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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与北京白云观


    
    北京白云观山门
    
    至今仍悬挂在北京白云观玉皇殿内的“百寿幡”
    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众多回忆录、文史资料中,很多地方都提到慈禧太后与北京白云观关系密切,遇事皆向观中道士问卜。白云观玉皇殿内悬挂至今的“百寿幡”,据传说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祝寿之物,后敕赐白云观而悬挂于此。
    晚清“后党”与“帝党”的宗教信仰之争
    晚清时期,“后党”(紧跟随慈禧太后的党派)与“帝党”(力保光绪皇帝地位的党派)争斗十分激烈。清代满族官员大都信奉藏传佛教,汉族官员则主要信奉汉传佛教,特别是“帝党”中人,不乏佛教徒。18世纪中叶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反对“偶像崇拜”,对江南等地的汉传佛教打击极大。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晚清佛教寺院复兴,多由湘军、淮军官员出资,故晚清汉传佛教与汉族湘淮官员关系很密切。北京许多重要寺院,在晚清时也是当时的洋务派经常活动、聚会的场所,甚至是立宪派官绅的据点。盛传不愿为慈禧母亲停灵的贤良寺,距皇宫很近,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左宗棠都在此居住过,李鸿章最后还病逝于该寺。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沈子培、王病山等进京时也都居住于此。再如法源寺,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袁世凯、大刀王五(王正谊)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这方面最为有名的小说,当属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其虽是演绎小说,但也有部分史实根据为基础。民国初年圆寂于法源寺的著名诗僧、晚清佛教领袖“八指头陀”(寄禅法师),其生前文集也是由晚清君主立宪的坚定支持者杨度编辑刻印的。
    而“后党”人物与道教的关系则相对密切。慈禧太后宠信北京白云观全真道士,这是晚清政局中一个公开的秘密。太监内部传说,慈禧的母亲去世后,需要找一个寺庙停灵,当时尚未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派大太监刘诚印到北京贤良寺等佛寺寻访,这些寺院的住持僧大都不甚热情。慈禧甚为恼火,后转往北京白云观,受到白云观道士的热情接待。此后,慈禧与白云观来往日益密切,大太监刘诚印亦在白云观皈依了道教。“更邪乎的是,刘承(诚)印拜白云观方丈刘宗玄为师,也在白云观‘挂单’,同时被称作名誉‘方丈’,成为了全真道第23代传人。”(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自此,太监到白云观受戒蔚然成风。
    以上传说,道教界也颇为认同,据《太上律脉源流》记载:道教全真龙门派高道张宗璿“庚午(1870年)再请传戒,时值皇亲照公府太夫人灵寄观中,师为虔诵《血盆经》。一藏百天之久,靡有怠容。蒙慈禧皇(太)后,恩赐紫袍玉冠,揖金助坛开大戒场,伯子公侯,接踵而来,请谒声名,播于远方”。北京白云观现存碑刻遗物,与大太监刘诚印有关者极多,白云观的后花园“云集园”,游廊曲折幽深,树木葱郁繁茂,颇有江南园林的景致,也是当年刘诚印捐白银2万两修建的。
    慈禧与白云观的密切关系
    
    慈禧太后
    梁启超等人反感道教,可能与其政敌慈禧太后等人钟情于道教白云观有关。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众多回忆录、文史资料中,很多地方都提到慈禧太后与北京白云观道士关系密切,遇事皆向道士问卜。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总长、著名佛教居士叶恭绰即持此说:“清与帝俄所订《喀西尼密约》,世皆传为李鸿章所为,其实李只系演出者,其编剧导演固由帝俄,而被动主体则为慈禧太后。从中促进和穿插者为李莲英与璞科第,则世人知者不多也,李与璞科第之联络,实由西郊白云观高道士为媒介……每有双方传达之事,则由高、璞、李会晤,一转即直达西太后。至将达表面,始由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搬演耳。”引文中的白云观高道士,应指高仁峒。虽然许多传言并不能作为信史,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如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几年,白云观内道士高仁峒所立石碑,上面记载着俄国人所作功德捐献,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粥厂碑记》:“华俄银行总领事墣(璞)科第君等筹集钜(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云素方丈功德记》:“募劝华俄总领事李大善士,桥梓设厂施粥,全活无算”。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白云观明版《道藏》得以保全,成了全国仅有的珍本,有人认为便是俄国人给了白云观“面子”。甚至近年来日本学者林田雄二郎等人,在日本公布的外交旧档案中发现,当时日本政府因见俄国政府通过白云观与慈禧拉上关系,也计划走通过白云观道士的门路去结交宫廷,但因俄国人的阻挠,这个计划实施得并不理想。
    晚清民国时期,太监与道教界交往密切,甚至一些大太监还成为道教著名宫观的住持,除了刘诚印外,如晚清民国年间著名的太监四子(许子才、张子渔、田子久、魏子丹)之一的田子久,就曾担任过北京地安门外火神庙的住持,并曾担任过北京道教协会会长,另一位著名太监信修明做过副会长。地安门外火神庙是正一派道教的著名道观,“北京地安门外桥北火德真君庙(简称火神庙)。历史上,江西龙虎山历代嗣汉天师来京都驻跸于此。明代,曾被皇家敕封为‘显灵宫’,与正阳门外关帝庙朝天宫、朝阳门外东岳庙灵济宫,合称‘三宫’,由皇家道录司直接派大德高道担任住持。在现代史上,天师进京驻跸北京火神庙有两次。一次是清光绪二十几年(约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朝廷为‘息灾弭乱,永延清祚’,曾请第62代天师张元旭进京在火神庙亲自主持由‘三宫’联合祈建的中元法会。另一次则是民国五年(1916年),张天师进京住火神庙,在‘新华宫’建醮设坛。”(常人春:《清代火神庙的中元法会》)田子久能够成为火神庙的住持,反映出晚清太监不仅跟白云观全真派道士关系密切,也与正一派有密切关联。
    老太监们事后回忆起这些事情,对慈禧与白云观的密切关系更是直言不讳:“广仁子为慈禧太后受天仙戒之道号。昔年太后之生母薨逝在白云观,停灵一百天。白云观方丈张宗璿为一时高道,为着皇姥姥念了百天《血盆经》。慈禧太后派总管李莲英代太后传了三坛大戒,太后为功德主,占了戒坛天字号弟子,名曰广仁子,在宫内素食百天。她受了天仙戒之方便戒,实际上不得到白云观律堂受戒,名曰方便戒。慈禧为老子信徒,世人知者甚少。宫内一时风尚,差不多有地位之太监,当老道受戒者太多,如素云道人刘诚印等多人。”(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
    慈禧太后及太监与白云观道士的密切关系,反映了当时的政教关系、佛道关系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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