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总编纂汤一介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59 文汇报 佚名 参加讨论
 题记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之滨的朗润园，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每天安静地读书、写作、散步，他们已经这样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 他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家、《儒藏》总编纂，一个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他们年轻时共历风雨比翼双飞，年老时文集被双双列入“大家文丛”。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在“知天命”之年迎来学术生涯的春天，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而她本是鲁迅和茅盾研究专家，却毅然“中年变法”，另起炉灶，创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从祖父汤霖那里传下的这颇显儒家气概的家风，深深影响了父亲汤用彤一生，也同样影响着汤一介的立身行事。是的，中国哲学，不仅是学问，也是一种人生的践履，这既是一种功夫，也是一种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四壁是顶天立地的厚木书架，空气中飘散着若有若无的中药香味，步入汤一介先生的家，即刻便有一种心宁神静的感觉。 先生家有两间书房，虽然不是很大，却都四壁环书，晴日里洒满了阳光，他俩常常各据一间。那日我与汤先生在他的书房采访，而腿部不适的乐黛云正在另一间做理疗，每当电话铃响过，不久便能听到隔壁传来乐先生愉快的笑声。 跟乐先生的神采飞扬恰好构成对比，汤先生谦和平静，儒雅从容，我们的谈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间，从国学的使命到文化的复兴，从《儒藏》的编纂到对学术传统的回顾……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会沉思片刻，然后细说从头。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 钱穆先生在回忆好友汤用彤时，曾写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段话也正是汤一介自幼成长环境的一个写照。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奉长慈幼，家庭雍睦”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父亲汤用彤虽然是会通中西的哲学家，却从来不把读书之事强加于子女，“我父亲从来不强迫我读什么书，只适当地指点，看我读《三国演义》，他会建议我还要读《三国志》。”汤一介回忆说，父亲对他的身教多过言传。 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汤一介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北大读书，充满了浪漫和幻想。 那时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非常寒冷，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 然而，进入50年代后，他的这种梦想逐渐消失。从1950年代起，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国哲学界横行霸道，青年一代既无条件又无可能向哲学家目标迈进。汤一介抛掉了哲学家的梦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学工作者”。“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是前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汤一介说，“这样的思想紧紧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汤一介说，“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文革”后迎来学术生涯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春天。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能容纳200人左右的教室里，经常座位紧张，连换三次教室，最后没有办法，学校不得不发“听课证”以解决学生抢座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那时教条主义的课程受冷淡，而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很愿意听的。”汤一介回忆道。 他当年的学生、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景海峰，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课堂笔记：“老师得戴着麦克风讲课，有时麦克风坏了，几百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似乎竖起耳朵听课。” 讲台下的景海峰“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而讲台上的汤一介，正怀着冲破多年学术教条的决心，就像多年后他自己说的：“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在讲过两轮课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写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他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观念上进行了一系列“突围”。 接着，他又将《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胆提出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均是在此前的道教研究中很少讨论到的。 在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的时候，汤一介首先想到要找寻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一直伴随他日后的哲学研究之路。 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 季羡林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种新思潮萌动。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分外地开放与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蔚为大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当时我比较主张‘兼容并包’，谁都可以讲，我们都欢迎，有很传统的梁漱溟先生，也有冯友兰先生，还有年轻一代的李泽厚，更有激进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尊信。梁漱溟被批判以后很多年没有公开演讲，他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在我们文化书院做的，我们还留了一个录像，那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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