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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钱锺书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钱锺书
    今年是钱锺书(1910~1998)诞辰一百周年,海内外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在年前已显热潮。文化界的“钱学”,早已引起了广泛讨论。近年围绕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争论更是此起彼伏。
    批钱之风盛行
    上海文化人陆灏说:“我是钱迷,钱锺书迷,而非金钱迷。”他在《泰山上的尿迹》一文中列举了别人批评钱锺书的声音:“网上看到一条帖子‘钱锺书是最大的学术冒牌货’,大为惊讶。谁有这么大的口气说出如此狂妄的话?作者张镔,不知何许人也。想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子。张镔在这篇文章中有以下论点:‘钱锺书外语水平一般(跟大使级比较而言);钱锺书的《管锥编》已被时代淘汰;钱锺书的《围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语和西方文化见识外,其文学价值也就是琼瑶一类水平;钱锺书散文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和见解非常一般。’另外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人,批评‘钱锺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做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副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陆灏认为:“在我看来,钱锺书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泰山北斗,但也不是说不能批评。而这两位近乎谩骂的批评,除了哗众取宠外,没有其他任何价值。或许他们以为批评了钱先生就能抬高自己的身价,殊不知,这正是暴露了他们的浅薄无知。”
    针对贬低钱锺书的声音,学界时有回应。在《上海书评》上,去年10月发表了高嵩松的文章《小器易盈,好问则裕》,指出:“自从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轻诋这位一代奇才的风气。说他老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学问不成系统,外文不合语法,史学没有修养。批评者俨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把钱贬得一钱不值。”今年3月则发表了王水照的文章《“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文章结尾说:“记得钱先生1998年逝世时,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悼念文章中说:‘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余先生在这里‘郑重’地表达了两个尊重,一是对钱先生的尊重,高度肯定钱先生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二是对下一代学人的尊重,期望经过他们‘不断地勤苦努力’,出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再生和新生’。目前一股‘隔膜’批钱之风,不仅缺乏对钱先生应有的尊重,也说明我们有些后辈学人缺乏自尊与自重。”
    在“批钱”与“护钱”的声音中,文化界也有另外一些见解。青年学者王晓渔认为:“士林常把钱锺书和陈寅恪并称,我不敢苟同,两者并非同一路数。无论学问还是风范,我都更被陈寅恪折服。钱锺书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太Trivial(琐屑),我的感觉恰恰相反,陈寅恪的史学著作,一两句内气象万千,钱锺书的读书札记虽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感觉,但终归感觉像微雕。钱锺书世事洞明,可是太聪明了一点,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倒也无妨。但是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年代,‘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陈寅恪,更让后人难忘。”
    不可神化也不可妄言批判
    学者李公明认为:“关于钱先生的学问,应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可妄言批判也不可继续神化。举一个例子,1979年钱锺书先生随团访问美国。在加州大学张洪年教授向钱氏请教:《金瓶梅》中王婆回答西门庆问话时说,‘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何解?钱氏答曰:‘这是一句玩笑话,也就是西洋修辞学上所谓的Oxymoron(安排两种词意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借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像新古董novel antiques便是。’这真是聪明绝顶的文艺理论家言。但是,黄霖先生主编的《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版)却指出,这些食品形象‘是隐指性器与性交’,仅此而已。比较起来,我欣赏钱氏的才智,但更相信《金瓶梅》专家们的考证。通才之难,于此亦可见矣。”
    关于“钱学”之说,李公明认为:“钱锺书先生有一句话被‘钱学家’们经常引用:‘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什么是‘俗学’?‘钱学’的首倡者郑朝宗先生认为就是庸俗化了的‘显学’。我认为,‘显学’之变‘俗’,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学术争鸣、学术批评的总体氛围。‘钱学’命运如何,我不敢过于乐观。”
    对“钱学”而引发的现象,学者许纪霖指出:“钱先生以知识渊博著称,前无古人,后无追者。但他不屑于建构理论体系和深入分析。舆论和有些‘钱学’研究者一旦陷入无节制的赞美,便会激起反弹。”
    台湾学者陈弱水认为:“对待历史人物─钱锺书先生应该算是历史人物了,当以了解为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评价是其次的。了解多了,恰当的评估自然产生。钱先生不是思想家,就不必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评估,就如同我们无须用科学家的标准来衡量鲁迅一样。这里所说的评价,意思也是很宽松的。在广袤无涯的人类生活中,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人的影响或贡献都是很有限的,排行榜的意义不大。即使那极少数例外之人的作用,也大都很可检讨。英雄主义式的历史观容易简化历史,又未必能抓到要点。我个人觉得,讨论钱先生,待之以学者、作家、文学评论者即可,不必多及其他。”
    重视文本细节包含的具体思想
    钱锺书的“私淑弟子”张隆溪则在《书城》今年3月号上发表《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一文,深入分析钱锺书的治学方法。张隆溪认为:“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锺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
    张隆溪在文章中同时对近年来批评钱锺书的言论作了正面的回应。针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观点,张隆溪指出:“其实系统论述与片断思想并非绝然对立,钱先生重视文本细节中包含的具体思想,是反对空疏,而空疏正是学界常见的弊病。可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