的优越感去看待反面人物,由此引发一刀杀之了事的解决模式,虽然令人快意,却无法令人深思。
    《金瓶梅》则将《水浒》中的脸谱式反面人物一概还原成现实中的人物:其所作所为相当自然,如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只是因为机缘巧合,令其欲望得到了发展。如此描写,顿时让读者失去优越感。
    当然西门庆与其身边之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足效法的,作者也不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因为失去优越感就反转而对之持肯定态度;故而在细腻写实的同时,也大量运用讽刺手法,揭破浮华背后的世情假面。
    然而作者的讽刺并非高高在上,而是持同情态度,讽刺的同时也不忘挖掘人性;这一传统延续到后世,官场黑幕小说的作者们带着无限道德优越感,极尽冷嘲热讽之能,对于人性探究则毫无兴趣。由于带着同情,使得《金瓶梅》的讽刺笔墨不会将人物刻画得太过丑恶;太过丑恶,则读者心生强烈厌恶,不会设身处地考虑。
    《金瓶梅》中只有一群平常的人,与读者的差异只在于境遇稍好;西门庆的所作所为并非不可理解,换做任何其他人,若有机缘,未必不会效法跟风。当然书中人物的缺点自然要比大多数读者多,然而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作者认为传统的类型化观念无助于读者清醒认识人生真相;故而首先将《水浒》中令人唾骂的西门庆去除爪牙,改写为一个令人细细看来觉得与自己颇为相像而境遇稍佳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又将《水浒》中豪情万丈的武松改写成一个凶残而不顾血亲的亡命之徒(八十七回杀潘金莲一折除了令人恐怖之外,丝毫感受不到任何正气,相反极其血腥而令人反胃)。《金瓶梅》在此批判了传统的英雄豪杰模式,令人感受到普通人的可怕。
    作者对于人生的认真反思态度,使得作品的深度气力在同时代至今的同类型作品中鹤立鸡群。后世不乏作者在细细品味《金瓶梅》后意图洗髓伐毛,以清雅诗意取代饮食男女;然而统观此类作品,文字上固然较《金瓶梅》整洁,却往往矫揉造作,不及远甚。
    平凡的世界与人生,构成了绚丽多姿的历史;传奇式的英雄与佳人,足以在轻飘飘的阅读时消闲,却难借此反思人生背后的真相。《金瓶梅》所表现的严肃,值得每一位认真的读者学习:在漫长的文艺创作历史中,这样的态度实在太过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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