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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陷落:湘军烧杀抢掳 清廷奖赏高官厚禄(2)

李秀成被俘后在木笼里写的《自述》中提到,金陵城内有圣库一座,里面都是天王的私藏,天王的长兄和次兄还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装的都是稀世珍宝。
    曾国荃下令攻城时没有宣布纪律,当曾国藩得知弟弟纵容部下烧杀抢掳时,便对他加以训斥,而他辩解道:立功的将士太多,清廷拿来奖励的官职太少,而且其中很多只是虚职,五个实缺,有一万多人排队等着,那么,这些大兵吃什么?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听了弟弟这番话,曾国藩只好叹息说:“凡是带兵的人,都免不了中饱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的这种行为。”他无法要求别人做圣人,只好独善其身了。
    抢来的财物要运送回家,湘军水师的上行船,大部分都为湘军运送赃物。曾国荃规定,士兵托运的行李,水师无权检查,只有他的监察部门可以检查。他委任的监察官员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了几坨银子的贿赂便放行,大家皆大欢喜。
    早在攻打吉安时,吉字营的士兵就用马队护送赃物回湖南;打下九江以后,大部分将士走水路运赃;后来不敢明目张胆地用水师的船只运了,就雇用民船运送。攻克安庆以后,有的将士甚至与洋船搭上了线,将金银珠宝一箱箱运到城陵矶,在那里有专门的保镖取货,再将赃物护送回他们的老家。
    在曾国荃的部队里,官阶越高,越是贪心,军营中流传着“顶红心黑”的歌谣。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兵的就去搜刮老百姓。参将、游击和都司一类的军官所得的饷银,加上他们一路掳掠的银子,平均每人都有了十二万到二十万两的积蓄,守备、千总和把总平均收入则有七万到十万两,就连一个普通的小兵,饷银加上掳掠所得,每人也有二万到五万两银子。难怪湘中地区出去当兵的人,家家盖起了大瓦房,购置了几十上百亩的田产,喂了好几头水牛。
    曾国荃的部属带着大量银子还乡,互相攀比奢侈,有的一夜输掉几万两银子,把一个本来注重农耕和文化的湘潭搅得乌烟瘴气。
    吉字营五万将士的烧杀抢掠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友军都看不惯了。曾国藩当然是明白这种情况的,“升官发财乐呵呵”是他这支部队的动力。他在1857年给皇上的奏折里公开宣称:湘军的将士认为军营是图名图利的场所,把打仗当作日常的事务。
    当然,湘军将士并非个个贪婪,清廉者也大有人在。杨岳斌就是一个例子。
    杨岳斌是行伍出身,本来没什么文化,但他在提倡读书的湘军中努力学习,渐通文字,甚至能够写诗。
    湘军攻克天京以后,他看着许多将领掠夺巨资还家,一点也不眼红。他后来作了一首《归潭州》,用以自白。诗中说:“借问归来何所有,半船明月半帆风。”
    湘军攻克金陵的捷报传到清廷以后,清廷自然大大地庆贺一番。国际上报道了这个消息。英法两国在中国的官员也来庆贺。
    在湘军攻克金陵之前,英法两国多次提出派兵协助,还提出调印度兵增援,都遭到曾国荃拒绝。对于协助太平军的外国人,曾国荃令部队不加分别,一概攻击,将他们与太平军同时歼灭。
    曾国藩和官文联合上奏说,洪秀全倡导叛乱长达十五年,窃据金陵的时间也长达十二年,影响非常广泛。而本朝的武功强盛,超过了前古,屡次削平大难,在史册上大放光彩。
    嘉庆时期的川楚之战,仅仅影响到四省,丢失的城市不过十几座。康熙时期的三藩之战,也只影响到十二省,丢失的城市也只有三百余座。而太平军的起义,影响多达十六省,丢失的城池多达六百多座。
    太平军中有许多勇猛的战将,如李开方防守冯官屯,林启容防守九江,叶芸来防守安庆,都是坚忍不屈。这次攻破金陵城,十多万太平军没有一个人投降,甚至聚众自焚,毫无悔意,实在是古今罕见。
    朝廷的军队能够将他们逐步荡平,都是因为文宗显皇帝盛德宏模,打下了戡乱的基础,而宫廷极为节俭,却不惜用巨额军饷招募战士;朝廷对官员的管理虽然极为慎重,却不惜破格提拔有功之臣;朝廷的谋划虽然极为精密,仍然不惜委屈自己而听从将帅的计谋。
    这份奏章把湘军的战果全部归功于清廷,歌功颂德一番,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但是其中谈到对手非同寻常的顽强和造成的巨大影响,却是颇为真实的描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