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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五宗罪

许多人都认为北洋水师原本是支劲旅,还拿什么舰队总吨位亚洲第一全球第八来鼓吹,我以前也是这般以为,后来见识多了,才知道这牢什子从一开始完全就是个花架子,内里自始至终就是空的。甲午之败,真是败得1点也不冤枉,北洋水师实在是1支一开始就注定要完败的样子货。而这,正是李鸿章中堂大人所1手炮制的。
    第一宗罪 滥用私人
    是人多少都会有“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总归父子兵”的情节,特别是长期处于宗法制度下的炎黄子孙。但是,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国家司命之所在,凡是稍有点职业道德的官吏,都不会在这个事情上犯浑,不顾一切的任用亲信。且看看李大中堂是怎么做的?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李大中堂的嫡系,是淮军集团的骨干,所以被李大中堂指定做北洋水师提督;颇奈何这丁大人是纯粹的陆军名将,虽然自己也下了功夫,无奈天资所限,就是对水战少根筋。丁汝昌倒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曾经多次上折子请辞,但李大中堂就是不允,他也只好挨下去。
    北洋水师总兵刘步蟾,是地道的水师出身,在军中很有些资历,而且曾经留学西洋并从海军学堂毕业,然而由于不是淮军嫡系,只能给丁汝昌当副手;刘步蟾尚且如此,其他真正富有才华的海军人才资历更浅,下场可想而知。这样安排当然会让人心中有气,再加上作为内行自然也对丁汝昌这外行有些看不起,于是潜意识里不免存了个袖手旁观看好戏的心思。李大中堂此些举动也没有大恶意,无非是死挺嫡系而已,但是其后果……唉!
    还有那个临阵脱逃的方伯谦,也是可圈可点。此人来头不小,乃是李大中堂如夫人的亲外甥。其实在甲午战争爆发前,这方大人就多番大肆公然违犯军纪国法,再加上他恃宠生骄在同僚中极为骄横跋扈,不论丁汝昌还是刘步蟾都早已难以忍受他,仅仅碍于李大中堂而赶他不走。呜呼!国家生死存亡大事,决定于无德无知的蠢妇之手,牝鸡司晨,安得不败?
    第二宗罪 纵容下属
    古人有云:“勿以善下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冰冻3尺非1日之寒,李大中堂平日里对北洋水师将领恶习的偏袒纵容,早已经掏空舰队的根基,真有战事,哪怕偶尔侥幸胜了一两场,最终也逃不了败亡的下场。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鱼雷下去炸不到敌舰,炮弹打开弹头里面都是沙子!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包括方伯谦在内的1帮衙内,在军备采购上大肆上下其手、以次充好、中饱私囊。北洋水师连弹药都是困难,也和这些蛀虫有着直接的关系。整个北洋水师和李大中堂对此都是知道的,但是既然李大中堂已经被枕头风吹倒,又能为之奈何?
    第三宗罪 拒绝新学
    李大中堂虽然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平时也很欢迎先进新技术,但是一旦涉及权力纠葛,就不顾国家利益,不惜将新思想新技术拒之门外也要保住自己的权力。
    北洋水师这1近代舰队新出现在中国,为保证教学训练质量,不能不聘用有丰富海军经验的外籍教官。北洋水师早期的德国籍教官,就是这样的人;然而这人非常有本事也非常专横,未应聘先狮子大开口:“没有舰队最高指挥权宁可不来。”当时李大中堂头脑还清醒,不论是为了军阀首领的权力还是为了国家主权,这要求都难以答应,无奈李大中堂实在是找不到其他有足够本事的人选,在只能从保障国家舰队主权和建立近代海军选其一的情况下,只好全盘接受。
    德国教官虽然骄横跋扈、无视中国军事主权,但是本事确实是有的,也很有职业道德,北洋水师在他的教导下“鸣炮如放矢,行船如御马”,其近代海军技术战术素质至少是合格的。但是,李大中堂无法忍受舰队最高指挥权受制于外人,于是一开始就有赶走德国人的谋划,果然不久以后,在刘步蟾出于私人恩怨的诡计下,李大中堂也就顺水推舟把德国教官赶走了。
    按说李大中堂无法忍受舰队最高指挥权受制于外人,倒也是对的;但是,又不是战火迫在眉睫,至少也得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再出手啊!然而李大中堂却没那个耐心。德国教官走后,北洋水师的新任英国籍教官,完全是商船海员出身,从未参过军,对海军事务知道极少,北洋水师提督又是个外行,于是北洋水师战力一落千丈。
    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停泊在佐士堡港。当时日本国内正为是否和中国开战争论不休,当时的日本反战派倒并不是有善心,而是担心日军打不过中国军队,特别是害怕北洋水师。北洋水师访问,正好给了日本人1次摸底的绝好机会。日本海军官兵上舰艇参观,看到除了极少数有非常得力管带的主力舰外北洋水师其它各舰艇,上面的水兵无不混混噩噩,竟然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在大炮炮筒上,再把手伸进炮膛1摸,竟摸出1手黄锈来。于是日本人马上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甲午战争后,知情人证实,上述腐朽现象,在德国教官在任时,在北洋水师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第四宗罪 政绩工程
    许多人都误以为北洋水师实力强于当时日本海军,关于这个问题,李大中堂自己给出了回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1年西元1894年8月29日的奏章中说:“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使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迅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则易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疍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禀清,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预算战备摺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
    但是,同1个李鸿章,在此前不久对于北洋水师的实力却另有1番描述。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中《李鸿章一贯主和》1文载:“光绪十七年,鸿章奉命偕张曜校阅海军。复奏详述经营海军之成绩,谓:‘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吞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益加申敬,以期日进精强。’”这是公元1891年即甲午战争前3年,李鸿章自己所描述的北洋水师,“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尚能日异月新”这些话,是吹牛、浮夸,还是事实?为什么只字不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到了西元1894年春,“复由鸿章偕安定为第二次校阅,复奏又盛称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及台坞等工,一律坚固。两次校阅,威仪甚盛。奏入均获褒奖。在鸿章之意,以战虽尚无把握,以守固深为可恃。”同样,在这次临战之前的校问中,李鸿章仍然只字未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之类话语,只讲成绩,搞得“威仪甚胜”,并且和前次一样,“均获褒奖”。所以,“光绪帝则以海军成绩既太有可观,当日人之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乃允翁同龢之请而宣战,实信赖鸿章所经营而日进精强之军备耳。”如果说北洋水师的船只、设备果真陈旧、落后到了不堪1击的地步,以致成了战败的主要原因,那么,李鸿章为了“获奖”而大搞“浮夸风”政绩工程当难辞其咎。
    第五宗罪 挪用军费
    有两个数字值得一提:一是在甲午激战之中,李鸿章向太后寿典送礼银十万两,并长芦盐商礼银十万两;二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赴日议和之前,在向代理其职务的王文韶交接时列册交代,尚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这笔钱是哪里来的?王文韶说:“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而积存者”。
    八百万两白银啊!你知道当时著名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花多少银子吗?才340万两!就这么1点的钱造出的海军在当时还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攒着克扣军饷而得的8百万两白银,还好意思在军费不足的问题上大作文章?明摆着是撒谎嫁祸他人开脱战败之责,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作所为。李大中堂的良心就算曾经有过,到甲午战争前夕,也肯定已经主动送去给狗吃了!
    综上所述,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罪责,李鸿章结党营私、丧权祸国的罪证确凿无疑,这铁案是翻不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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