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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军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5)

其五,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属于中级军官的佐领,有勋旧、世管、互管、公中诸种,除公中佐领外,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世家子弟承袭。高级将领如都统、副都统全都由满洲贵族世代垄断。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比如清军对准噶尔用兵时,雍正皇帝先后派出怯懦无能、寡谋鲁莽的满族贵族傅尔丹、马尔赛为将,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当的教训,反而极力庇护败军之将,迁怒于汉人将领。赐给傅尔丹御带,却将汉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关进监狱,将汉人署宁远大将军纪成斌处死。有的八旗将领不仅无能,而且怕死,在战场上闹出不少笑话来。康熙年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担任前敌将领的正白旗副都统色格,临阵怯战,推托中暑而下马。他的家人说:二品大员如此临阵退怯,将来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又把他扶上马。色格却再次从马鞍上滚下来,躲进草丛。等到打完仗回营时,还是浑身战栗不已,身穿甲胄、蒙着大被抖到天亮,一时传为军中笑谈。封闭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见一斑。
    其六,以体恤八旗官兵为由,不愿利用宝贵的临战机会对八旗军队做适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国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免受汉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汉人将领赵良栋欲发动进攻,即遭到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的反对,理由竟是"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其实不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北战争中都有不愿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缅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绿营兵22000名,八旗兵仅仅3000名,绿营兵数多于八旗8倍有余。1787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用绿营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敌者仅100名。1853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调集绿营兵53436名,八旗兵仅4999名,绿营出兵人数较八旗多出10倍有余。即使是派八旗军上战场,打仗时也往往是由绿营兵甚至临时招募的勇营兵打头阵,八旗兵在后跟随。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清后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龙江马队还稍能打仗以外,京营八旗和各驻防八旗大都是兵无缚鸡之能,将无才智之士。当时荆州旗营官兵甚至连自己军营中的财产都保护不了,还需要花一大笔钱雇人替他们站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窃财物,由此不难看出其军事素质之低劣。
    综上所述,八旗军由盛转衰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它的衰败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军队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时期,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要经过这一关。八旗军由盛转衰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过程中某些普遍倾向。清朝统治者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影响认识不足,固步自封,拒绝改革,直接导致了八旗军的迅速衰败。这一历史教训对后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