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举与士风(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1:11:51 北方教育 佚名 参加讨论
| 三、科举对士风的影响 古人所谓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子大圣，亦曾周游列国，庶几有朝一日得行其道。任何熟读儒家经典的青年学子，受孔孟之教，总会怀抱崇高的理想，于修己安人之道有所深思熟虑，修己苦学全靠自己，而安人治国则必须有位有权，如是非走入仕途不可，应科举、中甲科，又是走入仕途的惟一途径。宋廷重文轻武，读书人不断增多，各道解送京师的举子即多达一万数千人，进士科尚不到一百取一，则竞争的激烈可以想见。中第者即赐以官职，则下第人颇为不服，自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申诉，指责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考校不公之后，每次试毕，举场中便常出现谤议。诚如马端临所说：“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赀。”其意乃谓争名夺利乃人之常情，用不着苛责。但如长此下去，必至士风日坏。在真宗景德年间，尚存有举子进纳公卷之制，但已弊端丛生。当时贡院即曾奏言其弊及防制之法：“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式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假用他人，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校公卷，分为等第。”[1](卷30，P287) 公卷是在应举前撰就的，难免有抄袭他人文字或花钱请人代写者，故需严加防范，重惩投机举子。如果有人侥幸成功，必然助长恶风。所以朝臣不断建议修订贡举法，如前节所述之糊名誊录法，即是为避嫌而设的。南宋儒臣曹彦约任侍读时，便曾感慨地向理宗陈述贡举法之弊。他说：“科举取士，前代犹兼采誉望，至本朝糊名考校，弥封誊录，又立别院，百计关防，乃始严密。盖乡举里选既不专行于后世，则场屋严密极为良法。近世人伪日滋，奸弊百出，省试有全身代笔者，御试有全写套类者，如此诈冒，皆得前列。其源在于士大夫不能平心国事，挟以私意，发觉有轻重，推究有出入，名为不恕，其实有力者犹有幸免。小人有所窥测，转相仿效，遂至于此。若此弊不革，则科举取士遂为虚设矣！”[5](卷三叶二十) 扭转一种颓风恶习确实不易，如果居上位者不正，不仅不能防弊，且助长之。习之既久，视作弊为无可奈何之事。若善恶是非之观念皆不存于人心，而窃取甲科，步入仕途，更由士风之败坏，而导致政风之恶化，则趋炎附势之官僚，成为朝臣的骨干，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科举不足以尽取人才，密法严防也难以弊绝风清，竟至仁宗以后所取之士，反而不如真宗以前。南宋史家吕中之论便是如此：“国初进士无糊名誊录之法，无同保连坐之法，上之人犹未以绳尺侍士，故所得者多名望之人，而为宰相，而为执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进士之法既密，而擢甲科者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来，则进士得人为盛；仁祖以来，则制科得人为盛。……岂当时制科足以得人，而进士科不足以取士耶？盖朝廷之文法有疏密，人主之意向有轻重也。”[7] 制科是由天子亲诏，不定时举行，以待草泽隐逸之士，经大臣荐举，其德行学艺皆极可称，而朝廷亦望其能直言极谏，被荐者绝不会迎合。而进士科则为常科，只较学艺，不考素行，难以察识有为有守的人才。所以宋末大臣马廷鸾便曾有所批评，其论科举文字之弊云：“国家三岁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犹有乏才之叹，下之人犹有遗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长，不能究其终身之抱负；有司一时之见，又不能罄士之底蕴。于是，新进小生有以词艺偶合而获选，醇儒硕学有以意见稍拂而见遗；岂不重可惜哉！”[8] 所以考中进士的举子，只是时文偶合主司之意，乃一时的幸运，而落第的硕儒，只能说是不幸了。 至于贡举所考试的科目，在英宗以前只考诗、赋、论三题，自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考时务策，以谘访治道，诏谕举子各指陈时政的得失。当时王安石正推行变法，殿试策即以此为问目，投机者乃曲意迎合，果然得中甲科。司马光亲见其事，乃手记于《日录》中。有云：“时韩维、吕惠卿初考，附会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多在下等。宋敏求、刘攽复考，反之，吴充、陈襄从初考。（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上，复考为五等中，吴充等奏；从初考。吕公择、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擢祖洽为第一，佃知新法，升为第二，均第五。轼退拟进士对策而献之，且言：‘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注：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神宗熙宁三年纪事引《司马光日录》，另参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宋刊本）卷二《苏轼拟进士对策录》。） 在《宋史》卷三五四《叶祖洽传》中亦云：“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将政治改革透过科举考试而强化理念，就助长举子为中高科而向当权者投靠，以求宦达，此风实不可长。刘安世曾批评：“人但见策问比之三题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极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计较为重，岂敢极言时政阙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从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党也。倘或为沾激直言之士，未必有益。”[9] 果然如所言：阿谀的人高中状元，赞美新法的也高居前列，而直言反对变更祖宗之法的则全降入第五等。真的是于事无补。到哲宗绍圣元年（1094）三月亲试举人，又引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史载：“赐毕渐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复考，专取主熙丰者，故渐为之首。时策问乃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其略曰：‘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兴而河患滋。……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何有固必焉！’于是国论遂变。清臣与仆射范纯仁议不合，士大夫争陈绍述之策，元祐之人皆相继得罪矣！”[10] 李清臣唱绍述之说，乃拟进此一策题，显然已宣示新的政治动向。举子答策时，或主元祐，或主熙丰，自然主张恢复新法的受到优遇，新旧党争遂越演越烈。降至徽宗崇宁，更变本加厉，北宋之亡，实肇端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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