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海上角逐：大清帝国对制海权一窍不通(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8:11:01 中华网论坛 佚名 参加讨论
|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5，第56页。）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7，刊年不详，第245页。）。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05页。）。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页。）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防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注：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中日双方军舰黄海激战情景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239页。）。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黄海之战打响前日舰先“悬美国旗”，及至两军愈近始“尽易倭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页。）。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李电，皆称：“顷见日船在岛外游弋，间有挂英旗者。”（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再览总理衙门档，又发现两封电报，一是烟台统将孙金彪致李鸿章称：“昨德商自韩来谓，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称：“查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船或升法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册，32～52页。）孙、丁所报情况是否属实？当时，总理衙门曾以此照会各中立国驻华公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应科以重罪。”但又称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难以确知”（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页。）。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未刊稿中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日本防卫所图书馆馆藏），卷4，第3页。转引自《关于日本海军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至此，疑案始成为铁案。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属侵犯第三国利益的不法行为，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