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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国子监的前世今生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学。全国就这么一所,如果放在今天,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赶不上它的地位高。
    从元代迁都大都到现在,国子监矗立在此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七百年。一个刚刚落过雪的冬天的早晨,我踏进了这所在心里神秘了很多年的“大学”。
    元代的遗迹,已难于查考,只剩两棵老树:一棵是槐树,一棵是柏树走进国子监的大门,我老远就看到一位女士正往栏杆上挂着什么,走进一看是个红色的中国结,中间的木板上,用黑笔写着——保佑我的儿子XXX明年考上大学。举目一望,汉白玉的栏杆几乎被这样的红色许愿牌挂满,像晾在太阳下的串串红辣椒。
    当然,这些寄托着望子成龙美好愿望的牌子都是收钱的。
    国子监两边的街道,弥漫着闲适的气息,不多的人,站在屋檐下围着两个下棋的老头。突然来了一个旅游团,立刻就热闹起来了。门口立着一块下马石,上书 “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现在基本是“观光旅游,至此下车”。上个月,首都博物馆从国子监搬到了西长安街气派的新馆,国子监比以前更安静了。
    为了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国子监的修葺成了“人文奥运”的重点项目。工作人员指着紧闭的挡板和脚手架说:“国子监从里到外都在重修。上次大修还是在1938年,现在都快70年了,破损严重。修复彩画、加固碑亭和拆除后来修建的房屋,是我们这次维修的重点。今年年底就修完了,到时候国子监将更新了。”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只剩两棵老树:一棵是槐树,一棵是柏树。据说柏树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亲手种植的,现在这棵槐树,的确是老得不成样子了。
    辟雍大殿的外面,看到一个游客站在一个鳌头的道具上拍照。工作人员说:“以前科举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考中的就是进士,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金榜题名的时候,金殿上第一个叫到的状元理所当然出列站在最前面,状元一般都踩在地毯上的绣龙之首,因此叫独占鳌头。”
    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里面有从国子监移来的世界上最重的书——“十三经石刻”(又称“乾隆石经”),是用189块2米多高的石碑刻写的最完整的儒家经典,书法家蒋衡光在石头上书写就用了12年时间,这部书简直就是一大片壮观的碑林。
    孔庙前院矗立着元、明、清三朝198座“进士题名碑”,碑上刻有5万多名历朝进士的人名、名次、籍贯,洋洋洒洒一大片。我在这座庞大的碑林中,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袁中道、孔尚任、于谦、纪晓岚、王渔洋,甚至大贪官严嵩。还有张謇,晚清光绪20年甲午恩科状元,著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民族实业家。
    两个小孩在石碑中跑来跑去,快乐地玩着捉迷藏,稚嫩的小手不经意地拍在那些状元的名字上。相比那些已经刻上名字的人,还有多少读书人梦想进入这支名字的队伍中,在这局促的2米多高的石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当时,这里不准在学生宿舍里唱歌喝酒,不准穿其他的衣服,只许穿校服,不准假装称病
    明代的教育,依然完全由政府控制。国子监的学生由地方学校举荐上来,然后全部参加一次入学考试,按学生成绩的好坏“分科”,跟现在的高考差不多。除了成绩,形象也很重要,年老残疾、相貌丑陋的考生即使考上,也会被劝退的。
    考进国子监后,学生不仅不用交学杂费,而且国家还给生活补贴。毕业以后,学生都包分配,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就在京城里做个小官。当然,想当大官还得参加科举考试。对比现在北大学生卖糖葫芦的严峻就业形势,明朝大学生的日子显然好过多了。
    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学校里规定的学习任务,学生必须按时完成。除了课堂教学外,学生们的日常功课还有三样:一是练字,每天要临摹一幅字,写字最差的要挨竹板子。二是背书,三天一背,最少300字,背不出照样打屁股。三是写作文,每月要完成6篇文章,如果按月不能交齐6篇,照样狠罚。
    国子监当然也有日常行为规范。比如:不准监生擅自进学校的厨房,不准对学校的伙食说三道四,不准在学生宿舍里唱歌喝酒,不准穿其他的衣服,只许穿校服,不准假装称病,不准深更半夜的时候在学校里游荡……这些似乎比现在的大学还严格。
    明朝的国子监,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朱元璋亲自写了一本《御制大诰》,之后这本“朱皇帝语录”被正式纳入考试大纲,成为科举的必考课目。国子监的学生尤其应该重点掌握。据统计,该书的发行量当时达到了2000万册,放在当今的出版界,简直是超白金畅销书。
    这里也会充满白色恐怖,比如充军、杀头;还有一些学生不堪学习重负上吊自杀了
    政治学习一多,白色恐怖就来了,比如充军、杀头。明朝国子监第一任校长宋讷很得朱元璋赏识,因为他执行校规特别认真。可他一认真,学生就惨了。许多“犯禁”的学生甚至被活活饿死,还有一些学生则因为不堪学习重负,上吊自杀了。
    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坐不住了,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国子监墙上,以示抗议。朱元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若不从重惩处,日后定会有人效仿。一声令下,赵麟被砍头了。国子监校门口竖起了一根高高的竿子,赵麟的头颅就像大蒜一样挂在竿子上。风吹来,摇摇晃晃地煞是可怕。
    很难想象,这充满书香气、朗读圣贤书的地方,竟然有这样血淋淋的一幕。
    杀了赵麟以后,朱元璋又叫人写了《赵麟诽谤册》和《警愚辅教》两本小册子,作为教材发给国子监的学生,告诫他们好好学习,不要再写大字报闹事。
    现在的国子监仪门外右边,还能看到朱元璋的碑文。“打五十竹篦”、“处斩”、“割了脚筋”等字眼不断映入眼帘,即使在今天的我还能感觉到当时的心惊肉跳。当然,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那么远了,时间的卷帙早已哗哗翻过了数百年。
    这里也曾盛行作弊,学生们会把四书五经写在衣服上,脱了衣服抄
    别以为只有现在的学生才懂得作弊。早在几百年前,国子监的学生就开始大无畏地实践了。
    在大殿陈列的文物中,我看到一件薄如蝉翼的绸衫,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据说抄的是四书五经,专门为科举考试定做。我正纳闷这写在肩上、背后的字如何偷看。工作人员说,以前科举是一个考生一个格子间,监考只是巡回看看,并不时刻紧盯。所以老师一走,考生完全可以脱了衣服抄。至于请人代考,考不上了买文凭一样不少。一张开具于光绪十七年的户部执照写着,广东新会县黄玉亭“捐银五十四两做监生”。收到银两后,户部立刻发了国子监的毕业文凭,上面还特别注明“杜绝假冒”。
    除了作弊,监生长期旷课也让老师很头疼。1426年12月礼部在上奏给明宣宗的一份奏章里埋怨说,国子监里的学生许多都说请假还乡,有的到现在还不来,请皇上派人问一问,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家里有事。
    虽然存在管理上和人为的漏洞,但国子监的“人气”却一直很旺。明朝中期的时候,国子监学生曾高达8124人,国子监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一到晚上便灯火辉煌——“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其壮观的场面可想而知。
    当时国子监里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大致来自高丽、交趾、鞑靼等,就像现在中国人热衷到加拿大、美国留学一样。
    到了后期,国子监就慢慢地走向没落了。当时的政府不拨钱下来,国子监的老师们也抱怨自己工资太低。原因之一是,这不是官府衙门,没人来打官司告状,不能“吃了原告吃被告”。二是,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为了“发财致富”,国子监的领导们就想到了卖文凭。尤其到了清朝后期,有钱就能买到学生做。当时有考生中了进士,政府没钱刻石碑,结果是进士们自己掏钱刻石碑,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搬回国子监,和其他的进士石碑立在一起。
    清末随着科举考试的结束,国子监的功用也落幕了。辛亥革命以后,共和政府成立。清朝学部的事务,移交给新政府的教育部。最初,鲁迅由于工作的原因还来过几次。以后国子监开始接待的,就是像我一样来参观的人了。
    国子监简介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路北,东邻孔庙、雍和宫,曾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
    它在元至元六年(1269)被称为国子学。元大德十年(1306)按“左庙右学”的传统规制,于孔庙西边营建国子监。当时,国子监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成为北京最古老的学府。皇庆二年(1313)六月,建祟文阁于国子监。崇文阁是元藏书之所。明宣德四年(1429)修国子监两庑,并在监东金吾等三卫的草场建起宿舍,开辟菜园,以供监生住宿和种植菜蔬。嘉靖七年(1528)于彝伦堂后建敬一亭。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春,始命于国子监营建辟雍水沣水,次年冬竣工。此时国子监已金碧辉煌、规模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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