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5:10:28 国际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孔子所奠定的孝文化，为以后儒家所传承。据《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的记载，曾子在孔子的思想基础上对“孝”进一步作出了概括：“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把“孝”分为三个层次，“尊亲”是“孝”最高层次，这是孔子所说的孝“无违”的境界，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对父母不礼敬的念头和行为，因为它体现“孝”的“无违”，所以是“大孝”。“其次不辱”，这是说，即使做不到“无违”，也不能有任何歧视、怠慢和伤害父母的思想和行为，是“孝”的第二个层次，故称“其次”。“其下能养”，这是孔子所说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要求儿女对父母尽奉养的义务与责任。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何况有道德属性的人呢？从经济上奉养父母，这是尽孝最基本要求，故称之为“其下”，是“孝”的最低的层次。曾子对“孝”的解析，把孔子关于践行“孝”道德规范的要求更加明确化了，其出发点是要求儿女以“尊亲”为目标，把“尊亲”列为“大孝”，因为“尊亲”是一切孝行的出发点，也是一切孝行的归结点。只有“尊亲”也才能做到“不辱”和“能养”。 敬老、爱老传统虽然肇始于西周时代，但敬老、爱老成为社会一大风气则是在汉代。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敬老、爱老之风大兴。刘汉立国为了倡行孝道，宣布以孝治天下。“孝”所蕴含的敬老、爱老的伦理价值得到社会进一步的认同。可以这样说，敬老、爱老在汉代已成为孝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老人受到特别尊重，凡是国家实施道德教化的事，由“三老”掌管。在秦代地方上已设置具有古代政治一大特色的“三老”掌管道德教化的机构。“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后汉书•百官志》）社会出现的孝子顺孙、贞女义妇的道德榜样，都受“三老”表彰，并以此教化民众。秦汉时期之所以要由“三老”掌管教化，乃在于老人受到社会尊重，老人在民众中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汉代贾山说：“尊养三老，视孝也。”（《汉书•贾山传》接受“三老”教化本身即是一种孝道。敬老、爱老的孝道在汉代受到特别关注，敬老、爱老不仅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而且在物质生活上对尊老作出了许多的规定。汉高祖刘邦西入关中时，就曾“存问父老，置洒”，表示了对老人的尊重。以后到汉文帝时，敬老、爱老便成为国家一项政策规定：“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父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4］根据史书记载，文帝、景帝、昭帝曾多次赐给老弱孤寡钱帛，以示“上老老”。似此对老人物质生活关注的情形，至东汉仍然如此。汉光武帝曾下诏:“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鰥孤独及笃癃无家属不能自存者，如律。”［5］在国家的倡导下，敬老、爱老已蔚成社会风气，孝子顺孙得到社会的褒扬，老人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受到社会的尊重。 与此同时，兴孝也被当作评定官吏的政绩的标尺。《汉书•循吏传》记载颍川太守王霸由于推行孝道得力，得到了朝廷的诏令嘉奖，“赐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4］。爱老孝道风气还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孝”进入了课堂，学校设置了学生必修的《孝经》的课程，即所谓“庠序《孝经》师一人”［4］，以“孝”训育童蒙，“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东汉明帝规定羽林、介胄之士都要通读《孝经》［5］。汉代不仅国家极力推行敬老、爱老的孝道，而且在民间广为传颂孝子故事和孝行事迹。元代所辑成的《二十四孝》其中有九个孝子故事出现在汉代。可以这样说，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男女老幼，都受到敬老、爱老孝道的浸润和洗礼。儒家的孝文化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新阶段。虽然“孝”在汉代成为政治权威原理，扭曲了孝的本质，开了愚孝和“移孝为忠”的先河，强化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统治，但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却为后世尊敬老人、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魏晋、隋唐佛、道盛行，儒学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但汉代儒家孝文化所体现的敬老、爱老的人伦精神一直在延续，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愈益坚实，特别是元代把此孝道精神推到了高峰。 元代学者为了彰显流之久远的敬老、爱老的传统，对历史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敬老、爱老的孝子故事进行了汇集，并在此基础上筛选出最典型的二十四个孝子模范，辑成了《二十四孝》。学者们对每个孝子的孝行故事进行文学艺术上的加工，“叙之以文，咏之以诗，绘之以画”，形成“说、诗、画”三位一体的图文并茂和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民间广泛传颂，老幼妇男，无不受其影响，普遍受到“孝”的洗礼，敬老、爱老成为时尚，流风所被，化及千年。 《二十四孝》是对儒家孝文化的高度浓缩，集中彰显了敬老、爱老的孝道精神，二十四个孝子故事中，既有物质生活上奉养父母的道德模范，又有关心父母精神生活的道德典范，还有对父母怀有感恩深情的道德榜样。凡是孔子和儒家所倡导的孝道精神，几乎在二十四个孝子故事中都有展示，《二十四孝》是古代中国敬老、爱老传统的大展示，是古代孝子模范大检阅。［6］ 首先，《二十四孝》展示了从物质生活上各个方面奉养父母的六个孝子榜样。这就是仲由“百里负米”、蔡顺“拾葚异器”、姜诗“涌泉跃鲤”，陆绩“怀桔遗亲”，郯子“鹿乳奉亲”，唐氏“乳姑不怠”等。《二十四孝》在物质生活上奉养父母的六个孝子，各为满足自己父母物质生活上的不同要求而表现独特的孝行事迹。仲由“百里负米”和蔡顺“拾葚异器”的孝行事迹，突出了他们使父母免受饥饿生活煎熬的孝道精神。仲由，家境贫苦，以野菜糊度日，双亲备受煎熬。仲由为了尽孝道，去百里之外寻找粮米，背回家孝敬父母。蔡顺年少丧父，家境贫寒，与母相依为命，以拾桑葚充饥。蔡顺把拾得的桑葚分置于两个篓子中，把成熟可的黑色桑葚放在一个篓子中供母亲享用，把未成熟的红色苦涩桑葚留给自己吃。“搭葚异器”，表现了蔡顺对母的孝心。 姜诗“涌泉跃鲤”和陆绩“怀桔遗亲”的孝行故事则是在物质上奉养父母又一种类型。在儒家看来，物质生活上奉孝父母，不仅只是使父母无受饥挨饿之苦，还应该千方百计使年老的双亲得到物质上的一些享受。《二十四孝》所推举的姜诗和陆绩两个孝子就是这个方面尽孝的榜样。姜诗的妻子庞氏因为婆婆有饮江水之好，每日到离家七里之遥的长江取水奉母，母有吃鱼之好，姜诗夫妇以鱼脍供养，母不喜独食，又请人陪食，凡是要求享受的物质生活，姜诗尽量满足，表现了对母诚挚的孝顺之心。 陆绩也是一个从物质上满足双亲享受的孝子典范。陆绩有一次随父陆康去九江拜访袁术，袁术以桔子盛情招待。陆绩虽年少，但有孝母之心，于是“怀桔遗亲”，暗暗地将两只桔子揣进衣兜回家孝母，不想与袁术拜别时桔子掉落在地。主人袁术见状不解，“陆郎作宾客而怀桔乎？”对陆绩进行讽刺，而小陆绩却坦然应对曰：“吾母之爱，欲归之以遗母”，“术大奇之”。可见，儒家把满足父母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也看作是养老的孝道精神的重要表现。郯子“鹿乳奉亲”和唐姑“乳姑不怠”，这是《二十四孝》推举的满足年老体病的父母在饮食上特殊需要所尽孝道的两个孝行故事。郯子的母亲“俱患双眼，思食鹿乳”，他为了报答父母生养之恩，衣鹿皮装扮成鹿，入鹿群之中取鹿乳，碰上打猎人误以为衣鹿皮的郯子是个真鹿，准备射杀，郯子在深山虽遇到种种的风险，但他想的只有一点，就是如何满足身患眼疾的母亲思食鹿乳的要求，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送。 唐氏“乳姑不怠”也与郯子“鹿乳奉亲”一样，表现了唐氏从物质生活上对婆婆无微不至的关怀。唐代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高而牙齿完全脱落，无法饭食。崔山南的祖母唐夫人为了不使长孙夫人受饥挨饿，每日给婆婆盥洗后，用乳汁喂养婆婆，经年不断，其孝敬之心灿然可见。 其次，敬老、爱老还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要特别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二十四孝》表彰了关心父母身体健康的五个孝子的孝行事迹：黄香“扇枕温衾”、吴猛“恣蚊饱血”、老莱子“戏彩娱亲”，文帝“亲尝汤药”，庚黔娄“尝粪忧心”。这五个孝子的孝行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千方百计保护和关心父母身体健康，如失去母爱的黄香，冬月为父温衾，炎天扇枕，使父不受热、不受冻。又如吴猛担心父亲无蚊帐受蚊叮咬，赤身坐在父亲床前把蚊子引吸叮咬自己。 儿子关心父母身体健康的另一种类型是积极医治父母的疾病。如文帝“亲尝汤药”，孟宗“哭竹求笋”，庚黔娄“尝粪忧心”。汉代文帝虽居皇帝之位，但“奉孝无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宁屈帝王之尊，夜不入睡，衣不解带，母亲服汤药，他都要先尝，在孝道上作出了榜样。 孟宗，母亲年老病重，医嘱必须饮用鲜笋汤进行医治。时值寒冬腊月，不是竹笋生长季节，无计可得。医母心切的孟宗，只身入竹林抱竹哭泣，乞求生出竹笋医母。突闻地裂之声，一瞬间地上长出了几根竹笋。孟宗采回给母亲饮用，病果然得愈。孟宗“哭竹生笋”虽然是虚构，但这一虚构却透出孟宗对医治母病的孝顺之心。庚黔娄“尝粪忧心”所表示的同样是关心父母疾病医治的孝子。不管上述文帝“亲尝汤药”，或是孟宗“哭竹求笋”，虽然具体的孝行事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把关心父母的疾病和减少父母病情痛苦方面视为孝道，并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再次，敬老、爱老的孝道精神，也表现在“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感恩和追思情愫。《二十四孝》也推举了两个孝子榜样，这就是董永“卖身葬父”和丁兰“刻木事亲”。董永家境贫寒，父亲亡故，无钱安葬。他不忍把父抛尸野外，卖身为奴，以换取费用安葬父亲。［5］ 丁兰为感恩父母，“思念劬劳之因”，故用木刻成像，见像如见人，像父母在世一样“事之以礼”，进行奉养。丁兰“刻木事亲”，虽然在具体作法上不值得效法，但把父母木刻成像，表示了一个孝子对亡故父母的感恩和追思。［5］ 另外，除上述三个方面体现了儒家孝道精神以外，《二十四孝》还推举了被人传颂的杨香“扼虎救父”的孝行事迹。从虎中救出了父亲表示了一个孝子救父献身的精神。 虽然《二十四孝》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和成分，但从总体上说，《二十四孝》是从先秦到元代千余年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美德的大展示，是对敬老爱老孝子形象的大表彰，是对千百年民间流传典型孝行事迹的汇集，所有这些都说明，始于孔子的孝文化发展到元代，由重理论上对“孝”的宣示转向了重践行的阶段，由重孝文化精神的阐述向重社会道德评价的转化，元代的敬老、爱老已成社会风尚。虽然元代社会只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不能代表儒家孝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二十四孝》所推举和宣传的孝子榜样并不一定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都具有典型性，但元代对敬老、爱老如此崇扬、如此推崇和关注，确是古代中国社会少见的，这确实具有代表性，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充分地表明了敬老、爱老确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随着历史的进步，《二十四孝》所宣传的孝行事迹，虽不可模仿，但在这些孝行故事中所透析的敬老、爱老的美德、所传递的道德信息，至今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传承和发扬。我们坚定相信，随着当今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必将发扬光大，愈益显示它的光辉。 ［参 考 文 献］ ［1］ 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2］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86. ［5］ (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86. ［6］ 陈谷嘉，吴增礼.论《二十四孝》的人伦道德价值［J］.伦理学研究,2008,(4)：78-84.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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