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为了现在整理历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26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佚名 参加讨论
“德国思想界当年也是否定平庸的现实。因为资本主义的确是非常平庸的，商业化的，自私自利的，世俗化的，你看不起它，想用民族精神来‘超越’它，反对它，排斥它，结果却非常可怕和危险” 文/李泽厚 刘绪源 2010年，世界权威的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中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这套文集由古希腊的柏拉图起，选录人类历史上重要思想家的重要理论作品，一直至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长期被西方思想家“统治”的选集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1988年，李泽厚当选法国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为20世纪下半叶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哲学家。此前成为该哲学院院士的中国学者是冯友兰。 2010年秋冬李泽厚回国期间，作家、评论家刘绪源专程前往北京与他作了长篇谈话。谈话以李泽厚的思想学术历程为主线，呈现了李泽厚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意识，且极具原创力的诸多思考。 该对话全文六万多字，本刊从其中摘编部分章节，拟分两到三次刊发，本期发表第一部分。文中大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当时才二十几岁，哪里敢自称一派呢” 刘绪源：我把你和你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同事作过一些对比。你的一些同事很有才华，涉及的面也很广，在哲学的各个领域一个个走下来，都走通了，也发表了一些很好的看法，但真正的原创性的东西，却比较少。像你这样充满原创，在哲学各个领域不断提出让人惊讶的新见，几乎是没有第二个。 我想，这和你从小“不问”，靠自己摸索、判断，自己拿各种观点、各种版本的书作对比，寻找自己的结论，恐怕有很大的关系。 李泽厚：当然学问还是要“问”好，那可以少走弯路啊。理工科除外，我以为大学文科主要甚至完全应靠自学，一要有自由时间，二要有图书馆。当时我们就有个小小的图书馆，有些很基本的书，可以随意在架上抽阅翻看，也可借出。国外大小图书馆都这样，台湾也这样。 进馆翻书很重要。书要让大家看得见，能当场翻，现在用卡片索书坏处很大。因为人们在随意翻阅中可以无意地发现问题，酝酿想法，翻翻你本不想看的书，也许会大有收益，也节省时间，翻一大堆书比借出来看，省时省事得多。 我和胡绳谈过这点，他非常同意。但他似乎也很难让图书馆做到这点，那时他已是(中国社科院)院长了。 刘绪源：谈谈当年美学讨论的情况吧？ 李泽厚：大学几年我都是在搞思想史，写康有为、谭嗣同时便想写一本从1840年到1949年的思想史，也写了提纲。后来美学讨论开始了，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时大学已经毕业了。 最早是朱光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这是做自我批判。这一篇发表在1956年，时值毛泽东提倡“百家争鸣”。周扬说，美学可以争鸣嘛。然后黄药眠在《人民日报》发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题目叫《论食利者的美学》，就是指朱是剥削阶级的美学。后来蔡仪写了一篇文章批判黄药眠，认为黄自己也是主观唯心主义。蔡仪文章的题目我记不得了。接下来就是发表朱光潜的文章，是批评蔡仪的，说美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等等。 那时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很多，美学讨论大多是批朱光潜的，说他是唯心主义。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这时已经到哲学研究所了，朱光潜看了我的文章，说这是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最好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56年第6期的《哲学研究》上，《人民日报》打电话来说也要发，但篇幅太长，让我压缩，后来我就另外写了一篇，发表在1957年1月。 结果，四篇文章，变成了三派(黄药眠因为没有什么理论，不算一派)，这就是朱光潜、蔡仪和我。这是朱光潜在1962年总结的，是他说的：三派。这不是我说的，我当时才二十几岁，哪里敢自称一派呢？虽然我也知道赞同我的人不少。而他们不同，蔡仪是老党员，也是研究员；朱光潜当然更是权威了。 美学讨论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变成政治批判。后来所有的争鸣，包括文艺理论上的，都变成政治了，而美学始终是三派，也没有批倒谁说服谁，政治人物也没有说谁不对，真是长期共存，学术讨论。不过帽子还是扣的，修正主义啊，唯心论哪，形而上学啊，朱光潜也扣别人帽子，一样的。包括宗白华批高尔泰时，也说他唯心论。唯心论可是当时谁也不愿意戴的坏帽子，等于有大错误，现在年轻人很难理解了。 “德国思想史的严重教训” 刘绪源：谈谈你早期的著作好吗？中年以上的读者可能比较熟悉你的情况，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就不太了解你的早期著作了。有一位在美国读研的朋友，说是你的“粉丝”，但只读过你的《论语今读》。 李泽厚：那还是从《批判哲学的批判》开始吧。 《批判哲学的批判》1976年完稿，“文革”中写的，“四人帮”垮台时，我在地震棚里改完最后一章。拿出来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人家从来没想到我会写这样的书，大家只知道我是搞美学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而且我不懂德文。 这书每版都有修改，大小不一，有时只改动了几个字，但很关键。现在出到第六版。这版改动较大。还加了一段话，在第六版的381页上。我说要注意德国思想的教训，有一点现实针对性：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与康德、歌德不同，自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尼采、韦伯，到海德格尔、施米特，也包括显赫一时的各种浪漫派，尽管德国思想硕果累累，但如本书第一章所叙说，德国从分散、落后、软弱变而为统一、强大、富足的过程，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希特勒的出现和获得“全民拥戴”(包括海德格尔、海森堡、施米特等大量知识精英)并非偶然。我以为这是不容忽视的德国思想史的严重教训。 刘绪源：这段话确实重要，这里看得出你对现实的忧虑。所以你谈的是康德，阐发的是自己的哲学思考。一边在做纯哲学研究，但还是牵挂着现实的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李泽厚：我觉得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德国的历史是教训。现在有些知识精英，我看有这个倾向。德国思想界当年也是否定平庸的现实。因为资本主义的确是非常平庸的，商业化的，自私自利的，世俗化的，你看不起它，想用民族精神来“超越”它，反对它，排斥它，结果却非常可怕和危险。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最容易煽动人的情感，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希特勒杀犹太人，即便很多人知情，当时德国民众普遍还是支持希特勒。 刘绪源：你这段话里最深刻的地方，我以为是这几句：“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 这里强调了对常识、庸常的认同，你可以不满意它，可以试图改变它，但不能藐视它，不承认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其实周作人是谈得很多的，这里有非常深刻的东西。因为盲目自大地反抗常识，最后总是带来灾难；有时会有短暂的反抗成功，这就使人更自大，更盲目，而最后的灾难也就更严重。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尊重常识常理的思维，是带有浓重的中国思想特征的，这对于全世界，对于现代人，都应是十分宝贵的。 李泽厚：所以我多年提倡要重视英美那种看来浅薄平庸却非常合乎理性(reasonable)的经验论和常识哲学，而不是高玄深邃颇具吸引力的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学。 “美学可说是社会苏醒的一种符号” 刘绪源：谈到你的书，我不得不说，以前，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你这些书真是大受欢迎。那时有个说法，每个研究生的宿舍里都有你的书，这恐怕是事实，不是乱说的。 李泽厚：这个情况我其实并不很清楚，当时没感觉。我从来就怀疑一切，也怀疑我当时影响有多大。但现在碰到好些像你这岁数的人，都对我如此说，而且的确对我很好，使我感动，从而也相信了。特别还有些人专门从外地跑来看我。但是，当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吧？还有好几位作家、理论家名气也很大，只是他们影响时间短一些，影响对象狭窄一些而已。 刘绪源：那时你真的很风光。看看那本《走自己的路》就能回忆起来：一会儿舞蹈家协会有活动，请你写个序；一会儿书法家协会开会，请你写个贺词；一会儿要你讨论电视剧，一会儿要你讨论工艺美术；一会儿与刘纲纪合作的《中国美学史》又出来了，发表了你的序⋯⋯到处都是你的声音，你的观点。 这和当时文学的社会地位高也有关系。你的美学思想影响了文艺理论界，搞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很多真正有生气的人，都是把你的观点作为武器的，每个人取一点。那时也是美学热，学文科的人都关注美学。 李泽厚：那时的美学热，包含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 刘绪源：讨论美学，也就讨论到了人，讨论到人性的问题。 李泽厚：美学牵涉到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说美学是“第一哲学”，也是这个意思。在当时，美学可说是社会苏醒的一种符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