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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知识分子创业是种释放 对抗存在焦虑

与许知远的对话发生在单向空间位于社科院研究院的办公楼里,满墙爬山虎的昔日图书馆阻隔了院外嘈杂的施工和拥堵。被称呼为“老许”的许知远顶着十年未变的蓬松卷发,坐在沙发上,就着老干妈吃一碗面线。在单向空间里,书籍、互联网、时间、空间和人是没有界限的。
    这一年,许知远在外参加的大多数谈话都与一个话题有关——“商业”。资本的青睐让以经营实体书店为主的单向街得以转型,作为创始人,许知远不再只是纯粹为自己语言思想负责的知识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他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
    十年前的许知远,无法想像自己会像现在这样一脚迈进沸腾的商业世界。彼时的他还是《经济观察报》的年轻记者,为互联网逐渐兴起的通俗评论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感到焦灼,厌倦了新闻写作,厌倦了总是谈论“国际事务”。他希望成为埃德蒙·威尔逊那样知识分子型的作家。
    他开始有意地关注这个国家内部发生了什么。2005年,许知远和他的朋友们创办了《生活》杂志。与当时兴起的“芙蓉姐姐”式通俗文化不同,以安静、从容、节制的方式看待这个社会成了这本杂志的调性。许知远看到了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的巨变,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继而写出了《祖国的陌生人》、《极权的诱惑》、《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等重要作品。对世界的发现、对社会的批评、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发现,成为这十年许知远生活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线。
    在跳槽加入《生活》前的空档,许知远和吴晓波、于威、覃里雯、张帆等13人创办了“单向街书店”。9年中,这个被当作玩票性质的书店,有入不敷出、被迫搬迁的无奈现实,也有读者一天内众筹20万租金的理想主义的胜利,再到如今转型成为多元化的互联网公司,拥有单向街书店、微在、单读、单厨等品牌,并销售自己的实体产品。它记录并消化了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威胁,知识分子与商业世界的冲突。
    用单向街自己人的话说,“蛰伏9年的老书虫,站起来抖抖身上的书尘,一脚迈进沸腾的商业世界。”这句话用在许知远身上,也未尝不可。
    在这个崇尚商业和成功的年代,知识分子和商业的结合反倒成了件“掉粉”的事儿。许知远说,“抽象的哲学家是存在的,而我不是。”最近正在研究梁启超的他,发现梁启超在讨论民主、人权的同时也关心着库存。这对他或许有点安慰:一直有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和商业现实是有关联的。创业对他来说成了种释放,他前所未有地想写作,并焦虑于单向街运转得还不够快。
    如今,人们眼前的屏幕缩成手机大小。在许知远看来,个体被互联网移动化的浪潮推着成了移民,世界被迁移到手机里。这个时代,每个人的身体即战场,物品化和媒体化之后,我们都将需要一个隐秘的世界安放自己,新的部落主义将兴起。单向空间本质上响应了潮流——需要很多部落来抵御过分复杂的社会。在这个知识的界限和层级被打破的时代,单向空间希望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生产的空间。
    许知远也曾试图管理公司的日常运营,那让他头疼。如今他在单向街的职位是“首席哲学官”,他相信未来的公司是思想驱动的。他会在公司的产品讨论会上,为大家念一段奇克果(Kierkegaard)的书:“审美的人追求快乐,然而他是以讲究趣味和优雅的方式来追求的。”
    将物质精神化,又将精神物质化。在这个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代,或许是他们对抗存在焦虑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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