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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能代表中国的自由精神吗


    文/白彤东
    消费主义的道德沦丧能够避免吗?
    老子意识到,欲望的膨胀与人口的数量和交流有密切关系。没有一定的人口,就没有财富集中,也就没有各种奢华,以及进一步恶化这种奢华与欲望的技术革新。没有人口流动,就没有攀比。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恰恰是封建瓦解,人口流动和增长、聚集的时代。因此,诸子之中,老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才是最保守的,要彻底拒绝“现代性”。其实,西哲卢梭在欧洲的现代早期的类似情形下,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即广土众民且联系紧密的陌生人社会中,道德沦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希望回到欧式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即像他的祖国日内瓦共和国的那种共和政体中去。
    
    卢梭也希望回到欧洲式的小国寡民社会中(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但是,即使我们想回到这种社会,怎么回去呢?老子似乎暗示了一种“阴谋论”,即“将欲弱之,必故强之”。让那些逞强的国家继续强下去,而天道自然会让这种逞强的努力最终溃败。这时道家的精英再顺势而为,保持小国寡民的状态。这种设计,在传统中国确实实现了。恶斗的战国七雄中,最狠的秦国统一了六国。但是如《道德经》所讲,“暴雨不终日”,暴秦不出15年就垮掉了。而在一片战火的废墟中,汉初经济与科技大倒退,而汉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恰恰是黄老的“与民休息”的政策。
    不幸的是,当这种政策导致了生产的恢复,人类就又走上了同样的不归路:人口增长、财富集中、技术进步、社会流动、物欲膨胀、争斗加剧。这种历程,其实我们最近还经历过。金融危机刚过,美国人开始存款、克制消费。有些论者以为人类终于从消费主义的癫狂中清醒过来。但是美国人刚刚从最深的深渊里爬出一点点,消费主义就又迅速恢复了。
    因此,除非人类在玩火中自我绝灭,老子的政治解决永远只能是大动荡、大萧条之后的过渡。《道德经》无法真正成为有长远意义的建设性的政治指南,而只能被当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或是被人断章取义来利用。比如上面提到的将老子思想与经济里面的自由放任相比照。老子的整套哲学,是无法跟市场经济相容的,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与物欲膨胀,恰恰是老子所讲的万恶之源。
    当黄老被改造成韩非子
    倒是可以说,老子的天道通过韩非子,变成了对政治里面“看不见的手”的顺从。韩非子的思想又与法国重农学派呼应。重农学派又启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始祖之一的亚当·斯密。
    顺便提一句,中国传统被讲成轻商。这句话即使对,先秦儒家也并没有明确轻商(而只是反对不义之财)。老子、韩非子才是明确地敌视工商业的。但是老子的敌视是根本的,因为工商业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理想有不可调解的冲突。而韩非子只是基于当时对经济之根本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可以与时俱进地去改变,而不会威胁其理论系统的自洽。
    另外,说到韩非子与老子的关系,他的专制思想,恐怕也与黄老学派里面的“道生一”的单向式的思想有呼应。司马迁把老子与韩非子放到一个列传里面,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当黄老被改造成韩非子,这与很多人喜欢谈的自由的、反对大政府的道家,就相去太远了。
    庄子的非政治道路:“自由观”与契约论
    可能意识到老子的根本局限,但同时又接受了老子对其他政治哲学出路的否定,庄子采取了一条非政治的道路。因此,哪怕他的思想里面有个体、自由的观念,这与欧洲现代以来的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契约论传统也搭不上界,因为后者是一种政治建构,而前者是对政治的拒绝。
    
    庄子可能意识到了老子的根本局限,采取了一条非政治的道路(资料图 图源网络)
    庄子的非政治性,其实汉朝人认识得很清楚。因此,将道家理解成一套政治学说,他们是黄老并称的,而不是老庄并称。直到政治混乱的魏晋,老庄并称才变得主流。
    并且,庄子的“自由”更是建立在对既有道德的否定上的。因此苏轼就曾指出,先要有老庄等摧毁儒家的道德,之后才会有申韩这种彻底建立在私利上的政治。控诉申韩之恶,就应该追溯到反对“封建礼教“的老庄上面去。
    凡此种种,不知道认为老庄代表着中国的自由精神、市场经济、反对礼教、批判现代等“先进思想”的人,情何以堪呢?
    (本文刊发于《南方周末》2015年3月12日C20版,腾讯道学独家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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