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略与孟德斯鸠:中法交流史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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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孟德斯鸠(1689-1755),本来是司法界人士,起初他想研究物理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希望能够有所成就。然而事与愿违,后来他却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于1721年创作出版了《波斯信札》一书,遂成为了当时畅销书,红极一时。仅仅在五年后的1726年,他因此进入了法国国家文学院,殊荣盖世。 《波斯信札》这部名垂千古的文学杰作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直接描绘叙述了中国事物。比如该书第119封信中有云: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法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祗,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这一描写十分真切,诠释了中国人口繁衍众多之原因。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孟德斯鸠笔下描绘叙述的中国事物之来源,却与旅法华侨黄嘉略有着直接的关系。 黄嘉略生于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11月15日,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其父黄保罗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黄嘉略七岁时,黄保罗病亡前嘱其妻尽快将其子送入教会,以还他当年向上帝所许心愿。不久,法国外方传道会教士李斐理来到兴化传教,黄妻遂将黄嘉略托付给李斐理,并拜其为义父。黄嘉略跟随李斐理学习基督教教义和拉丁文,同时亦接受中国文化教育。三年之后,李斐理将黄嘉略转托给另一位同会传教士梁弘仁,继续其学业。黄嘉略家中并无其他男丁,故数年后他被召回主持处理家务。然而他跟随传教士多年,已无意于功名家业,遂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藉口探访亲友,离家浪迹天涯,遍游神州各地,历时五年有余。 当时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徒尊孔敬祖有不同看法,耶稣会认为它与崇拜偶像不同,可通融,其他教派(包括法国外方传道会)均视尊孔敬祖为异端。康熙皇帝则坚持应允许中国教徒尊孔敬祖,否则不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故爆发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 康熙四十年(1701)末,法国外方传道会在华传教士推派梁弘仁赴罗马向教皇报告详情,是时恰逢黄嘉略游历归来,他们二人遂于次年(即1702年)2月17日从厦门登舟启离开了中国。8个月后抵达英国伦敦,当年10月31日到达法国巴黎,然后他们二人转赴罗马。在罗马期间,黄嘉略结识了一位华侨教徒李若望,可谓海外奇遇,故结伴参加各种宗教礼仪活动。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梁弘仁完成了使命后与黄嘉略从罗马返抵巴黎,投宿于外方传道会,准备回归中国。不巧梁弘仁此时健康状况不佳,迟迟不能够起程,黄嘉略因此也只得滞留在巴黎。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获此消息后,向皇室总管蓬夏特兰推荐,建议聘请黄嘉略帮助法国人学习汉语。蓬夏特兰非常重视,不仅为黄嘉略弄到了一份年金,而且还向国王路易十四专门作了报告。路易十四遂任命黄嘉略为他本人的中文翻译,并命黄编写一部汉语语法和一部汉法字典,同时负责整理皇家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 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黄嘉略虽然时常思念故土,但因康熙皇帝怒逐教皇特使,下令禁止未经特许的传教士留在中国,他心存疑虑。为了坚定侨居法国的信心,经比尼昂教士从中撮合,在1713年4月23日他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结婚。同年8月2日,梁弘仁在巴黎病逝。1715年3月4日,玛丽生下一女,不久玛丽因病亡故。1716年10月15日,黄嘉略也因病逝世,年仅38岁。 在1713年10月至12月期间,年仅24岁的孟德斯鸠经友人从中介绍,在巴黎盖内戈街黄嘉略寓所,与黄嘉略相识,并进行了几次内容十分广泛的谈话。在此之前,孟德斯鸠对中国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实,更谈不上有多大的兴趣。黄嘉略与孟德斯鸠谈到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信仰,介绍了中国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和司法科举制度,分析了汉语的特点。孟德斯鸠对这几次谈话甚感兴趣,也非常重视,曾先后整理了三次记录,最长的那份记录竟多达二十余页。 这几次谈话后不久,孟德斯鸠就回家乡奔丧,待料理好丧事及家务后再来巴黎时,黄嘉略则已经病逝。但黄嘉略的谈话对他影响巨大,后来创作撰写《波斯信札》一书时,书中主人公于斯贝克便是以黄嘉略为原型塑造的。1748年,他撰写出版的另一巨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直接引用黄嘉略谈话内容多达六次。不仅如此,他成为与伏尔泰齐名的“中国通”,亦与黄嘉略分不开。黄嘉略是他一生中惟一见到的中国人,而黄嘉略的谈话中绝不讳言当时中国的种种弊端,对满清统治下流露出一定的反感,因此之故,他对中国的态度相当严峻,而不像伏尔泰那样一味赞美中国的一切事物,缺少批评精神。 当然,受黄嘉略影响者不止孟德斯鸠一人而已,还有不少法国学者名流也接受其影响,比如傅尔蒙、弗莱雷等人。后来法国成为“欧洲汉学中心”,亦与黄嘉略不无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嘉略是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中法友谊的缔造者,值得中法两国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 黄嘉略的生平业绩,在中国典籍史料中没有记载,甚至未著其名,被埋没了近三百年。改革开放以后,许明龙先生赴法国,才在巴黎外方传道会档案室、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查找到有关黄嘉略的记载及其著作。人们熟悉“西学东渐”,而对“中学西传”知之甚少,看来日后学界应加大这类史料的搜集与研究。这既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又有益于中外友谊和交流。 文汇读书周报网站 2004年4月1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4-04/01/content_7430968.htm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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