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之书名、框架和性质今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56 国学网 万奇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万奇（1964— ），男，内蒙古满洲里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 如果从黄侃一九一四年编撰《文心雕龙札记》算起，现代“龙学”已走过九十四年的历程。这期间海内外学者在文本校勘、原文注译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龙学”逐渐成为“显学”。然而，《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疑点仍有待“破解”。笔者仅就其中的三个问题——“文心雕龙”的涵义、《文心雕龙》的框架和《文心雕龙》的性质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龙学”大家。 书名辨：文心＋雕龙，雕龙文心，文心雕龙？ 刘彦和名书曰“文心雕龙”，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文心”一词的来源。龙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本于陆机的《文赋》：“陆机《文赋》开端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亦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显然是取自士衡之语以命名。”[1]一种看法认为源于佛教典籍：“《文心雕龙》书名中的‘文心’二字，也包含着‘弃迹求心’的意义。这个词语的渊源是佛典，而不是儒经。《法华玄义释签·序释签》说：‘盖序王者，叙经玄意。玄意述于文心，文心莫过迹本。’”[2] 就“心”字而言，未必最早见于佛典。据彦和所述，涓子着有《琴心》，王孙子着有《巧心》，“心”字在战国时已用于篇名。彦和的“文心”或许与佛典的“文心”有相通之处，然用精通佛学的饶宗颐先生的话说，是“与《阿毗昙心》之名偶合”，[3]缺乏充分、有力的论据支撑。更何况彦和博通经论，长于佛理，如果借鉴佛典的“文心”，为什么不明言？要知道他最善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而第一种观点则更令人信服。尽管彦和不满意陆机的《文赋》，认为“陆赋”的观点和结构“碎乱”，可刘、陆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陆机研究“才士之所作”，是为得其“用心”，彦和以“文心”为名，是研讨“为文之用心”，两个“用心”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指作文的用心。因此，杨明照在“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一句注曰：“按文赋：‘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4]表明彦和“文心”与陆机的“用心”是一脉相承的。清人章学诚则明确指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自刘勰氏出，本陆机之说，而昌论‘文心’。”[5]章氏的“断语”，明确指出陆、刘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不刊之论。 二是“雕龙”与“岂、”“雕缛”的关系。龙学界对“雕龙”的解读，分歧最大，其争论的重点是“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尤其是对“岂”字的理解：或把它译为表示否定的“难道”，或把它译为表示肯定的“难道不是”，或把它译为表示推测的“大概”、“也许”、“庶几乎（差不多）”。 对“岂”字的解读，不能局限于“岂取……雕龙也”一句，应该放到与之相关的“语境”中来考察：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 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不是“岂取……雕龙也”，也不是“岂”字，而是“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这是一个肯定性陈述句。“雕”，是雕饰的意思；“缛”，是指文采繁盛。彦和认为，从古至今的文章，都是靠雕饰文采组成的，难道仅仅采用了邹奭之群言的“雕龙”吗？显然，彦和之所以名书为“雕龙”，是因为文章本身就是“雕缛”的，与“雕龙奭”的事典没有太大的联系。即因“雕缛”而“雕龙”，非“雕龙奭”而“雕龙”。正如陆侃如、牟世金所说：“刘勰用‘雕龙’二字做书名，主要因为文章的写作从来都注重文采，不一定用邹奭的典故。”[6]可谓“知言”。 有的学者注意到“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可在翻译时，却把此句与“岂取……雕龙也”视为“因果关系”：“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以雕饰丰富的文采而构成的（按：意为很像“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因此，书名差不多是采用了邹奭之群言的‘雕龙’的‘雕龙’二字。”[7]这种译法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以雕饰丰富的文采而构成的”，书名就必须“采用邹奭之群言的‘雕龙’的‘雕龙’二字”？这两句话没有必然的联系，译者在逻辑推理上出现了“真空”，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另外，“因此”二字是译者所加，改变了彦和的反问句式。 三是“文心”与“雕龙”的关系。龙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曰“文心＋雕龙”：“‘文心’是讲作文的用心，这是一；‘雕龙’指雕刻龙文，比作文的要讲文采，但不要光讲文采，这是二。”[8]二曰“雕龙文心”：“‘文心’是书名的主干，‘雕龙’则是如何去探讨‘为文之之心’的说明和规定。刘勰强调自己的书是用‘雕龙’那样的功夫去揭示‘文心’的，或者说像雕刻龙文那样精细地探讨和揭示为文之用心。这‘精细’自然也包括文字本身的讲究。”[9]三曰“文心雕龙”：“其实‘雕龙’二字并不是用来修饰‘文心’的，而是用来说明‘用心之所在，与心之如何用’，《文心雕龙》的书名含义当是‘写文章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写得像精雕细刻的龙文一样美’（以下简称‘要把文章写得美’）。”[10] 第一种观点把“文心”和“雕龙”看作并列关系，似难以成立。“文心”是指作文的用心，“雕龙”是描述写作行为和结果，在逻辑上构不成并列关系。从语言形式看，“文心”是偏正组合，“雕龙”是动宾组合，两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如何能并列？ 第二种观点把“文心”和“雕龙”看作主从关系，也难以自圆其说。重“文心”轻“雕龙”，有违彦和“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的圆通之识。把“雕龙”解读为彦和要“精细地探讨和揭示”文心，有些“引申过度”：“雕龙”是比文章写作，不是喻“研究”文章写作，“雕龙文心”不等于“文心雕龙”。 第三种观点对“文心”和“雕龙”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在翻译上把“雕龙”理解为“雕龙奭”的“雕龙”，片面强调“要把文章写得美”，忽视了彦和对“饰羽尚画，文绣鞶帨”这种刻意雕琢做法的批评，也难得彦和用心之“全”。 在笔者看来，书名争议的焦点是“雕龙”，而不是“文心”。要想搞清书名的涵义，必须从“雕龙”入手。值得注意的是，“雕龙”的表述方式不同于“文心”：“文心”是直陈式的，而“雕龙”则是暗示性的。暗示性的陈述包括“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两个部分：“它们之所以被用来命书名，实际上与这些具体的东西无关，而只是利用它们所暗示的东西，也就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11]“雕龙”是“说出来的”，其“所指”（雕刻龙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暗示的、“没有说出来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如果联系“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就可以看出，彦和以“雕龙”为喻，是暗示作文要精雕细刻，以达到“刻画而自然”的审美境界。即文章讲究修饰、润色，写得有文采，但又不像邹奭那样“过度雕饰”，有十分明显的“斧凿”痕迹。因此，黄侃在释“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时精辟指出：“此与后章文绣鞶帨离本弥甚之说，似有差违，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泰去甚耳。全书皆此旨。”[12]周汝昌也认为：“夫雕龙者，正喻‘人工’之可夺‘天巧’。通常所谓文如‘天成’、‘行云流水’，那实际是功力纯熟深厚所臻之境地而已，那种貌似‘自然’，无非是大匠之能泯其‘斧凿痕’罢了。”[13]黄、周之说，深得彦和的用心，可视为“雕龙”的绝妙注解。合而观之，所谓“文心雕龙”，是指作文的用心在于精雕细刻，以企及“刻画而自然”的至境。 框架辨：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文评论？ 对于《文心雕龙》的框架，亦有诸多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通行本《文心雕龙》的篇次是否有误。龙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篇次有误。争议较大的是《练字》、《养气》、《物色》、《总术》和《时序》等篇的次序：范文澜认为，《练字》的位置是《章句》之后，《丽辞》之前；《物色》则在《附会》之后，《总术》之前。刘永济认为，《物色》宜在《练字》之后。杨明照认为，《物色》应为第四十一，《总术》则是第四十五，《时序》应为第四十六。周振甫认为，《物色》应置于《情采》之下，《镕裁》之上；《总术》应为第四十五篇，是创作论的总序。而对篇次调整比较大的是郭晋稀，他置《养气》、《附会》于《通变》之前，置《事类》于《通变》之后，置《练字》于《章句》之前，置《物色》于《夸饰》之后。[14]一种看法认为不能更改通行本的篇次。一些学者指出，在没有确凿的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之前，不宜改动通行本。否则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 笔者认为，第一观点难以成立。这些学者对通行本篇次的调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那只是研究者的各自之理，不代表彦和的想法；更何况他们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反而越调越乱，不仅没有还原书的本来面目，而且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唐写本（残卷）清晰地标示“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辨骚第五”、“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赋第八”、“颂赞第九”……，与通行本所标的篇次一致，印证了后者的可靠性。因为唐写本（残卷）是《文心雕龙》今存最早的、权威性的版本。从版本学角度看，“写本”的“精确度比印本高”。[15]因为“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16]而《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刻本元至正本的篇次进一步证明了通行本是可靠的（见表一）。 表一 唐写本（残卷）、元至正本、通行本之篇次
总之，现有的版本数据都有力地支持了通行本的篇次，看不出什么“错乱”；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尊重通行本，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时，研究者不能以个人的主观臆测，更改《文心雕龙》的篇次。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文心雕龙》十卷分法质疑为“盖后人所分”，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其理由是“据《序志》篇称上篇以上、下篇以下，本止二卷。”不错，彦和在《序志》篇的确是这样说的。但与“十卷说”并不矛盾：“上、下两篇说”着眼于《文心雕龙》的内容脉络（按照范文澜的说法，上篇“剖析文体”，下篇“商榷文术”），“十卷说”立足于《文心雕龙》的形式编排（五篇一卷）。从目前已掌握的唐写本、元至正本等版本资料来看，并不能证明“十卷”就是后人所分，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而非不易之论。 二是《文心雕龙》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龙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两分法”，即“文体＋文术”；二是“三分法”，即“总论（文之枢纽）＋文体论（论文叙笔）＋创作论（剖情析采）”；三是“四分法”，即“总论（文质论）＋文体论（文类论）＋创作论（文术论）＋批评论（文评论）”；四是“五分法”，即“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长怀序志”。此外还有“六分法”（在五分法的基础上增加“文学史观”一类）和“七分法”（在六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修辞学”一类）两种说法。 从研究者角度看，这些分法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就《文心雕龙》本身而言，并不十分确切。因为研究者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论先见”来切分《文心雕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其“内在文脉”的探寻。这些做法的不足，正如吴调公所言： 研究者们常常喜欢用自己的理论武器把《文心雕龙》这个有机整体肢解得七零八落，搞成几大“块”几大“条”，实际是刘勰所从未梦想到的各种专论，甚至于离开了原著篇章的次序重新组合，以求吻合自己的理论结构安排。而这种种做法，都是远离了《文心雕龙》的根柢。[17] 此言切中要害。上述诸家的“分法”只是他们对《文心雕龙》框架的“解读”，并不等于《文心雕龙》是按照他们的“理论设想”来建构的。 据《序志》篇所述和《文心雕龙》呈现的“文本样态”，可以看出，彦和把《文心雕龙》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文之“纲领”，包括“文之枢纽”五篇（从《原道》至《辨骚》）和“论文叙笔”二十篇；下篇是文之“毛目”，包括“剖情析采”二十四篇（从《神思》至《程器》）和“长怀《序志》”一篇。这是《文心雕龙》的原初框架。其中“文之枢纽”探讨文章的本原、师承、“酌变”根本问题，相当于今天的“文原论”（“本质论”）；“论文叙笔”研讨各体文章的源流、含义、代表作和写作规格要求，相当于今天的“文类论”（“文体论”）；“剖情析采”研究文章写作的“情”（从《神思》至《定势》）与“采”（从《镕裁》至《总术》）以及与“情采”（《情采》篇是由“情”到“采”的一个“过渡”，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有关的问题（从《时序》至《程器》），相当于今天的“文术论”（“创作论”）。《序志》介绍该书的写作动因、写作原则、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问题。 从《文心雕龙》的“文脉”看，其“内在理路”是：道—→圣—→文（经）—→体—→术。彦和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是说，原道也好，征圣也罢，其枢纽是宗经（圣人之文）——也只有宗经，才能把道、圣落实，改变当时“去圣久远”的不良倾向，因此第一个关键词是“宗经”；而“去圣久远”的直接后果是“文体解散”，从根本上背离了“群言之祖”经书的写作体制，所以第二个关键词是“正体”；又因当时的作者追求浮华的文风，练辞而疏术，故第三个关键词是“执术”。《文心雕龙》正是沿着这三个词（或者说“经——体——术”）有序展开的（见表二）。 表二 《文心雕龙》之内在理路
有的学者把《时序》至《程器》称为“批评论”（文评论）是不妥当的。这五篇讲的是与情采（文术）有关的问题——文章与时代、文章与自然、历代作家的才华、文章阅读和士人的品行、才能，其中固然涉及批评，但决不是“批评论”（文评论）所能范围的，还是以“执术”为中心的。如果把《神思》至《总术》视为“剖情析采”（文术论）的“内篇”，那么这五篇可看作是“剖情析采”（文术论）的“外篇”。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的理论框架是（见表三）： 表三 《文心雕龙》之理论框架
性质辨：文学理论著作，文章作法，亦或其它论著？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也有不同的说法。或曰“文体论”，或曰“文学理论著作”，或曰“文学批评论（文学评论）”，或曰“美学著作（艺术哲学著作）”，或曰“阅读学著作”，或曰“修辞学著作”，或曰“文章学”，或曰“写作指导、文章作法”，或曰“文学理论著作、文章学著作和分体文学史”，或曰“文学理论、文章学、各类文体的发展史和古典美学著作”，或曰“子书”等。 这些说法着眼点不同，各有可取之处，可都难以圆通。笔者认为，要弄清《文心雕龙》的性质，有必要区分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 一是彦和想把《文心雕龙》写成什么书。从《序志》篇来看，彦和与许多魏晋六朝士人一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进而希冀通过“制作”来达到“腾声飞实”的目的。这里的“制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撰文，而是指“成一家之言”，只有“著书立言”，才能实现“个人不朽”的终极目标。他梦见孔子，继而想到“注经”；放弃“注经”转向论文，是因为仅仅“注经”，难以成一家之言：“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这段话的重点在“未足立家”四字。彦和看重的、焦虑的不是“注经”本身，而是在所选择领域中能不能像“诸子”一样自成一家。他在《诸子》篇中说：“君子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又称赞诸子：“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这些文字和《序志》篇中的“腾声飞实”的思想遥相呼应。显然，就彦和写作的深层动因来看，他想把《文心雕龙》写成一部“子书”。故刘永济明确指出：“历代目录学家皆将其书列入诗文评类。但彦和《序志》，则其自许将羽翼经典，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18] 不可否认，彦和也想纠正当时的浮诡文风，不满意“近代之论文者”，这些只是他写《文心雕龙》的表层动因。 二是《文心雕龙》写成后实际是一部什么书。《文心雕龙》完成后是一部“子书”吗？如果仅仅根据彦和的写作动机推断《文心雕龙》是“子书”，似乎有些武断。文章、著作固然体现作者的某种写作意图，但不等于说作者想写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文章也好，著作也罢，一旦面世，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其本身所呈现的要远远大于作者的最初构想。从《文心雕龙》的内容看，不论是“宗经”，还是“正体”、“执术”，都是围绕着“怎样写好文章”，有别于“博明万事”的“子书”，说它是“子书”似有笼统之嫌；可它又不同于《典论·论文》、《文赋》等一般的文论专著“就文论文”，每每有“超文”的卓识独见，具备了“子书”的思想深度，章学诚肯定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证明了这一点。钱穆在谈到《文心雕龙》的价值时也特别强调其“超文性”： 他讲文学，便讲到文学的本原。学问中为什么要有文学？文学对整个学术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贡献？他能从大处会通处着眼。他是从经学讲到文学的，这就见他能见其本原、能见其大，大本原他已把握住。……因他注意到学问之大全，他能讨论到学术的本原。文学的最后境界在哪里。……而刘勰讲文学，他能对于学术之大全与其本原处、会通处，都照顾到。因此刘勰不得仅算是一个文人，当然是一个文人，只不但专而又通。”[19] 钱穆的看法很“到位”，他敏锐地抓住了《文心雕龙》不同于一般文论著作的地方——把“文”置于宏阔的学术平台上来考察。这种“论文而不囿于文，超文而又不离文”是《文心雕龙》实际存在的“样态”。因此，台湾龙学家王更生说它是“文评中的子书”[20]是相当准确的。如果用“现代话语”来表述，《文心雕龙》是一部研讨文章写作（文评）的思想论著（子书）。这里用“文章”而不说“文学”，是因为《文心雕龙》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章，不是古代的文学（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虽每有变化，但主要内涵是一贯的——文化学术。对此，北京大学卢永璘教授曾撰专文《从刘勰〈文心雕龙〉慎用“文学”说起》详论之，[21]恕此处从略），也不是今天的文学。“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批评论（文学评论）”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都无法成立；把它“定位”在“思想论著”，是着眼于《文心雕龙》的深刻性和广博性，以区别于“写作指导、文章作法”的观点——“指导、作法说”虽然较之“文学理论著作说”和“文学批评论（文学评论）”更具合理性，可却无视《文心雕龙》论“文章写作之道”的“形而上”品质，仅仅看作是“形而下”的写作入门之“技”，削弱了它的“体大思精”。 而彦和能写成这样一部与众不同的“写作思想论著”，得益于“方法的自觉”。即“弥纶群言”、“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和“唯务折衷”。“弥纶群言”是指综论历代诗文，构成《文心雕龙》的横向“理论维度”。“论文叙笔”部分讲究“敷理以举统”正是运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是指从根本上来认识、把握文章，形成《文心雕龙》的纵向“历史维度”。“道沿圣以垂文”、“原始以表末”等是该方法的具体体现，钱穆所谓彦和能从“大处”、“会通处”和“本原处”看问题正是指这一点。“唯务折中”是指对问题的认识力求公允、恰当，这种方法使《文心雕龙》达到了“笼罩群言”的学术高度。书中谈到的“圆通”、“圆照”、“圆览”均为“折衷”法的表现。 三是今人把《文心雕龙》看作什么书。正由于《文心雕龙》具有广博、渊深的学术品格，客观上造成了今人对其认识的歧义（前面已谈，此处从略）。《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包含了许多现代人文学科的因子，可以为文学理论、文章学、写作学、修辞学、美学、阅读学、文体论、文学史学、文学批评学等多学科所鉴用，但切不可因此就把《文心雕龙》归入其中某一学科门下，因为它不是按照今天的学科体系来建构的。倘若真是那样的话，《文心雕龙》也不可能“体大而虑周”。今天的学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它，只要不把它“据为己有”，加以垄断。 总之，就《文心雕龙》性质而言，它是一部文章写作思想论著。 注释： [1][3]饶宗颐《文心与阿毗昙心》，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第170页。 [2][6][14]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1页，第542页，第543-547。 [4]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3页。 [5]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6页。 [7][10]周绍恒《〈文心雕龙〉书名与“文之枢纽”的关系初探》，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研究》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第222页。 [8]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2页。 [9]石家宜《文心雕龙系统观》，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74页。 [11]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6页。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页。 [13]周汝昌着周伦玲编《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5]奚椿年《中国书源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16]宋人叶梦得语。引自叶得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始社2000年版，第21页。 [17]吴调公《文心雕龙系统观·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8]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19]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1—132页。 [20]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21]见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10页。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编辑《〈文心雕龙〉资料丛书》（上、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2.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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