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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举与士风(5)

四、结论 
    国家开科取士,旨在选拔人才,任以官职,三年一试,新人辈出,名臣贤辅,皆由此选,得人不为不盛。然科举考试只校其文艺之高下,无法知其素行。所以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奏上十事疏,提出精贡举之策首在广兴学校,让士子皆入学,先察德行,后较文艺。考试总是有舞弊的,前文已述及之,凡被人检举或监试人发觉者,都受到惩戒,但仍有人心存侥幸。所以朱熹评之说:“今世有二弊:法弊、时举;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15](卷108) 人人皆有私心、好恶,君主亦然,若此处不能革,只在法制上增添一些防弊之新规定,可说是舍本逐末。时代在变,科举之试题也跟着改变,诗赋固然无益于政治,而时务策虽号为有益,但只喜欢收取迎合谄谀者,亦非本诚心广求贤才之道。由是,士习于奔竞,但求虚名,不务实学,而科场的处分又轻,更助长一些投机者心存侥幸。[16] 因此就有不少人批评“科举之学足以坏人心术”。从表面上看,确是如此,但南宋初年的名儒张九成则认为这是凡人的见识。其论云:“或问:‘科举之学亦足以坏人心术,近来学者唯读时文,事剽窃,更不曾理会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说皆凡子也。学者先论识,若有识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举,时文中议论正当,见得到处,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见识,足矣!科举何尝坏人?’”[17] 北宋的名臣如王曾、寇准、杜衍、韩琦、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都能修身行己,皆是由进士出身,步入仕途,而成就其经世济民之功。其识其量非凡子所能企及。张九成更强调,只要士大夫明礼义、知廉耻,就可以抑止奔竞之风。只是世俗好名趋利之习,总是难以杜绝的,士人生于其时,也难以不受影响,要在自己有所坚持,不随波逐流而已!兹再引朱熹的话以为本文的结束语:“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邪?”[15](卷13) 应举中进士,出仕有俸禄,可以养亲蓄妻子,此不得已之事,要在坚守仁义,能化俗而不为俗化,科举是不会累人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