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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国学诗与思的中国对话(2)

因为江南学人本着这样的学术交流方式,为此他们在与包括北方思想在内的不同学术思想开展“诗与思”的对话时,能够不断从对方身上发现自己本初的诗性文化特质,从而在更高精神层次上发现、呈现、回归自身。从东汉王充的自然天道观,到以后的玄学、南禅、理学、心学、朴学,在历史上不同发展时期,江南地区不仅进一步接受了源自北方的国学,而且通过加入自己的诗性文化因子发展了国学。可以这样认为,东汉以后国学的发展与新变,主要源自江南,特别是江南的自然诗性思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探究学术的思想、态度和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学人之间的互动和学术更为广泛的传播。江南学术流派的形成、学术世家的兴盛、书院的发达和科举的兴旺,以及市民文化的繁荣,就是重要表征。据统计,清代在江南贡院里中举、又在京城会试中高中状元的,苏、皖两省就有58人,占据全国112个状元总数中的半壁江山;当时全国有县级以上官员2000多个,其中有一多半是从江南贡院里走出来的,侧面可见江南学人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程度之深、成效之广。当然,文教的发达反过来也促使江南国学越来越兴盛。
    刘士林:按照刘师培的说法:“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随着江南的发达,这种状况越来越明显。乾嘉时代,以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吴派,以程瑶田、金榜、洪榜、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为代表的皖派,形成了“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的局面。江南国学开辟出清新、细腻、在思维上更加抽象与纯粹、在感受上富有人情与美感的一脉,代表着国学的新形态,显示出国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内容上的丰富性以及细节上的真实与生动。
    查清华:南方学术日昌,以承接先秦老庄的魏晋玄学兴起为标志,玄学影响达数百年,期间不仅促成玄理思辩的发达,而且使明自然、顺心性的南学精神在文学领域得到空前张扬:一是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发达;二是以民歌和宫体诗为代表的艳情诗的繁荣;三是对文学语言、音韵等艺术形式要素的美学追求。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区别于以儒家传统为内核的北学传统,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巨大突破足以“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
    刘士林:除了环境因素之外,江南人的性格在江南国学的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少江南学者都很有个性,并表现出江南学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北史·儒林传序》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书·文学传序》亦称:“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查清华:《汉书·地理志》就说过:“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指出人的性格具有区域化特点。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人的性格也有差异。比如刚才说到江南的抒情文学较北方发达,这也和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有关。《颜氏家训》就述及这样一个细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岐路言离,欢笑分首。”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