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汉学研究移动版

首页 > 传统文化 > 其它文化 >

一观梁漱溟学术成就的几部著作


    原籍桂林的梁漱溟,早在其曾祖一代已移居北京。由于他的父亲梁济在当时社会改革潮流的冲击下是个主张“经世致用”的改革者,对他的启蒙教育是让他读新学。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在此学习期间他以“人生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作为思索的课题,并为此而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之中,终成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这股思潮产生于五四时期,迄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东方学术概观》和《人心与人生》等学术著作可以一观其新儒家的学术人生。
    梁漱溟曾以“救国救世”之目的把“求佛出世”作为他上下求索的道路之一。1913年后的一个时期,他苦读佛典,开始吃素,拒绝父母为他成婚,并曾一度要出家为僧。他写的佛学论文《究元决疑论》是他钻研佛学和研究印度文化的结晶,也是后来被蔡元培赏识,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印度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北大任教的七年(1917年~1924年)正是他从“佛”到“儒”的转变时期。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是他最后由佛转儒的标志,是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创始人的奠基之作。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人生哲学、文化哲学,提出了解决中国文化危机和改善人类生活模式的设想。从1921年到1929年,该书从第1版连续出到第8版,当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意欲”。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虽说不同的民族的文化表现为不同的特质,但只要看这个民族生活样法、最初“意欲”的出发点就可以了。据此,他提出了“三种文化类型”、“三种路向”说。西方、中国、印度分别代表着三种文化类型、三种不同的路向,从而在历史上展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阶段。他认为,以上三种文化、三种路向,其哲学上的特点是:西方哲学中“知识论”有掩盖一切之势,成为哲学的中心;中国宗教素淡,绝少注意知识,而人生之部分极盛与形上学相连,占哲学之全部;印度宗教概括了人生思想,其哲学之全部为宗教问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8~69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必须指出的是:新儒家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之需要科学与民主,是明确认同的,认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他曾经公开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可见,新儒家是主张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来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他针对全盘西化派的偏弊所做的反击,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对立互补”的因素,是“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又一部体现新儒家思想的专著,这部著作从开始动手到出版前后历时9年。1941年他在桂林时,曾为广西大学师生作过专题讲演,1942年初开始动笔,到1944年陆续写成6章,约8万字,以后因故辍笔。1946年11月他到四川北碚办学,重新整理旧稿,到1949年终于写成,11月由路明书局正式出版。
    他在“自序”中说,写此书意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必须从中国文化入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老中国”。在“绪论”中,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七大“个性”(独自创发;自具特征、自成体系;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能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等等),十四个“特征”(广土众民;众多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久长;有内在的伟大力量,等等)。(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24页)在这“个性”和“特征”的影响与陶冶下,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大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滑老到。(《中国文化要义》,第25页)
    他认为,中国人重家庭而不重集团生活,以道德代宗教作为人生信仰,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理性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这种“理智文化”是与物质文化相联系,这种文化的向上发展,才进入“理性文化”。“理性文化”考虑的是“人”而不是“物”,是人心对人心的问题。中国文化未经物质文化的充分发展,就走上了理性文化的高级阶段,所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在“十年动乱”遭受批评的逆境中,梁漱溟写成了《东方学术概观》(包含《儒佛异同论》,1966;《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74;《东方学术概观》,1975),1986年,巴蜀书社将这三篇文章合集出版。其中《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已经先在1985年5月、6月的《群言》杂志上发表,是在当时那个“批林批孔”的特殊年代,他自己也被点名为“现代的大儒”而不断地受批判的情况下,为捍卫儒家真义而同“四人帮”作抗争的产物。
    《人心与人生》则是梁漱溟在晚年总结其终生思虑、实践和体验而写成的重要著作。此书写作过程的时间跨度很大。1926年、1927年、1934年前后三次用这个题目,在不同的场合做过演讲。1926年、1955~1957年两次写了序言,都因故没有写正文。1960年到1966年夏,陆陆续续写成了前七章,又因被红卫兵抄走了资料而未能继续写下去。直到1970年他才再次动笔,1975年终于完成全书。1984年他“倾平日节余之全资”自费出版该书,1985年又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向国外发行,1987年该书日译本出版。
    在该书的“序言”和“书成自记”中,他说明了写作的缘起与相关的情况。早在他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课时,就发现该书中的认识错误并打算加以改正。“其改正的要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此一辨认愈来愈深入与繁密,遂有志于《人心与人生》专书之作。”(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在《人心与人生》中,他反复论述了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之间的异同,认为,“本能”是一切动物与生俱来的,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工具”;“理智”是人类静以观物的心智,得到的是外界的“物理”,夹杂着个人好恶的感情;而“理性”(罗素称之为“灵性”)则是人的清明自觉的感情,是人类站在公正无私的理性感情上观物,得到的是情理。
    梁漱溟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作为他的毕生志向,人们当然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的主张,但不能否认他是爱国的。人们也可以不同意或不完全赞成他的学术观点和新儒家的思想,但他那好学深思的执著精神,他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由你不为之而感动。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曾经有这样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梁漱溟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生。(作者:林可济)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